本篇為黃武雄教授於20年前（1992）所寫的長文。1992年至今，台灣政治局勢已數度物換星移。2000年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兩黨政治出現契機；然時至 2012 今天，台灣政局又漸漸重回本文撰寫當時，統治者（權力意涵遠不僅止於「執政黨」） vs. 反對運動的局面。今日觀本文，統治者、媒體、反對黨映現於社會的「形象」，我們如何看待台灣政治的「說法」，仍如暮鼓晨鐘。「什麼是形象？沒有理想沒有眼光的形象，只是金粉紅粧的軀殼。….沒有志業的形象，只是包裝，…」、「把民眾當觀眾」、「溫和與理性不相干」等觀點，仍密切呼應了今日野草莓世代的社會關切、政治抗議觀點辯難。可喜的是，今日比諸 20 年前，資訊科技出現空前的變革與普及，而野草莓甚至「90後」世代之社會、政治關切情懷與行動，已有別於本文強烈批判的「反對運動的庸俗化」，重新顯現本文所述「反對運動堅持是非的精神，是它來自那凋零世代的傳統，也是它有別於統治者的判準。」可憂的是，「統治者」也重新成形，「庸俗化的反對勢力」則成為另一種盤據，而作為工具的「資訊科技」同樣服務他們；此外，中國以商逼政、吞噬台灣的威脅力道，台灣面臨資本主義全球化競爭、歸順與生存的課題難度，也皆達到空前的高點。
只是，當面臨內外艱險，崩壞每每始自內部。針對作者落筆之1992年時空，「統治者」長期 “黨-政-軍-媒" 一條鞭強勢控制、中央集權分配政治/社會/經濟所有資源，對比「反對黨」資源弱勢、媒體/社會視聽形象污名化、執政遙遙無期之焦慮、政治環境無法公平良性競爭下，反對陣營內部日益被收編與腐化，以及台灣社會習於沈默怕事、袖手觀望的街民意識，本文有完整周密的論述與深具啟發性的觀點，值得吾人今日重溫重讀，憶古鑑今，進一步觀察、思索，與面對台灣的未來。
多年來，為文批評的對象都是統治者。對於反對陣營，總期待它在運動中能發展出自我檢視與自我修正的能力，因此能支持便默默支持，始終不敢有一句苛責。朋友中若有公開寫文章，每喜歡對統治者與反對者各罵幾句，以示立場超然者，我無不譏評為五十大板主義，認為是知識份子的病態。
可是這幾年政情在變，統治者開始恍悟：原來它經營了幾十年的統冶基礎，縱然腐化，仍然十分穩固。原因是這基礎建立在龐大的權力與資源上面。只要它繼續掌控這塊利益大餅，適時養餵它的依附者，它便是巨無霸的百足之蟲。過去幾十年間外來政權的心虛，經此體認－掃而光。藉由壟斷的媒體猛敲邊鼓，統治者正迅速在收拾人心，塑造新的形象。
反觀第一大反對黨，延誤了幾年關鍵性的時光，迄今猶陷在泥坑中自我消耗。嚴重的自閉症使得它反應遲鈍，實權利欲又令它當初的理想逐日褪色。然後我注意到三四年前對它抱持熱切期待，在它的周邊默默支持的人，一個個在離它而去。
統治者那邊的形象因利益而重振，反對者這邊的志業則因利益而瓦解，這荒謬可笑卻無趣無淚的戲，正在主宰這美麗島嶼的生息。烽火台懿瀛先生掛電話來，要我每週撰寫一篇專欄時，我正無淚無語。統治者核四廠預算要強行解凍，大林蒲暴警侵入村裡濫打老人婦女以為報復，「廢國大反獨裁」的呼聲就如同書寫著這幾個字的氣球虛飄飄飛入雲端，無聲無息。然後是反對黨「倒人頭」，賄選傳聞不斷，金權人物列入全國不分區代表立委的榜首，有人公開批評賄選，指出民進黨面臨分裂，有人則反控如此公開批評會破壞黨的形象。
什麼是形象？沒有理想沒有眼光的形象，只是金粉紅粧的軀殼。戈巴契夫的改革者形象是依靠冷靜分析問題，把他改造蘇聯的志業直接訴諸民眾。深入基層與民眾正面對話，才一步步集結了進步力量。只有這樣冷靜、敏銳、勤奮與坦白。才能撼動保守勢力的根基。
什麼是反對黨的改革志業？這幾年反對黨著實為了要中產階級化，塗脂抹粉了好一陣子，最近又因金權化開始漆上金粉銀彩。沒有志業的形象，只是包裝，丟掉它也罷。
我無一點猶豫地答應懿瀛先生的邀稿，理由是決意加入先前為我譏評者的行列。只是我不從統治者的立場批評反對黨，而是守在另一邊，從反對者的角度看反對黨，事情應該攤開來談了。或許這樣做也是知識份子的另一種病態，但台灣社會到處是患有自閉症的人，自閉症對上自閉症，未始不是好事。
中產階級化？
這幾年反對黨為了提升形象，博得中間選民的支持，不遺餘力的在裝扮自己，使自己中產階級化。在議會路線為主導勢力的政治現實下，這樣的動機，原也無可厚非。尤其新興的政黨要發揮影響力，當然要獲得廣大民眾的認同。
但政黨要取得民眾認同的應該是它的志業，不是它的裝扮。打領帶、穿高跟鞋，吸收學者入黨以提升形象，也許有策略性的必要。但這些裝扮都與它的志業無關，不會因此真正開拓出反對黨的發展空間。
反對黨的發展空間是什麼？近年來反對黨的竄起，主觀條件固然是反對運動者數十年悲情的獻身與前仆後繼的犧牲，客觀條件則為民眾在經濟繁榮的基礎上熱切的期待著台灣出現較合理的社會體制。
可是長年的愚化教育與資訊壟斷，使多數民眾連自己真正在期待的是什麼，都模糊不清。誰能把台灣的現實情狀說明白，把民眾心中的期待清楚講出來，並努力加以落實，誰便會得到民眾的支持，從而開拓他發展的空間。
台灣現實的情狀是統治者透過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以少數人掌控絕大多數的資源與權力，使整個社會內部的自主力萎縮，使有心之士失力且無奈，使無心者愚化或墮落。具體呈現並深入分析此一現狀，可取得民眾的共鳴。而打破這樣的現狀，挑戰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重新分配資源與權力，使台灣社會再現生機，便是反對者的志業。
換句話說，釐清民眾內心的期待，使民眾看到多數人（包括自己）的利益，如何被公開或暗地裡剝奪，而將被剝奪的現象回溯於政治結構的弊病，這種「從現象回溯本質」的陳述方式，才能促發民眾的政治覺醒，吸引廣大民眾的支持。
反對黨要開拓發展空間，爭取中間選民，只在形象上中產階級化，不止無濟於事，而且可笑。真正要緊的是提出正確的訴求，與大多數人的利益相結合。如果說反對黨找不到這樣的訴求來對抗執政黨，那不就意味著：反對黨所站的是少數人的立場，而站在多數人利益那邊的，卻是統治者？
要提出正確的要求，須深入民間。一方面發掘民間的需要，另一方面則向民間表達反對者的政治理想，務使兩者在雙向交流中，經相互修正而契合無間。這需要努力不懈，經常而地毯式的佈樁。只到選舉前才站到強光燈前嘶喊，由掌聲疏密去判斷所嘶喊的是否為台下黑壓壓的人群接受，得到的不是民間真正的回應。只有平起平坐，面對同桌一二十個民眾，與他們對談，讓他們發問，才能發掘問題，訓練自己應變，整理自己思緒，以檢討自己修正自己，從而開展新的運動方向。這些都需要時日，但一年兩年之後，便會開始累積效果。戈巴契夫是這樣做才使共黨的保守勢力逐步解體的。但我們反對黨的公職人員從中央代表到地方縣議員都不屑做這些事。
台上對台下的演講，是由上而下的表演與支配，同桌對話卻是平等的質疑與衝激。也許統治者專制的抽象教育已如此根深柢固的植入人心，致使我們反對運動者心目中所熱愛的台灣，原來是虛構的台灣，是概念世界裡沒有百姓，沒有人之實體的島嶼。
把民眾當觀眾
甚麼是政治？政治毋寧是資源與權力的分配。幾年前反對運動初興，保守勢力的統治威權開始鬆動。有朋友問起，是否國民黨勢力從此逐步瓦解？我的看法是「怎麼會？！」理由很簡單，反對運動的主要訴求，沒有明確地擺在國家龐大資源與權力的再分配這件根本大事上。這件大事既不是高如統獨意識的上層建築，亦非低似公共政策的體制內計劃。但它是最根本的事業。如果政治抗爭的兩造勢力，不明白涉入龐大資源與權力的再分配，雙方對決的序幕其實尚未拉開。議堂上的跳桌武打，街頭上的慷慨衝撞，其實都只是對決的假象。
換句話說，當反對勢力認真而且明確的要求統治者把國家龐大的資源與權力重作合理分配，而逐步取得民眾的共鳴與支持之時，保守勢力不可避免的將面臨一場與多數民眾爭奪利益的對決。可是解嚴多年，這場對決迄未來臨，而反對勢力已屈居下風。原因是反對運動者一方面沈浸於獨立建國的美夢，把它當作根本的政治理想來追求。另一方面則將資源與權力的分配，窄化於執政黨與反對黨之間的分享，使得所有激情的奮戰，流為台上一個舊集團與一個新集團的拉扯，一場夢加上一場戲，都可惜只把民眾當做觀眾。
事實上政治與每一個人都有密切的關係，只是那關係盤根錯節，不是人人一目瞭然。孫中山講政治，說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這種說法使人誤解了政治，以為政治是少數人的事，因為大多數人都沒有餘裕與興趣去管理眾人的事。可是政治真正的意涵其實是國家資源與權力的分配。資源與權力如何分配，當然與每一個人的生活及工作，息息相關。舉個例子說，假設有人把國家資源大半放在軍事，用在養大批軍隊，那麼社會的文化及教育必然低落粗糙，民眾的健康及生活必然得不到好的照顧。反過來倘若文化教育及民生等資源充裕，民間個人及各族群能夠自主，社會才會綻放生氣，百姓生活品質才能提高。即使小而切身如青少年兒童會變壞的機會都將大為減少，因為教育回歸人性，學校變成細緻的小校，社區規劃大幅改善：博物館、圖書館、公園、球場處處皆是，兒童課餘有健全發展身心的場所可去，不致流連於街頭、電動玩具店甚或地下舞廳。小市民因此可少為兒女擔心。試看台灣多少徘徊在歧途路口的少男少女，一經轉到國外去讀書，只因發展空間驟然放寬，數年之後即變得穩定成熟，便可知公共資源與個人生活的紐帶關係，原來如何糾結，政治與每一個人的關係，原來如何密切。
反對運動者該做的事，是讓民眾關心並參與國家資源與權力再分配的事業。由此突顯：統治者所站的立場，原來是極少數人的立場，「國家安全」與「整體利益」只是統治者把持龐大資源與權力的藉口。深入民間，一步步指陳事實，使民眾認同反對運動者在謀求多數人合理利益的立場。這是作為反對運動核心的反對黨老早該做而未認真做的事。
也只有這樣，才能激發民眾的政治覺醒。打破中央集權、推動公民投票等這類訴求，都是指向重新分配國家資源與權力，使還之於民的大計，也是使台灣社會復甦的生機。
台灣的生命力
年前美國時代週刊登出一篇專文，用「貪婪之島」來形容台灣。最近有幸看到小野「尋找台灣生命力」的錄影專輯，感受到編劇者在劇中滿溢「不後悔的愛」。劇中有民國三十六年國府遷台前某日大公報的一篇評論，說台灣是當時中國唯一的清淨土，人民勤勞而且具有現代化的條件。影片亦播出幾年前趙耀東慷慨激昂的談話，指稱政府來台，把台灣「從貧窮變成富裕」，而小野鏡頭的焦點則落在今日的貪婪之島上人人追逐金錢，把台灣比擬為聖經故事中罪惡的所多瑪城。旁白打出：「這個小島不但沒有文化，生活品質及道德且日益淪喪」。
這一連串的資料雖有若干爭議，但自身已指出一個問題：台灣原本是清淨土，四十年後為何變成貪婪之島？反對運動者通常只怪罪於國府遷台後的戒嚴統治及貪污腐化。但是，政府的貪污腐化如何在幾十年內便傳染給百姓，使百姓亦變得貪婪粗鄙？若謂富裕使人貪婪，可是多少有錢國家並不如此奢靡。又謂戒嚴使人身不由己，但槍桿子並不必然污染人心。事實上問題的真正關鍵乃在中央集權。貪污腐化與戒嚴統治則為其背景因素。
中央集權的意義不只在於中央政府剝奪地方政府的權力，更在於全台灣絕大部份人民的權力與資源被中央掌控，使得社會每一層面每一角落的人都無法參與決定他自己周邊的公共事物，每一個人都須仰人鼻息才能做成功一點點事。
舉個例子說，台灣一般百姓對家前的垃圾堆如何處理，家附近的道路、綠地、圖書館、學校等公共設施如何規劃，工廠如何規範，溝渠如何整治，毫無置喙的機會。村里民大會只是虛設的基層機構，無一點經費及決策權，只有選舉買票時才會被重視。可是人的價值觀並非先天就有的，而是從做事，從他與社會的互動關係，把經驗逐步內化才建立起來的。當人有了錢，若沒有機會透過參與公共事物，去肯定自己的存在，樹立起新價值觀的典範，於是多出的能力與財力，就促使他往物質享受中去尋找出路，藉炫耀財富來襯托自己的價值。這是台灣社會有了錢之後卻發展不出像樣的文化最直接的理由，也是台灣新興的市民階級先天貧血而不帶有進步性的原因之一。
黑格爾雖然是鼓吹近代國家主義最力的哲學家，可是他也明白指出市民階級參與公共事務，對理性國家的形成有著不可替代的功能。公共領域之發達是現代理性社會的特徵。可是台灣四十年來在國民黨高度中央集權的統治下，人的公共領域被剝奪殆盡，殘存的只是以賺錢營生與娛樂消費為主題的私領域。但一個只有私領域而無公共領域的富裕城市必然淪為墮落的所多瑪城。
四十多年的中央集權，事實上比許多人所能想像的更深層、更細密的壓抑了人的自主性。一旦失去自主，人的價值、創造力連同人的生命力，便跟著萎縮。原來，小野所想尋覓的台灣生命力，是消逝在中央集權巨大的掌心中。
返回社會母體的信物
在台灣，人只有私領域，沒有公共領域。而在海峽對岸的中國，人卻只有公共領域而無私領域。兩岸的經濟雖水準不一，但社會一樣都腐爛僵化，政治一樣都中央集權。
只是中央集權的方式不同，腐爛僵化的樣態也不同。這邊的中央集權是不讓民眾管事，怕民眾一管事，統治者便不能控制。那邊的中央集權則把全民組織來，大小事組織都要過問。兩岸都有神聖不可褻瀆的國號國旗，權力由上而下，人都失去真正的自主，社會連同文化都無創造力的生氣。唯這邊的日子比那邊好過一些，原因其一為台灣先天的條件較好，另一則為國民黨的統治不如共產黨有效率。亦即，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其統治的手段越無效率，人民越福氣。
社會要健全，須靠不斷的自我調適。而社會自我調適的機能能不能順利運轉，則看人有無充分的自主性。專制性格的統治者從來不相信人的自主能力。它們只把人當作「人力」與「人口」來對待，要民眾多做工時，叫人力規劃，要民眾少吃飯時，叫人口節育。兩岸的政權都不喜歡人民用腦子想問題，或動手去做自主創造的事，更不喜歡將權力與資源下放，由老百姓去決定自己的事，去調適社會發展的方向。詳細一點說，中央集權在台灣剝奪了人參與社會秩序的公共領域，只留給人賺錢營生的私領域。而在對岸則一方面剝奪了人的私領域，另一方面把充滿教條的公共領域強施於人，這種扭曲後的公共領域，是極權者操縱下的產物，不是真正的公共領域。所謂公共領域，原本是人為了「社會共同福祉」而參與建立社會秩序的「自主」空間。從周邊及地方公共事務、日常工作中的公共決策，以迄國家政策及憲政秩序，無一不屬於公共領域。但「社會共同福祉」一辭最容易被集體主義者濫用，拿來壓制個人。追求社會共同福祉，卻不出於自主，公共領域便不成其為公共領域，而只淪為集體主義的工具。事實上，十九世紀以來，早期社會主義的人道理想在現實政治中消失，便因人的自主被剝奪殆盡，而變得面目可憎，終致墮落潰散。
心理學家弗洛姆（Erich Fromm）講人，說人離開母體降生之後，有了自由而發展智慧，卻難免因疏離而焦慮恐懼，但重返母親的子宮已不可能。這時候，新的母體是社會，人要返回社會母體的信物，則為工作與關愛。他所謂工作指超越於賺錢營生而參與社會，而所說的關愛亦不限於私情。人在返回社會母體的路途上，肯定自己的存在，重建新的生活價值與社會秩序。而返回母體的運作場所，便是公共領域。
不論是此岸或彼岸，由於缺乏這種具自主意涵的公共領域，兩個社會都必然失去生命的姿顏與活力，都必然乾枯腐朽。而漢族千年專制文化下的中央集權則為其罪魁。
台灣本是清淨土
幾年前有個少為人注意的報導，說某日琉球物價大漲，一家雜貨舖的雜貨仍然不漲。人問老板其故。答曰這批貨物進貨時還未漲價，故按舊價賣出，待下批進貨之後，當依新價發售。
半世紀前台灣社會的一般百姓做人做事，便如這雜貨舖主人一樣淳厚敦實。二二八事變發生時，貪贓公帑被百姓搬到大街焚燒，百姓只圍觀叫好，無一人藉機竊取分文。事實上，戰後的台灣倘若放回中國的歷史去考察，卻是避秦以來中國社會罕有的清淨。國民黨官員如趙耀東一再誇稱國民政府來台，才把台灣從貧變富、從落後變現代，是不了解台灣，扭曲事實。眼前這一代一般百姓因受統治者愚化教育，亦人云亦云，未辨真相。至於反對運動者，在賄選傳聞中，若能回到歷史，看清楚半世紀前的台灣社會，或許有助於反對角色的定位。
（一）戰後的台灣，仍保有移民社會是非分明的特質。移民社會是人與天爭，而不是人與人爭。換句話說，移民社會的發展是開放性的：當人足夠努力而且有足夠聰明去開拓出一片新天地時，人便有飯吃有衣穿，有起碼獨立自主的生活空間，人的是非價值便由此建立。大凡老大帝國之內，人民非靠人與人爭則無以為生，當然權謀機詐大行其道；而在新生的移民社會中，這套對付人的格式卻不管用。逢山開路遇水架橋，若不務實求是，則路崩橋毀。想靠攀關係找門路，同大自然擠眉弄眼，大自然不會有一絲回應。大自然本身蘊涵世間真理，人的是非由大自然孕育，亦須放回大自然之中檢驗。移民社會的百姓天天打交道的對象是大自然，因此容易養成是非分明的論世態度。
（二）日據時期，前二十五年藉武力鎮壓，後二十五年則靠安撫歸併。由於治台時日尚短，日本統治者只收買台灣少數大地主，還來不及與台灣中小地主階級結合。二次大戰後日本戰敗，其統治勢力一夜之間撤走，原有控制的廣大資源，尚未立即被台灣各級地主階級分贓把持。社會發展空間頗為遼闊，這使得民間潛藏的生命力躍躍欲起。
（三）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大量引介西方現代知識。在漢文明原有的文化基礎上，台灣知識分子迅速透過日本之引介得到相當堅實的現代知識訓練。及至戰後，台灣本土一代至二代現代化人才已儲備完成。自科技專業以迄美術雕塑，皆有數量與水準相當可觀之人才出現。而日人因計劃將台灣永久歸併，乃於戰前在台大力推展長期現代建設。這些都使台灣社會在國民黨來接收之前，其現代化條件已遠遠凌駕於除日本以外之其他亞洲各國，亦為當時之中國所難望其項背。
事實上，戰後的台灣，有台灣民族社會千年以來難得一見的清明。不幸國民黨接收時的貪污腐化，其後的白色恐怖，長達四十多年的戒嚴統治與迄今猶陰魂不散的中央集權，埋葬了一整代的人，扭曲了台灣半世紀來的發展，也使那一度出現於人類歷史的清淨土永劫不歸。
凋零的世代
上週五登出〈台灣本是清淨土〉一文之後，有經歷台灣戰後那段時日的年長讀者來相找。舉證支持該文論點，說當時台灣百姓極其守法老實。有多少日本人撤走之後留下的宿舍、土地甚至工廠，長時間空無人用，始終未聞有百姓佔為己有。當時台灣連流氓也講義氣，盜亦有道，有所不為。
相形之下，見證過半世紀前台灣社會那一世代的人，最感慨國民黨來台時的專橫苛暴，貪贓枉法。軍人買東西不付帳，老羞成怒則當街杖打小販；兵車橫衝直撞，壓死老弱棄之不顧；大小官員盜賣公物上下其手，發財又升官。在那一世代人的心中，幾十年來這類怪現象並無真正改善，只是明搶變成暗奪，而爛得發黑的根卻愈長愈深，深入台灣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紅包回蜷扣才辦得了事，正直講理則一籌莫展，甚至反被打壓，或遭迫害。台灣社會之價值因此錯亂，道德因此淪喪。同時，白色恐怖與軍事戒嚴，則使那一世代耿介之士或死或禁，或閉門不問世事。對於那一世代的人，半世紀前的清淨土，如何一步步變成半世紀後的貪婪之島，是這等鮮明真實的刻劃在他生命之流中的每一個年月。
是如此淪落的半個世紀，使那一世代人的生命力蜷縮。也是如此荒謬的半個世紀，使那一世代的人變成反對運動中沈默但堅定的支持者。在近年新興的反對運動中，是他們的手，一次次把自己辛苦掙來的錢塞入反對運動者的捐獻箱，沒留下他們的姓氏。也是他們老邁的身影，堅持靜坐，露宿街頭於淒風苦雨的夜晚，默默支持反對運動的抗爭訴求。
隨著歲月老去，那一世代的人也急速在凋零。他們是反對運動無聲的鐵票，他們支持反對運動者，不是由於他們有多認同某個政治菁英的個人形象或他提出的抗爭訴求，而是因為他們那一世代的人對歷史事實的記憶刻骨銘心。他們的凋零也意味著反對運動的鐵票逐年在縮減，此亦為反對運動者須及早警覺，並嚴肅面對的事。又若非刻意而且用心的記錄他們曾見證的大小事實，一個世代的歷史將隨著他們的凋零而空白、模糊或遭人扭曲。在某一社會裡，文化與價值的詮釋權，通常都落在知識菁英的身上。台灣那一世代的知識菁英，雖然透過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已初窺西方的現代化精神，但當時的台灣尚為農業社會，知識菁英的出身經常是小地主階級。由於日本在台統治時日尚短，小地主階級還未被收編於日本統治階級的利益圈中。因此他們在戰前對日本統治者以及戰後對國民黨，都帶有反對色彩，成為當時台灣社會的進步力量。本身也協同建立起當時台灣社會步向現代化的價值典型，向台灣民間拓散新的價值觀。可是二二八之後，他們的聲音從歷史中消失，台灣社會便失去價值觀的重心，無所依傍。
葉石濤描述二二八之後國民黨在台灣推行它在大陸時期不敢也不想做的土地改革，使那一世代出身於小地主階級的知識菁英，連在經濟上都無法自存，而由日文改採中文為統一國語的語文政策，更使這些知識菁英一朝之間淪為文盲。
那一世代的知識菁英，在戰後面對社會的混亂，政治的專橫，經濟的困頓以及文化的斷層。他們原本身負台灣一個世代的價值重心，卻因宿命的悲劇，倏然從歷史中消音。此後台灣已不再是清淨土，不再是美麗之島，而是一葉失去生命力的孤舟，漂泊在大洋，隨波逐流。
反對運動的傳統
任何政治運動的崛起，都有它的精神力量與發展條件。台灣近年新興的反對運動，在蔣經國時代中期，因應台灣經濟發展的自由化需求，開始從白色恐怖中走出。經中壢事件、橋頭示威到美麗島大審判，攫住了全島民眾的關注，也吸引大量新生代的投入。其後在國民黨迫害、孤立、壓制與醜化之下，逐步開展，贏得廣大的民間暗裡同情。到蔣經國時代末期，反對運動終於突破黨禁，成功組黨，並為接踵而起的社會運動鋪好路基。及至五二_農民運動被鎮壓，李郝體制成形，並與金權充份結合，統獨之爭正式攤上檯面，反對運動便已形塑出今日的面貌。
但面貌之下終究要有精神力量的，精神力量則又來自傳統。台灣反對運動的傳統是什麼？
在今日反對運動者身上流著的，應是凋零於戰後那一世代人的血液。那一世代堅持是非的反抗精神，穿過歲月凝結成新興反對運動的傳統，使七０年代的反對運動平地春雷的崛起，震驚了國民黨統治的領導中心。
由於這股堅持是非的傳統，美麗島事件之前，反對運動者經小道消息傳出的每一句話，每一點訊息，都被民間毫無保留的相信。也由於這股傳統，一批批有理想色彩的新生代從無名的角落走出來，投身於反對運動的行列，較進步的中產階級則站在隔街默默支持與期待。有四、五年的時間，黨外雜誌能穿過情治人員全面嚴禁查扣的防線，進入民間廣為流傳，而售書猶有贏餘，反映的正是民間對反對運動傳統的信任與肯定。
可是與此相伴發生的，即是這股傳統迅速在流失，流失於反對運動的庸俗化。選舉政治的現實利益使佔據權力要津的中生代在名利中忘卻傳統，而歷史的斷層又使新生代未及辨認傳統之前已漸居權力要津。進入八０年代中期之後，連反對運動賴以打通民間聲息的地下黨外雜誌，也沾染粗糙短視的惡習，有些報導竟為聳動人心，而捕風捉影，肆意渲染，以致失去讀者信心。早期反對傳統中的信實精神，已被幾十年戒嚴愚民與加工短利交乘出來的劣質文化所吞噬。
反對運動堅持是非的精神，是它來自那凋零世代的傳統，也是它有別於統治者的判準。近年反對運動的庸俗化，已使這樣的精神模糊難辨！也使更新一代的年輕理想主義者望而卻步，十年前為獻身反對運動而絡繹於途的盛況已無復可見。尤其值此民進黨內賄選分裂疑雲密佈之際，尋回傳統，重新定位，或許是反對運動復甦更新的唯一生機。
花與蝶
最近民進黨發生年底立委選舉全國不分區代表的賄選傳聞。傳聞之所以發生，在民進黨內部是由於反對運動的傳統已日益為庸俗化的質素所嚙蝕，猶幸有一股反省力量：在黨的外部則基於反對運動的支持者對民進黨兩三年來的抗爭目的模糊變質而失去信心，卻存有最後一點期待。
反對運動的支持者之失去信心，固然有種種面向。其中之一則呈現於近年社運與政運之間的裂痕。社運與政運間的關係，猶如蝶與花之共生共榮。蝶因花而寄食，花因蝶而四處流播。由於政運之慷慨犧牲，突破戒嚴，社運才有起始的開展空間，致如雨後之春筍。又由於社運之深入民間，尤其深入弱勢族群，呈現社會內部的實質問題，政運才能放大分貝而萬旗飄揚，波瀾壯闊。民進黨既代表政運，囊括反對運動中的主要政治資源，其幹部（包括黨主席）若不能理解政運其與社運，唇亡齒寒兩相依存的關係，敷衍甚或踐踏社運需求，則嫌隙必生，反對力量亦勢必削弱。而社運工作者如果對本身的自主性擴大解釋，無視於：唯有兩相依存，凝結反對運動的全部力量，才能使統治者有一絲讓步，則容易流為孤芳自賞，在虛無中枯萎。去年年底國大代表選舉以來，社運與政運兩股力量始終無法整合，且齟齬不斷。及至四一九，民眾遭無情痛打強制驅散之後，反核示威者為訴求單純，猶與政運劃清界限。這些都是令人扼腕的錯誤。一年之間，反對運動者得到的成績單，是統治者得國代四分之三以上席次完全主控修憲，並悍然解凍核四預算。
為了賄選傳聞，八月二日民進黨將召開黨代表臨時大會，重新決定全國不分區代表如何產生，這顯示出黨內部的反省力量抬頭，值得肯定。報載會有數案被提出考慮，其中有：由黨員直選案、放棄代表名額案、由黨主席提名中執會決定人選案，及由弱勢團體及學者專家擔任案等。
連日來已有較具理想色彩的人士撰文支持最後一案。事實上此案是否有學者專家擔任並不重要，學者專家在立法上自有它可扮演的角色。（如成立黨團立委之學者專家顧問群，賦予較積極的任務，不必堅邀其站到台前，逐漸變化為政治人物。）但由各領域的社運代表來當不分區代表，卻可整合社運與政運之間的斷層，豐富且深化問政內容，擴大反對黨的結合面以吸收中間選票，從而壯大反對運動之陣容與力量。社運代表不一定自弱勢團體產生，而應依目前社運主要領域來推選代表。例如自環保、原住民、殘障、勞工、農民（含漁礦）、教育、婦女、文化、青年（代表學運）、無住屋者等各領域依順位選出代表各一人。公開接受推薦，由黨主席及中執會成立甄選小組決定代表名單。不必拘泥被推薦人為現有黨員，以擴大結合面。同時，社運團體則應承諾全力助選，而非坐享其成。
沒有社運的政治運動，會聽不到民間的聲音，容易陷入實權政治只有腐屍味的權謀策略沒有生命姿顏的坑洞中，散失反對者的精神力量而不自知。台灣的政治距離兩黨制還有一段遙遠的路，民進黨執政之夢仍為幻影。夢要成真，先要回到民間，回到反對運動中，尋求支持，尋求源源不斷的生命力。政治運動者掌握政治資源，便也主控反對運動的發展。主動讓予社運者一點自主空間，並非施捨，而是為了共生共榮，豐富反對運動的內容，也早一天實現執政之夢。當蝴蝶能展翅遠行，牠腳下的花粉才能四處遠播。
理性與溫和不相干
近年統治者為了抑制街頭運動，常利用媒體不斷呼籲理性溫和，來暗示反對運動會帶來的暴亂，使民眾認同統治者維持政權安定的立場。最近一兩次反對運動示威平安無事之後，連遊行主持者於事後也自稱其經過理性溫和，是謂成功。
其實理性與溫和是扯不上邊的。當社會發展到必得求變之時，順應其變是理性，強壓不變才是不理性。美國獨立革命、孫文推翻滿清與台灣反對運動突破戒嚴，盡皆理性但不溫和。
而戒嚴期間，內政部長林洋港說台灣的戒嚴只實行千分之三；國大臨時會之後總統李登輝說這次修憲比革命更具革命性；而幾天前在民進黨代表臨時會上，立委陳光復說吃素的人是少數所以也算是弱勢團體，應有吃素代表，藉此否定弱勢團體代表的正當性。這些言辭則為溫和但不理性。
那麼，理性是什麼？理性是人脫離自我中心進入普遍世界，以普遍觀點看待事物的一種態度與能力。並不是所有人所有時刻都要用這種普遍的理性來對待生活。齊克果刻劃哥本哈根街頭男女的特殊風情，嫌惡黑格跠的大塊宇宙與國家理性，卻因而開啟了存在哲學的思潮。文學藝術宗教工作者由深刻掌握特殊，去探索普遍，政治家則應有切入普遍世界核心的能力，從普遍中去觀照特殊。
兒童的天生特徵之一是自我中心。但這種自我中心並非道德上的自私，而是認知上的限制。由於兒童早年所有知識，皆經由他本身的感官去碰觸外界，不斷與外界互動才逐步形成。所以幼兒無法跳脫自我本位去看事情。人類文明的成就，便是人一級級脫離自我中心、部落中心、種族中心與國家中心而一步步獲致。當人開始學會從他人的不同角度去感覺事情，去探討問題，從而找到普遍觀點，找到不變性與普遍原理時，人便開展了文明，發展出理性。法律與科學都是這樣發展出來的。
歷史當作歷史科學來探討時，也在找尋不同社會發展下的普遍規律，在比較不同社會發展中的特殊面目。在這種普遍觀點之下看待問題，便是理性。上述林李陳諸人看法，固然溫和，但都離不開族群（比如說統治階級）中心或個人的自我中心，而不是從歷史與社會發展的全面觀點去分析內因，所以不理性。反過來像美國獨立革命、菲律賓人民革命等，則從當時社會變遷的普遍需求去行動，雖不溫和，卻是理性。
理性不是泛泛無所堅持的所謂客觀，而是蘊涵著：由特殊歸納出普遍，在普遍中推衍，再從普遍又回來印證特殊，如此來回往返的辯證過程。但因為人經驗的限制，事實上無法來去自如，這使得哲學或科學的理性主義落入普遍世界的陷阱，忘記觀照特殊而流為專斷：也使得文學藝術的創作主義者掉入特殊的坑洞，看不到普遍（如普遍人性）而變得虛幻。
但我們的統治者，什麼都不是，連兒童認知上的自我中心都不是。它只是統治階級利益的自我中心。把理性與溫和劃上等號，正好顯示出它把持利益的用心。理性與溫和毫不相干。相反的，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經常因理性而孕育了對威權的叛逆。十八世紀啟蒙運動者強調普遍人權，強調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性主義，卻觸發掀天翻地的法國大革命，使人類的歷史敲開近代世界的大門。
認清理性與溫和的差別，會延緩反對運動的庸俗化。
執政之夢
在野黨想要執政，是天經地義。台灣近年新興的反對黨有此大志，也理所當然。但到執政之路的思維有兩種:（一）既準備執政，便要使民眾有信心，對內當然要重法紀，使令出必行，且規範黨員要靠制度，不能靠精神或道德。（二）既仍未執政，首要之務便是擴大結合面，以多數民眾利益的立場作為反對黨的發展訴求，吸引多數民眾的認同，以早日執政。
前者對內，後者對外。兩者都非常重要，這無庸議論。問題出在兩者衝突時怎麼辦？這時應如何取捨？比如說：某黨員在初選登記截止日期後，才決定要參選，設若他本身的特殊條件無疑可大力開拓新票源，爭得中間選民認同，不必在反對黨百分之二十五的鐵票圈中搶骨頭。這時反對黨要接納登記鼓勵參選，還是要判他違紀逼他脫黨？又比如說黨內現有制度無法事先有效防範賄選，賄選縱然只有傳聞及間接證人，但已足以吞噬反對黨的精神力量，這時應任由它去，還是要嚴肅面對？
兩種思維方式都為了要執政：因執政之後，黨的法紀尤為重要，另一方面，非多數民眾認同，自無法執政。可是兩者主次如何排定？這是最近反對黨本身亟待自我釐清的問題。設若一年兩年之後便執政在望，那麼整頓內部建立法紀制度，當為刻不容緩的事。但以今日反對黨的內在體質與外在條件來看，執政仍然是遙不可及的夢。反對黨在未來一二十年內會如何起落？是分裂，是重組？是煙消雲散，是日益壯大？是依附於國民黨，還是取而代之？是多黨林立，還是兩黨制衡？這條漫漫長路潛藏的許多變化，誰都無法預知。人可以有雄心壯志，但更需智慧及毅力。
如果看不出短期內便可執政，那麼最重要最踏實的事便是壯大，結合多數民眾以壯大。固然強調內部的法紀制度，也因組織強化，有助於壯大，但更常發生的是：變成劃地自限，尤其法紀制度的物質基礎乃為資源與權力，對於資源權力盡皆極為短缺的反對黨，要在內部伸張法紀制度，最後只有風風雨雨，山頭林立，誰也不服誰。
若是要壯大，要結合多數民眾，便不能不回歸於堅持是非的反對傳統，這是當初反對黨賴以崛起的精神，也不能不把多數民眾的期待與認同放在反對黨發展思維的第一順位。
執政其實是夢，夢會模糊現實。反對黨原只是反對運動中的一個成份，而今日反對黨的政治活動也只是台灣反對運動奮鬥史的一頁。它不是反對運動的起點，也不是終結。把自己放回歷史之流，從歷史巨大的回聲中才能分辨自己言語的意義。
台灣人的街民意識
街民意識是新興反對運動的思維中較內在的阻力，也是「台灣人」文化深層結構的問題。（本短文所稱「台灣人」，暫指光復前已定居於台灣的人及其後代子孫。）
一個拓展中的社會，人是開放直前的。田立克（Paul Tillich）寫《生之勇氣》一書時，曾指出近代歐洲自文藝復興以迄大移民時期，人從過去接受命運轉變為對命運展開奮力不懈的格鬥。命運就如帆上的風，人類是舵手。來台灣的移民，經歷四百年的開疆拓土，原本也有這種開放直前的特質，可惜經過外來統治者一再的壓抑。普遍卻變得封閉猶疑。
通常一個社會，尤其階級流動率偏低的農業社會，其上層階級主控並運用整個社會的權力與資源，中層階級固守或小心翼翼的經營一塊屬於自己的小天地，底層民眾則在血汗與淚水中直接生產社會財富。在外來族群的統治下，本地的上層階級只有兩種選擇：依附或自保。依附便同化於外來統治者；自保則降轉中層階級。兩種選擇都使上層階級的主導功能消失。台灣各階級的活動，近百年以來便出現這種削平塔尖的金字塔結構：沒有上層的運作，只有中底層的固守與納貢。台灣人，這一族群的街民意識亦在這樣的歷史經緯裡產生，隨歲月而深植於族群的意識深層。街民意識指的是小鎮鎮民（town people）的意識型態。一個鎮民擁有的也許是一爿店舖和一棟住家，他在那裡出生，在那裡長大，在那裡度過一生小康的生活。他不偷不搶，頗能堅持小是小非，但視野靣窄，不能欣賞異類。他救濟乞丐，但深惡搶匪。他潔身自愛，但害怕大風大浪，對於變局與新生事物，始終深懷疑懼。
這種意識當然普遍存在於每一個社會的中層階級。但在台灣由於長期接受外來統治，台灣人的上層階級被剝奪其大開大闔運用社會資源的權力，而併入中層階級的守成架構中。整個族群的活動因此被壓縮在固守「現有」與提供勞力的夾層。中層階級守成的街民意識遂成為整個台灣人族群的主流意識。
戰後國府來台，軍隊鎮壓與土地改革，更突顯台灣人這一族群被「削尖的」金字塔結構，也更強化台灣人的街民意識。六_年代以後，社會上下流動率雖然增加，但政治的中央集權則更徹底的壓抑人的創造力，台灣人的街民意識愈形鞏固。
街民意識呈現於台灣人族群的各個面向。譬如反映在教育或就業市場上，是汲汲於替子女謀得一個沒有開創性的鐵飯碗：反映在學術界，則為清高自許但不易進步的閉門造車；反映在政治上是對現體制的依賴與對台灣未來強烈的不安全感；而反映在反對運動中的，則是劃地自限，只論小是小非，無視大社會的脈動，不能結合多數民眾與對底層階級群眾的陌生與恐懼。反對運動的崛起，曾印記先行者大是大非的腳跡，可是紛沓而來的眾多步履很快便踩亂了地面的留痕，街民意識界定了反對運動的格局。反對運動掙脫不出這格局，說明的其實是街民意識在台灣人族群的百年記憶久久不滅。這或許是被統治族群的歷史宿命罷。
裁軍與社會復甦
裁軍是二十世紀末人類社會最重要的課題，也是自古以來人類長久壓抑的和平夢想之所寄。台灣反對運動者應毫不遲疑的鼓吹裁軍，以結合多數民眾，釋放台灣的生命力。在專制國家，軍隊從來便是統治者壓制人民的工具。半世紀前，台灣剛歡天喜地的送走了窮兵黷武的日軍，二二八來台的國民黨軍隊立即滿手淌著台灣民眾的血。然後是長達四十多年的軍事戒嚴，軍隊不過是統治者施行白色恐怖政策的後盾。絕大多數的民眾應召入伍，內心都只有無奈與恐懼。豎立槍尖與鐵絲網的軍營，象徵台灣二千萬民眾一生下來便揮之不去的夢魘。
六_年代全球性的反戰運動，激起千萬人內心「人類一家」的高潔情操。這是三_年代埋葬在西班牙內戰的英魂復甦。幾億人開始對戰爭的本質重作深刻的反省，而逐步從依靠軍隊來保衛人民安全的幻夢中驚醒，恍然大悟軍隊的任務原來鎮壓重於防衛。可是軍事戒嚴下的台灣，在這席捲世界的反戰浪潮下處變不驚。從幼稚園小班開始，純潔的孩童猶唱著「哥哥爸爸真偉大」、「當兵笑哈哈」。Joan Baez 淒美悲情的反戰民歌一吹入台灣，即刻變調成沒有血淚的青春旋律。
而八O年代台獨意識的興起，必然伴隨著島嶼新興中產階級強烈的集體不安全感。面臨對岸專制中國對台灣主權的強悍索求，反對運動者亦陷入發展軍事甚至核武以保衛台海的迷思，無法決然要求裁軍，削弱統治者手中工具，重新分配國家資源，來發展民間力量，與民眾利益站在一邊。這是反對運動思維的困境。如此困境使得反對運動的訴求顯得軟弱無力，而與統治者難分彼此。打著台獨的旗幟，徒然為統治者的獨台鋪路。
反對運動的反對意義，應該比獨立建國的抽象理想根本而深刻。反對運動者應該從根本反對統治者藉手中龐大的國家機器壓制民眾，從根本反對統治者主導下的人與人的剝削與壓迫，使人的生命力從舊社會組織中釋放出來，共同去摸索，以形成新的人性化的自主社會。台灣獨立在這樣的思維脈絡中才顯得天經地義。
裁軍也依此脈絡尋思而變得理所當然。反對運動在台灣現階段提出裁軍，應以如下事實為經緯：
（一）台海四十餘年來之所以無戰爭，並非庇蔭於台灣國防兵力，而是國際情勢使然。倘若兩岸戰爭發生，台灣軍力即使加倍擴編，亦無濟於事。台灣安全不能仰賴國防兵力，而須依靠台灣社會內部的凝聚力與全球政治外交的情勢。
（二）目前國防預算併計其潛藏部份，達國家總預算之半，四十多年累積下來，台灣社會各層面的發展因而萎縮不振，只能在夾縫中自存，因此品質粗糙。以最近布希答應軍售 十六戰機一百五十架為例，售價達一千五百億台幣。只要省下其中五十架，便可新設五所至十所大學，招收新生三、四萬人，大幅紓解台灣中小學教育的升學壓力，台灣教育將因此活潑起來，這是解決台彎教育問題該跨出的第一步。
（三）青年徵召入伍，延遲創業年歲。大幅裁軍可釋放大量人力，投入社會建設及創新，尤其有助於縫合目前各行各業技術人才培育的斷層，亦有助於促成台灣學術研究的升級。
這些事實無一不與民眾切身利益攸關。反對運動者應以裁軍作為中程抗爭訴求，以擴大結合面。並催化台灣社會生命力的復甦。
反對黨的訴求
這幾年反對黨一直找不到適切的抗爭訴求。去年國大代表選舉前後，這種焦慮尤其瀰漫於反對黨內外。尋找抗爭訴求時，反對黨每每陷入一時策略的考量，以致無法突破困境。事實上找不到抗爭訴求，說明的是反對黨逐漸在脫離民眾而自我迷失。選擇抗爭訴求，先要問：反對黨反對的是什麼？
反對運動崛起的原因，是統治者長久把持權力與資源，背離甚至出賣多數民眾的利益，阻礙而且扭曲社會的健全發展。反對黨所反對的，正是統治者這種作為。因此結合多數民眾的利益，與多數民眾站在一邊，便是反對黨的志業，也唯其如此，反對黨才可能取得多數民眾認同，反對黨的事業才能蓬勃發展。反對黨提出的訴求，必須能切入統治結構的核心，切入重新分配權力與資源的深層，讓民眾因認同這些訴求，尾隨而來，而不能始終迂迴的游走於問題的邊緣，唇焦舌敝的停留於所謂「宣導」與「教育」民眾。例如中央集權是國民黨四十多年來手中最有效的統治利器，也是台灣社會的痛灶。直接挑戰中央集權，要求統治者把權力與資源下放於民間（不止下放於縣市鄉鎮，亦下放於街里社區，下放於個人），可以匯集民眾的支持，促發民眾的政治覺醒，更進一步催化台灣社會體質內在的調適與變革。這才是台灣社會改造的契機。
往者已矣，未來五年十年間，反對運動的抗爭焦點應該集中在包括：（一）中央集權的解體，（二）大幅裁軍，（三）實施公民投票，（四）開放大眾媒體等的具體訴求。
前文已約略探討大幅裁軍的意義。裁軍的意義是瓦解保守勢力的本營。戈巴契夫上台不到兩年便動手大幅裁軍，軍隊從來是統治者的工具，即使先進國家如英美亦然。執政者能大刀闊斧的裁軍，所顯示的是改革者從事改革的真決心，決心與保守勢力從此割裂，走向民眾。李登輝曾公開自誇比戈巴契夫高明，故未蒙難。其實李氏從來不是什麼改革者，他上台之後，從未敢像戈巴契夫那樣，經常出現在鄰里村道，出現在電視上，將改革的理想直接訴諸民眾，尋求民眾支持，以對抗保守勢力的反撲。對於龐大的軍方勢力，李登輝未曾主張裁減一兵一卒。這是因為軍隊自始便是國民黨統治台灣的後盾。所有統治者都反對裁軍。
可是台灣新興的反對黨也不曾認真考慮過裁軍。布希答應出售F16 戰機一百五十架，台灣百姓不分老少，每人須為此支付一萬元，一家五口便支付五萬元。但耗費這麼龐大的社會財富，果能提供台灣百姓的安全嗎？還只是為了求取心理平安？不反對裁軍的反對黨到底要反對什麼？
反對黨應竭力主張精簡現有兵力，大幅裁軍，以這次戰機軍售作為議題，與統治者對話，藉此向民眾剖析利害。要求逐步裁軍，將節省下來的幾千億財富轉用於民生與文化建設，同時提出裁軍以縮短兵役年限，甚至考慮改徵兵為募兵。這些號召容易吸引民眾（尤其婦女與青年）之認同，亦有助於社會復甦。
二十世紀的思想家如羅素、馬孤哲、愛因斯坦、卡薩跠斯等人無一不是反戰主義者。裁軍與反戰除了具有現實的政治意義外，更涉及人根本的思想解放，涉及人的自由與價值等較深層的問題。
公民投票與政治覺醒
促成公民投票的實施，是反對運動的重要任務。把實施公民投票，列為反對黨的主要訴求之一，可以結合多數民眾，為步向自主社會或公民社會的政治理想鋪路。
實施公民投票的範圍，不應只限於進入聯合國與主權獨立，還應擴及眾多公共事務，諸如社區自治事務、重大公共建設、具爭議性的法律、憲法複決，甚至關係於人民生命財產等基本生存權的戰爭宣告等，都應包括在內。
以今年（一九九二年）四月民進黨國代黨團退出修憲國大，走上街頭抗議國民黨一黨修憲為例，來做點說明。不能適時提出實施公民投票，以複決國民黨修憲案的公開要求，反映的是民進黨決策者的自閉。把抗爭的訴求只定位於反對一黨修憲，會把人民與統治者的對立轉化成兩黨之爭，民眾則因此變成了觀眾。四一九遊行前後，民間的反應是：「誰叫你民進黨輸掉去年國代選舉，讓國民黨坐擁四分之三以上的席次。」倘若當時民進黨集體退席之時，即公開要求公民複決，則意謂著民進黨走入民眾，與民眾共同向國民黨要求由全民複決國民黨把持修改的憲法。憲法是人民與政府訂立的契約，人民的參與本是理所當然。要求實施公民投票，理直氣壯，無懈可擊，大起大行，大家之風，可以博得多數民眾的立即認同，不致陷入孤立的圍城，流於後來的慘敗。
一曰：台灣民眾太冷漠，不見得就會認同公民複決的要求。可是事實或遠為樂觀。根據去年底國代選舉前中國時報一項民意調查結果，支持台灣獨立者為百分之五，一般咸信這類調查必有相當偏差，實際應在百分之十五以上。但同樣這份帶有偏差的調查都又指出：支持以公民投票以決定台灣是否獨立的民眾竟高達百分之卅七。這說明了實際上應有多數民眾認同公民投票的實施。
次曰：國民黨絕不會答應修憲案由公民複決。但國民黨的不答應正好洩露了統治者對人民的疑懼！洩露了它反民主的真面目。國民黨怕什麼？怕它所統治下的老百姓。這時誰與民眾站在一邊便一覽無遺。
復曰：台灣民眾政冶覺醒偏低，實施公民投票說不定結果反會贊同國民黨的修憲案。這是弔詭的煩惱。（國民黨對老百姓不放心，民進黨也不放心？）果其如此，反對黨只好承認挫敗，挫敗的結果適足以鞭策反對黨去經營基層深入民間。事實上公民投票的實施過程，便是促成民眾政治覺醒的最好機會。
近代民主國家的代議制度是間接民主，所選的是「人」，而公民投票則屬直接民主，要選的是「事」，不是人。兩者的政治影響差別甚鉅。選人，牽涉到選民對候選人的認知，但候選人有多可靠，能否代表自己利益，選民毫無把握。這是完全代議制度下民眾對政治冷漠的原因。選人不如選政黨，選政黨又不如選事。選事最牢靠，最能使民眾參與，也最能藉此提升民眾的政治覺醒。這正是自主社會的精髓所在，也是公民社會之所寄。
實施公民投票之前，政治人物或政黨必得全心全力去說服民眾贊同他的主張，說服民眾站到他那邊。這時人民變成了真正的主人，做為主人的感覺也會使人民努力去認清事情的是非，反對運動者要喚起民眾覺醒，不能靠宣導、包裝、推銷與所謂的教育民眾，而應該靠民眾的直接參與，直接參與之後的覺醒是內發的，所以實施公民投票，為民主所鋪下的路也最實在。
民進黨與國民黨有什麼區別？
最近偶會聽到有人問起：「民進黨與國民黨有甚麼區別？」。這是個好問題。我幾次以此詢問民進黨內的一些朋友。第一種反應是：民進黨主張台獨，國民黨則主張統一。第二種反應為：民進黨照顧弱勢族群，倡導社會福利國家；國民黨則只為統治階級謀求利益。第三種則乾脆回答：民進黨反老K 啊！
關於統獨之分，不可全信。事實是民進黨公開主張台獨，國民黨暗裡希望獨台（真正統一了他們吃什麼？）。一個苦耕耘，一個等收割。相差只是一明一暗，除非有人能講明白台獨與獨台真正的差別何在。至若民進黨照顧弱勢者之說則是口惠而實不至。不過一個多月前，民進黨黨代表大會不是才封殺了弱勢團體的代表取得不分區立委保障席次的可能？這幾年只看到政運與社運間格格不入，民進黨作為台灣最大而且是唯一有實力的反對黨，幾時曾真心要包容社運的力量，來佐助自己為弱者講話的聲量？
民進黨與國民黨有什麼區別？這是民進黨領導人尤其須要深思的課題。前文曾論及反對運動的主要訴求應該定位於諸如打破中央集權、大幅裁軍、推動公民投票，爭取媒體開放等這類要求重新分配台灣社會權力與資源，以結合多數民眾利益的重大議題上，藉此重建台灣社會的是非，釋放台灣社會的生命力，使台灣復甦。
無疑的，這些年來民進黨也有從政黨員零零星星的在這種議題上努力不懈，但問題出在它們不成為民進黨員的共識。民進黨也不曾透過較具規範的抗爭活動，去向民眾宣告黨本身這種鮮明切入社會結構核心的政冶立場。又到選舉期間，才在候選人文宣上挖空心思，打出福利國家、社會正義的旗幟，給予民眾的畢竟是華而不實的口號。
我們已多少探討過中央集權、裁軍、公民投票等訴求的意涵。至若開放大眾媒體這一訴求，多年來民進黨、社運團體、學生教授及民間都一直在抗爭。小蜜蜂的噴漆即為頗具創意的人民頑鬥（日後值得列入史籍）。大眾媒體被統治者壟斷及控制，是解嚴後反對力量衰敝不振的客觀原因。月前有位替國民黨籍立委當助理，而本人頗為用心的青年，私下提起他年來在立法院的經驗，說只要電視台肯天天將立法院問政答辯的實況，一五一十的轉播給全國民眾觀看，不出一年，民心將倒向民進黨。姑且不論這位青年助理的觀察是否百分之百可靠，但開放大眾媒體，對反對力量的興衰有決定性的作用，則無可置疑。
但開放大眾媒體這一重要訴求，迄未受到民進黨應有的重視，而由民進黨發動全民示威來促成。反對運動者常認為反對訴求應隨偶發事件來引燃。事實上政黨的重要訴求在一定客觀條件下，亦可以由主觀力量去起動，例如年來主張公民投票進入聯合國的和平示威，分北中南三次舉行，規模盛大。但該議題並無任何偶發事件為先導。
開放大眾媒體或其他如公民投票複決修憲案，打破中央集權等重要訴求，事實上可以逐次做為主要訴求，提早於大遊行之前半年便開始活動，辦基層座談、室內外演講、研討會，一波波發動文宣，促銷深入討論這些議題的錄影（音）帶，使訴求隨活動深入各角落，又以老鼠會方式動員各階層朋友，讓民眾力量逐漸累積形成，而匯集於大遊行當天。系列活動、公開討論與深入動員，其實最能激發民眾的政冶覺醒，也最能集結起台灣社會自主與批判的內部力量。
每隔一兩年，在統治者規定的選舉日期到來之前，便有千百個反對運動者掉入選戰，為某些候選人效力，在候選人身上寄存一些不著邊際的夢想。為什麼民進黨做為台灣最大的反對黨，不能像辦一次選舉一樣，由自己來主導一個有意義的大規模抗爭，在反對訴求上，明白宣告與統治者決裂，真正結合多數民眾的利益，發展出台灣社會自主與批判的內部力量？
明白宣告反對訴求，集結民間力量以推展反對運動，民進黨才能改變目前已成為選舉黨的保守體質，接引上一世代反對運動的傳統，而與眾人一起，走出四百年來烙記在台灣族群意識底層的宿命。
本文寫於一九九二年夏，後被收錄於《黑眼珠的困惑》(1995)、《童年與解放衍本》(2004)。
黃武雄教授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