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初次倡議社區大學的時間是在九零年代初期,正值解嚴之後幾年,第二個希望年代破滅,社會力轉趨沈寂之時。我一方面批評執政者(當時還是國民黨執政)不肯下放權力給人民,無視於人民參與社會重建的重要,另一方面覺得社會學習與民主化要同時進行。人民手上有了選票,如果沒有深化對公共事務的認識,只侷限於過去戒嚴時期的封閉,民主並不見得會帶來進步。
推動社區大學,便是要全面進行社會學習,深化人民對現代社會、對個人價值的進一步認識、尋求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辯證關係,探索文明與自然之間的平衡點,從而建立起新的世界觀。
我寫了一篇文章談深化民主,才能發展新文化(在1997年底中時第四版)。台灣要深化民主,有三個東西:第一、對某些公共事務進行公民投票,用「直接民主」來彌補「代議民主」的不足,使民意還原,不致被民意代表壟斷,並藉由公投過程,就事論事,啟動公共議題的論辯,提高全民政治水平。第二、推動社區大學,全面進行社會學習。第三、辦一個獨立的、中間偏左的大報,發展深度的公共論述,突破媒體壟斷人民思維,從而帶動原有的保守媒體,轉向良性發展。
三個東西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為什麼要發展直接民主?大家都知道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這本書的作者。托爾斯泰是十九世紀俄羅斯的一個很重要的文學家,他的影響深遠,包括對於當時西歐的社會,甚至對於印度的甘地。如果有機會去看羅曼羅蘭寫托爾斯泰就可以知道,托爾斯泰對於當時西歐的知識份子影響有多麼深遠。托爾斯泰努力尋求所謂「人民意志」,可是要知道他是反對民主的。但他反對民主,是因為他不相信當時西歐所發展出來的代議民主。代議民主就像今天的台灣一樣,只「選人」不「選事」。他覺得人民接受代議民主,便是放棄了自己反抗不義的權力,同意委託一些人去代表自己講話。但是當這些人不替你講話的時候,你並不能說他不對,因為你自己已經同意在先。在這種意義下,他反對民主。經過了一百多年,我們再來看他的理念,會發現他當時的反對是有道理的,我要講的是,一個民主制度如果選人不選事,這樣的民主,只是假的民主。為什麼要中間偏左?偏左就是重視弱勢階級與族群的利益,重視發展公眾的力量以對抗大財團對公共資源的掠奪與操控,重視環保生態與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
台灣因為半個世紀的戒嚴,偏左的思想沒有機會在社會生根。三家大報都是右派立場,四個主要政黨也都是右派立場。政黨政治若非左右競爭,必然變形。公共媒體若非左右爭鳴,也會失去輿論的正面功能。公民投票、社會學習與公共論述,三者相乘,民主才能深化,社會也才能提升。社區大學,是在這樣的政治脈絡之下著手推動的。也因此社區大學最早標舉的目的便是:解放知識、催生公民社會。
我認為社區大學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學習機制,透過社會學習,人民可能培養出獨立判斷的能力,判斷社會該往哪一個方向的發展,看問題才不會那麼淺薄,隨時被炒作。我們常講「民意如流水」,為什麼民意會像流水?就是因為人民沒有整體判斷的能力,很容易讓一些小事情牽著鼻子走,這樣政治人物便會沈迷於打口水戰,做一些表面的功夫,因為他們只要弄出一些真假莫辨,但又聳人聽聞的東西,馬上就有一大票人會往他那邊靠攏。
我們不希望台灣的民意像流水,社區大學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要透過參與、思辨與知識,養成人民有獨立判斷的能力。跳脫四十七年戒嚴的魔咒,催生公民社會。為什麼要推動社區大學?推動社會學習,深化民主。這是第一個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