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ar All,
很感謝志禹兄辛苦為大家整理出 「社大學位爭議正反兩種意見」的對照表，並據此費神擬出可行的方案。與空大合作之議，我極力贊成。
現階段對社大學位該採取什麼行動，我完全尊重大家的決定。
但對於這項延宕十多年的爭議，我讀了對照表，對於這十幾年來一直沒有對焦，感到十分挫折。贊成的方面，沒有申論社大學位與知識解放的意義，把為什麼要爭取學位的原意講明白，以致雙方的討論都停留在策略的層次。反對的一方，也沒有對十多年來，正方提出的辯護（包括我曾為此寫過近萬字），加以回應，卻抱元守一，重覆強調原有的疑慮。
就策略來說，兩種意見本來就可以相容並蓄的，這點也無人提及。
我不得不藉這機會，再來補充幾句話，希望大家再多想想，至少可為日後進一步的行動鋪路：
期望社大頒授學位之說，自2000年開始，我意識到不同路線要多元發展，就提議採「雙軌制」：
有些社大希望頒授學位，需向教育部提出申請，程序如一般正規學校之申請，其師資課程若達一定水準，則可頒授學位（以下簡稱B型社大），
其他社大照樣用現行方式辦學（以下簡稱A型社大）。
A、B兩種社大並存，無須相互箝制。
同時，在頒授學位的B型社大內部，亦可以開授：
「進修學程」（即現有各社大在開授的課程）與「學位學程」，
讓學員自由選擇。這便是所謂的「雙軌制」。
A型社大的學員，若想取得學位，可以在本校修一般生活課程及公共性課程，然後跨校去補足學術課程的學分。這樣的設計便可以兼容並蓄。
我不知道為什麼今天我們還在原地踏步：為什麼正反兩種說法，必須二選一，以致無法對焦？1998-2000年間，我寫過很多東西，最近請聖心幫我找出來，麻煩大家再費心閱讀。
我認為社大在「知識解放」這層面很難開展，主要是因無法頒授學位。我提過美國在二十世紀對社會批判發生重大影響力的New school，於1910年成立之初，沒有人會質疑要不要發學位。後來順理成章的發展成二十世紀左派學術的重鎮。學校有學位，才能發展出有深度的，足以與一般學院相抗頡的批判性知識。
有一種說法，社大應先發展出有深度的學術課程，再來談學位。可是，這說法是天方夜譚。
大家看過1999年汐止社大第一期的課程手冊嗎？那年在主任潘英海教授與主祕蔡金蓉的悉心規劃之下，延請中研院很多熱情的研究員與教授來支援，因此規劃出很多內容生動，又甚有深度的學術課程，這是社大辦得到的。後來汐止社大的課程規劃因北縣預算被刪而受挫，但很多課都開不成，則因沒有學位的誘因，辦學者對課程規劃失去自主性，需仰仗學員的選課才能支持。
學員付了錢來上課，大部分有他們原來的需求。
市場導向，是必然的趨勢。
本來社大開辦，是想經營出一種新文化。但如果受制於原來的社會需求，社大走向就很難脫胎換骨。不想被舊文化拖著走，第一線工作人員必需卯足全力。能事倍功半，已深足慶幸。社大經營之路步步艱辛，不斷妥協，到今天十二年了，公共課程、生活課程確實因大家的努力不懈，帶來耀眼的成就（相對於現實的條件，已極其難能可貴）。但少了知識解放，人無法回歸根本問題的思考，對社會發揮的影響，難與當前的主流相比擬，遑論予以批判。
當然，學位的誘因不只對學術課程的存續，有很大影響，對公共課程的深化，也會有很大助益。包括A型社大的公共課程，學員都會因此更多、更熱鬧。
有學位，社大辦學者對課程才能好好規劃，學員進到課堂，課開成了，才有所謂「提升課程品質」這回事。在學習者方面，學員也要有機會進來課堂，開始接觸，甚至下了一點功夫，興趣才會被激發出來。不是這樣嗎？。
七、八年前，我曾公開問過兩個尖銳的問題：
第一：如果台大社會系，電機系，或醫學系，不頒授學位，你想他們可以維持目前的水準嗎？有多少學生還會留在那裡學？多少教授還會留在那裡教？我可以很確定告訴你，大家都會走掉，這些系一夜之間，都會垮掉（也許數學系與哲學系，會有幾個呆瓜還會留在那裡，但那不是我）。所以說，希望等師資課程都弄好，再談學位頒發的事，是天方夜譚。
第二：諸位來社大幫忙工作的朋友們，很多都已大學畢業。你不贊成社大頒發學位，其中一個理由是：你期望社大學員純為內在動機，來社大學習，而不為學位。請問你當初上大學時，若那個大學沒有學位，你會去讀嗎？我問過很多人，他們都誠實的說不會，我自己也不會，那麼我們有什麼理由，可以要求社大學員不拿學位？人是不是應該易位而處，論述才會持平？雙重標準似乎是不太對的，不是嗎？
為什麼我們會舉出很多想當然的理由，來反對學員在努力學了東西之後，拿他們應拿的學位？卻不對我們自己拿過的學位起過懷疑？
我們自己是不是個不自覺的菁英主義者？
我最近寫了兩萬個字的長文「教改中的左與右」談教改的結構性問題。裡頭許多觀點是適用於社大的。
也許你不覺得「知識解放」對社大有那麼重要。好吧，我們不要用那樣「高級」的字眼，就談談「知識倦怠症」吧？這是台灣社會很嚴重的問題。對我來說，社大的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改善這個現象。我們的教育工具性太強，大家都在密集的考試中學東西，畢業了，對知識也就倒盡了胃口。我們多數的菁英份子，除了工具性與專業的書之外，是不讀書的。書對我們來說只是晉身的階梯，不是打開我們經驗世界，讓我們心智成熟的媒介。……
寫到這裡，我很累了，先在這裡打住。如果大家有興趣，我日後再續。
祝安好
黃武雄 201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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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All,
今天讓我再繼續來談學位的事。
反對社大可授予學位的一個理由：「學員要拿學位，就去一般大學修課就好，大學這麼多了，不怕沒有機會。」
這種說法顯然忽略了學員要重新找高中課本，準備考進一般大學的種種障礙，也沒弄清楚，社大要給學員的知識課程與一般大學有何差異。
社大不是要給予學員不同的東西嗎？舉個例子說，如果他們來到社大，社大能夠透過著重經驗知識的學術課程，使他們變成愛好知識，而非把知識只當作出路的工具，那麼社大便在幫助我們社會治療「知識倦怠症」。社大這個貢獻將無比重要。
社大的學術課程，可以要求大家一起閱讀、一起討論很多書：鯨背月色、卡拉瑪佐夫的兄弟們、柏拉圖、Will Durant的西方哲學史話、Erich Fromm的逃避自由，羅素、莪相與葉慈的詩、安部公房、明治維新、托爾斯泰、….這些書直入人心，會改變無數人的世界觀。
現實台灣的情狀是我們的知識菁英，都是在考試教育下長大的，多數人的思維窄化了，也對知識不只沒有熱情，更且失去了興趣，只知道在概念上推理、在行動上談策略，很多人名為知識份子，其實是反智的。
有一天有某大學的教授來信質疑，他說：經驗知識有什麼特別提倡的？它只不過是學校教的知識的簡易版而已。我請他先讀完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再來討論什麼是經驗知識。
台灣每個知識份子都知道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知道「戰爭與和平」的作者是托爾斯泰，這是學校裡教的套裝知識。但一千個知識份子中，恐怕只有一兩個人讀過「戰爭與和平」或托爾斯泰的任何一本著作。「戰爭與和平」那本書的內容，便是經驗知識。它是有血有肉的，托爾斯泰用史詩般的文字，描述拿破崙侵俄的戰爭，藉此談什麼是「人民意志」，談十九世紀俄國的知識份子如何面對「現代化」，談知識份子與農民，上帝在俄國人民身上如何化身……。
人接觸知識，是要使心智更趨成熟，不能只把知識拿來當工具。大家或許不知道，在一九三O年代，台灣的知識份子，普遍對托爾斯泰是耳熟能詳的，很多人都讀過「戰爭與和平」，而且成為那個時代的知識份子，討論人類未來希望時的媒介。
但隔著嚴重的文化斷層，一九六O年代之後知識份子，反而對它茫無所知。當然每個時代有不同的東西可以討論，但今日我們看不到有同一層次的東西，被知識份子廣泛閱讀及討論。
我提「戰爭與和平」，只拿來當作一個例子，並不是說今天大家都要看同一本書。其實我個人對托爾斯泰的文學並不那麼喜歡。對我來說，托爾斯泰不如Dostoyevsky，後者對人性的刻劃，深入幽微，又直逼性命底層。但我個人的這些評論意見，無關緊要。緊要的是：我們讀了很多學校教的功課，學了各行各業的「專業知識」，至於人類在不同時空下深度刻劃與創造出來的寶貴經驗，我們始終徘徊門外。可是這些東西才是知識真正的血肉啊
專業當然也有血肉，箇中瑰麗曲折「直叫人以身相許」，但它們終究是狹窄的，隔行如隔山，尤其很難普及於眾。社大的知識解放，就是要把知識回歸本來面目，視為人類在不同時空下的深度經驗，發展人獨立思考與批判的能力，重建自己的世界觀，涵蓋面當然不能只在人文與社會，更應伸入科學。
科學有很多有趣而重要的東西，社大若能為台灣社會培養出科學精神，將彌補學院教育的不足，是功德一大件。台灣有很多科學的專業者，但他們經常是最迷信的一群人。原因無它，我們的科學教育與研究，只限於科學的技術，不涉及科學的精神。近年才開始引進一些較有深度的科普書，像柏拉圖的天空、複雜、大滅絕、混沌、達爾文傳、物理之美，生命的長河、…等等，其實很值得引近來在社大閱讀，打開並深化「大家」(包括學員與講師)的經驗世界。
實事求是、批判與懷疑主義，是科學精神的基礎。事實卻令人感到諷刺，正是大學裡教出來的許許多多的醫生、工程師、生化學家、心理學家、經濟學家、…隨著浮面的現象起舞，人云亦云，輕信一些空穴來風的玄怪傳言。兩千多年前，孔子便不語怪力亂神，儒家思想據此強調「實事求是」，及至民初，五四運動亦倡導「民主與科學」，台灣30年代的知識份子也深刻認同懷疑主義，這些精神今日反而蕩然無存，在很多知識份子身上，也一樣看不到蹤影。
學術課程，著重在知識的根本性，只有回歸根本問題，人的知識才會有啟示性的意義，也只有這時，人才能紮實的建立起自己的新世界觀，不懼權威，不卑不妄。
我所談的理想，好像十分高遠，實踐起來卻可以很務實。我只希望大家在為社大打造基礎的時候，不要自我設限，盡量讓社大的前路，有更多更遠的可能。至於在實踐上，拘於現實的外在條件，我們能做到多少，並非主觀願望可以決定，我們也不必太強求自己。
去年(2009)蒙馮朝霖教授之邀，在政大講了兩個小時的「知識解放」，記得馮教授曾拿給我一片當時錄影的CD，不知它已否放在某個網站，以便公開讓大家參考？對於知識解放，當天我有較為完整的論述，這封信所說的，只是補充當天一兩個觀點。
我很希望全促會的網站上，能把關於學位爭議的文章，收集在一起.
當大家進一步發表意見之前，先讀讀兩方的意見，讓後人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深化討論的層次。
這信先寫到這裡。近月因為眼疾加劇，必須暫時離開電腦一段時日，明晨我將外出旅行半個多月，讓眼睛充分休息。
但要發出此信之前，接到詹志禹院長轉來三重社大張琦凰主任的文章「黃教授的憂慮」，讀了深為感動。琦凰多年來為環境運動及社大付出許多心力，令我敬佩。我贊同她文中許多論點，但有些論斷，我們的看法則有出入。主要的岐異，在於兩種看法的基本切入點不同。自社大開辦，這兩種不同的切入點，就一直存在於社大朋友之間。
社大是社會運動的一支嗎？就突破台灣社會那麼強大的菁英控制來說，從社運的角度，來推動社大是必要的。社運本身是促成社會內部更甦的泉源。這也是很多時候，我不斷用「社大運動」這個語辭的原因。同時，我多次強調，社大具有培養社運人才的功能與責任。
可是，作為「社會學習」的基地，社大的擘劃，就需要更長遠的考量，更寬廣的視野，讓以後的發展保持多元的可能，在結構上必須全面關照。這也是我自社大開辦以來，鍥而不捨，一直強調需有學位，以開展學術課程的緣故。
不久前，政大成立社大學習發展研究中心，在開幕時我提到Freeman Dyson 所說的〈Frogs and Birds〉。Frogs 在池塘邊真切觀察到附近的花草蟲魚，並深刻感悟眾多生命的悲歡生死，Birds 從天上俯瞰大地，唯浮光掠影。兩者同等重要，但須相互補。(二十世紀引人驚嘆的數學神童Von Neumann是Frog，他創造了世界第一部電腦；提出23 世紀大問題的Hilbert則是Bird，對二十世紀迄今數學研究的大方向，影響至鉅。)
就一步步在現實中站穩腳步，把成效最大化來說，用Frog的觀察是有利的，但要把實踐經驗普遍化，則需更加審慎。社大理想的實踐，需要Frog的犀利，至於全面的規劃，則要輔以Bird的鳥瞰與洞察。
社大十多年來的成就，遍地開花。我一直希望各社區大學自己發展出特色，不要被我最早提出的課程架構綁住。但學術、社團、藝能，所代表的根本性(從根本問題出發，以知識為基礎，發展出批判性思考，重新解構與建構新的世界觀)、公共性、生活性，不論各社大發展出來的課程形式如何，都應該堅持下去。
琦凰從實踐中得來的看法，我很瞭解並深為珍惜。各社大有許多藝能課發展出來無數令人驚豔的成績，琦凰從這些實踐經驗出發，發現藝能課可以包羅某些公共性(其實也可以涉及學術性! 這點我一直如此確信，只是難以周延，且難以普及)，從而質疑學術課程的定義及價值。我這封信，及此前對經驗知識的論述，多少已回應了這個問題。但今天我只能談到這裡，明早必須遠行。七月上旬之後，我會繼續回應琦凰的論述。
希望琦凰諒解。也感謝琦凰給我機會，把話講清楚。
安好。
黃武雄 2010/6/16
黃武雄教授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