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唐文標

不歸順的目的不是要流浪，不是去旅行，瀏覽一下各地風景名勝，而在敢於加進社會，敢於背負上一代傳下來的歷史，敢於和世界所有平凡但努力的人一起工作，把自己投身到建設未來的行列。不歸順只是為了進步，為了使所有人生活得更好，獲得所有的自由，為了使人不再壓迫人，為了使世界向平等正義、永遠和平的那一面走，為了使人成為人。 (～唐文標〈我永遠年輕〉)

 

這幾年，年紀越大，越會想起唐文標。有好一段時候了，不管是對台灣的未來，或對整個人類面對自然反撲的窘境，我都很不樂觀，甚至有時會陷入憂鬱。如果唐文標今天還活著，對於近年經濟上的消費主義，文化的無厘頭現象，政治上的價值錯亂，也一定會極度關心。有他在，我個人也許不會那樣憂鬱，有個同時代的知己可以深聊，至少不會覺得那麼寂寞。

在我心中，唐文標是一個會讓你懷念的人。他在廣州及香港長大。大學期間在加州灣區度過，1967在伊利諾大學完成學位後，回到加州州立大學Sacramento校區教書。

1972年他來台大任客座教職的時候，我也同時回來台大。我在台大的研究室是在三樓，他在二樓。從那段日子開始，我們有很多接觸。1975年他辭掉美國的教職到政大專任，同時也到台大來兼課，這時候我已搬到二樓他原來的研究室，他的則安排在三樓。

1972年我在中研院進行了一個農村調查的研究計劃。對我自己來說，那是一個很重要的經驗。當時台灣的經濟正處於轉型，從農業轉型成初級的工業社會，農村的年輕人口大量湧向都市，農村人口老化。由於子女在都市所賺的工資回流，農村並不顯得蕭條。但農業經營本身，除了少數經濟作物之外，則到處是赤字。說明白一點，農村不破產，但農業經營卻破產。我意識到農村有很多現象，必須要深入去了解，也希望學生藉此機會下鄉。那個計畫脫離救國團那套箝制性的規範，我們在台大公開徵募了一百零八個學生參加，規模不小。調查面涵蓋全島，對所有鄉鎮作統計抽樣。

因唐文標的專業是統計，我也找唐文標當協同主持人。有時候我們去做調查，他也跟著我們去農村，他一下鄉，兩腳踩上田埂，便非常興奮，因為在農村他感觸到農人的純樸堅韌。但農村社會底層一些悲慘的、不公不義的遭遇，也讓他感慨良深。1972到73那年，他在台灣，結交了各路好漢，遇到了很多不同領域的朋友，但進入農村，對他是個很不尋常的經驗。隔年他寫評論洪通的那篇文章〈誰來烹魚？〉，就有很多文字涉及他對台灣農村的感觸。台大客座結束，回美國加州之前，他說他一定要再回來。1975年他果真履行了他的承諾，到台灣定居。

七零年代他在台大那幾年，我們不只常在研究室之間串門，也時常結伴，沿著醉月湖邊，走到校門口，一路談天說地。我們談的當然不只農村的事，三十多年過去，很多談過的話題已經模糊，但有些事，連在什麼地方爭論，至今我都還記得。我們討論過GNP的計算如何不合理，因為重複計算收入；討論過洪通與楊玉成，他們兩人都非學院出身，洪通畫畫，楊玉成做數學，純靠己力。但能做出的貢獻很不一樣，為什麼？因為數學的知識千年以降一直往上累積，要純靠己力創新，並不容易，當然繪畫的內涵與技法也不斷在累積，但它的本質比較分眾化，像洪通畫出有獨特個性的畫，則較有機會引人重視。我們也經常討論過資本主義消費主義，質疑「消費刺激生產」、「創造消費需求」對人類社會是好是壞。

我們尤其深談過「文以載道」到底對不對。唐文標那時期的社會意識濃烈，他對於文學批評所持的態度，容易讓人有文以載道的聯想，但究其實，他不是教條，他的出發點很簡單：就是人道主義。仔細閱讀他關於文學批評的文章，可以清楚看到他最核心的立場不過是：文學藝術所表達的，要來自生活，要言之有物，要有東西，不要裝神弄鬼。由於他不斷的強調社會意識，很容易招來誤解，以為他是容不得文學的個人創作。其實他的尺度，也不會比托爾斯泰批評莫泊桑嚴厲。不過，對於他批判張曉風的《武陵人》，我還是覺得太嚴厲，我們曾為此辯論。一般說來，我自己對文學創作的要求遠為寬鬆，只要創作者不依附權勢不歌功頌德就好，關鍵在創作的品質，創作的品質是需要好好公開評論的。我們這個差別，大概是因我自己丟不掉「小資產階級包袱」的緣故吧。

當然我們常常一起罵那些把持權力，冥頑不靈的人，儘管有些論題的觀點我們會有不同，但罵人的事，則從來一致。原因？年輕吧，大概是。

回想起來，年輕的時候因為常在一起，以為有話可以直接講，除了幾篇文章之外，很愧疚，我並沒有好好讀過唐文標的書。只記得他每出版一本書，送給我的都是所謂的「毛邊本」，也就是書裝訂好了，但書邊還沒裁齊的版本。毛邊本很難翻頁，我一抱怨，他就說：送你當紀念品，不需讀的。這就更縱容了我的懶。

最近小芩跟珮玲[1]，邀我來參加這個盛會的時候，把我放在「詩人的唐文標」這個場次，我一時愣住，說：「我不知道唐文標寫過甚麼詩。」我真的不知道他好好寫過詩。他來到台灣之前，已經不寫詩了。因為六零年代之後，他很強調社會意識，主張只有詩經那樣植根於土地及其人民的才是詩，而認為寫現代詩囿於個人的小世界，流於虛幻，所以老早封筆了。

人的記憶很奇怪，小芩邀我來參加這個會之後，很多過去的事又逐一浮現出來。我竟然想起唐文標自己對我提起，他寫過詩這件事。那天我們都工作到很晚，他下樓走到我的房間，心情很不好，我已記不得是為了什麼緣故。他很少那樣。只記得他有點自我批評的意思，說：「黃某，我太sentimental了」，但他緊抿著嘴，一付無奈的表情。每次他出現這種表情的時候，你就會心疼。就是那夜，他提到他寫過無聊的詩，只因少年不知愁滋味。我說我年輕的時候也寫過無聊的詩，老早燒掉了。

唐文標的一些著作，雖然當時我們對標題都耳熟能詳，比如說《快樂就是文化》、《我永遠年輕》或是《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人？》，也同他談過其中的一些論點，但這些都只是片斷的。我並沒有好好讀過他的那些文字。很感謝這一次座談會的安排，讓我重新閱讀唐文標。

過去這一個多禮拜，我很用功，幾乎把他所有出版過的著作好好讀一遍。其實今天我準備了很多東西要講，也準備了很多資料，受限於時間，反而不知從什麼地方講起。這次我讀他的東西，並加以整理之後，第一個強烈的感想就是，我們需要重讀唐文標。理由是：唐的文章氣勢浩蕩，異於尋常，一讀就知道不是台灣這塊長期被壓抑的文化土壤所能長出的東西，七o年代會出現唐文標，他的文風他的批判一時震撼台灣文壇，並為鄉土文學論戰播下種子，這些文獻不容歷史遺忘。第二、他的人，以及他寫作的態度非常誠實，這在漢文化中尤其稀有。第三、他的人道關懷與社會關懷，自然流露在字裡行間，你讀他文章的時候隨時會想到魯迅，但比魯迅更契合現代社會，這種聲音是現今快被消費文明淹沒的人，最需要聽的。

藉今天這機會，我要說：「我們應該重讀唐文標」。但唐的書老早在市面上消失了。今天書籍變成像漢堡可樂衛生紙一樣的消耗品，過了就丟了，我們需要重新出版他的作品，出版《唐文標文集》。為了準備參加這個座談，我請朋友幫我收集他曾出版過的書，但收集工作非常困難。像《平原極目》這本書，連台大圖書館都找不到，在網路上只有國家圖書館還留有一本，也許清華也有收藏…這些書不只很難找到，而且字也印得很小。搭配著書的重新出版，我們需要在文化界辦些研討會，或演講的活動，甚至鼓勵讀書會閱讀，讓年輕人有機會去接觸、看到唐文標、瞭解唐文標，並藉由唐文標去瞭解七O年代。同時，也對唐文標的文學貢獻重新定位。

1974年左右我得了肝病，那時唐已經回去加州，他偶而會寫信給我，可惜那些信都已經遺失了。有一封信，我記得其中一句短詩，寫著：

寒星殞荒野，

欲祭疑君在

或許此前有朋友跟他說我好像不久於人世了，而他又一直沒有我的消息，於是他寫了這短詩，透露緬懷朋友之情。「欲祭疑君在」就是想要祭弔黃某，但是怕黃某還活著。這短詩一直存留在我的記憶裡。1985年卻是他先我而去。後來我一直在想，好像是他預先替我寫好，讓我用短詩裡所說的心情，回過來在想念他。

唐文標是一個充滿赤子之心的人。讓我講一個故事。唐很喜歡下棋，棋力也不差，他有一個對手叫魏慶榮，也是數學系的同事。魏慶榮幾年前已不幸過世了。他們兩人常常在我家席地下棋。每次下棋都吵吵鬧鬧，可是笑聲不斷，突然你會聽到魏慶榮抗議說：「嘿！怎麼這裡會冒出一個黑子？」原來唐文標惡作劇，不知道甚麼時候偷偷在棋盤的一角放了一個黑子。「本來那個黑子就在那裡啊！」唐大聲嚷著說。「你作弊，你作弊！」魏慶榮氣呼呼的叫。於是兩人吵成一團，唐文標身子往後一仰，就躺在地上一直大笑，腳在空中擺動。這便是經典的赤子唐文標。

1972到75之間，在文壇上唐文標似乎是單打獨鬥，當然他那時也結交了很多朋友，大家都在精神上支持他。到了1975之後，接下來就是鄉土文學論戰，在座有很多人都參與過論戰，我不必多說。論戰之後，民主抗爭浮出檯面，台灣政治步入另一個階段。那個時代關心民主多少都有危險的。隨著抗爭情勢拉高，外來的壓力也就加重。

1977年余光中戴帽子的事，我們都非常憤慨。由於他把鄉土文學，扣上「工農兵文藝」的帽子，引起群情激昂，指責他給人戴「紅」帽子。余光中的回覆更加陰森：「問題不在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工作者還是先檢查自己的頭吧。」為了這句話，唐與我私下把余光中罵了很久。在那個動輒抓人的時代，這句話是很惡毒的。徐復觀說余光中所給人戴的，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拋過來，會人頭落地的。我們時常苦中作樂，引述余這句話，一邊摸摸自己的頭，摸摸自己的脖子，一邊罵人。所以這句話，到今天我都還背得出來。

唐是一個充滿赤子之心的人，他的心很乾淨。我年輕時心中一直有一個疑問：在數學系，在一些朋友之間，為什麼唐文標經常可以罵人，罵得很兇，可是大家都不介意；而我只要皺個眉頭，大家就會放在心裡，真是不公平。後來我終於了悟，原因是他的心很乾淨，大家都可以感覺到他的心很乾淨，所以他怎麼罵人，大家都知道他的用意，也就不介意。相對的，我的思緒則遠為複雜。

看唐的文章，好像他心中有一種憤怒，對詩壇文壇的虛假，批評得很凶，一點都不留情面。但他是內外一致的人，批評的態度，是嚴肅的、是誠實的、是一致的。他批評自己的文章，批評自己過去寫的詩，用的尺度還比批評別人的嚴苛。讀讀他寫的〈日之夕矣〉與〈實事求是，不作調人〉那幾篇文章，便可以相信他的一致性。

唐文標在台灣文壇最大的貢獻是，開啟了嚴肅而誠實的文學批評。這是中國與台灣最需要又最缺乏的。基於我們鄉愿的文化，人只會在背後相互數落，不敢公開討論，公開批評，一上了檯面便只會說好話。這是我們的文學藝術的水平遲遲不前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可惜唐文標的努力後繼無人，沒有建立起文學批評的傳統。

唐文標的民族主義基本上是人道主義，他永遠是站在弱小的立場，去抵抗強權。他不斷地講中國，緬懷中國，可是他的中國民族主義，是以人道立場為基礎的。他是小從人道的關懷，大從世界主義，去看中國的。中國當時還是弱小的、被美國英國壓迫的，他不是從民族血緣的認同，不是從國家主義的立場，不是從中國作為一個壓迫四鄰的強權，去愛中國的。依我對他的了解，如果今天他仍然在世，他會同意我的。

最後我要唸一段唐的文章。他藉紀德的話「我永遠年輕」，寫了一篇文章論紀德。紀德在我們那個年代，是很多年輕人的偶像，紀德的那種不歸順、叛逆、永遠在旅行、永遠不停駐在一個地方、不受任何世俗的或是觀念的羈絆，說出了一整個時代年輕人的心聲。紀德寫的《地糧》，對我們那時代的年輕人，是很重要的精神食糧。唐文標指出紀德的那種不歸順，那種叛逆，使人無法融入生活，融入土地，融入歷史。讓我朗讀唐文〈我永遠年輕〉的最後一段，表達對他的懷念：

“但是世界是向前走的，我們勇於出走到外面世界，放棄個人的狹小天地，我們更應注意，不歸順的目的不是要流浪，不是去旅行，瀏覽一下各地風景名勝，而在敢於加進社會，敢於背負上一代傳下來的歷史，敢於和世界所有平凡但努力的人一起工作，把自己投身到建設未來的行列。不歸順只是為了進步，為了使所有人生活得更好，獲得所有的自由，為了使人不再壓迫人，為了使世界向平等正義、永遠和平的那一面走，為了使人成為人。" (～唐文標〈我永遠年輕〉)

這世界仍是有希望的。

再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