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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柏瑜要代表綠黨，出來競選新北市的立委，心中但覺不忍。
她啊，才二十三歲！就決心要步入複雜艱苦的政治生涯。
去年太陽花學運中，我注意過一個女孩，站在麥克風前，肩披微紅的長髮，穿著一襲草綠色的夾克，眼神堅定、口才清晰。她也出現在電視的時論節目中，面對眾人，有條有理的論述什麽才是對的政治觀點。
半個多月前，她來到我僻居山中的農舍。那是一個下過春雨的午后，陪同前來的，有綠黨的老友根政與東漢。在陽台坐定，我看到的不是去年學運時面對龐大的國家機器，來回折衝的女將，而是一位清純的少女，稚氣未脫，僅僅山谷繚繞的美麗雲霧，已足夠叫她興奮久久。
她已決意出來參選，純然為著理想。我自願為她寫這篇推薦文，支持她，但也帶著慚愧。慚愧我們這一代人沒有替下一代打造一個像樣的環境，她們就已匆匆長大。慚愧我們這一代人留下一個是非不明的社會，卻要她們以血肉之軀去對抗國家機器，來喚醒我們的良知。現在她們更選擇政治作為志業，為了相對美好的明天。
我記得二十年前1994/4/10一次教育改造的大遊行中，我們的T恤背後寫著一句標語「為下一代而走」。今年2015，眼前的年輕人就是當時的下一代。現在他們已經長大，正在告訴我們什麽才是對的道理、什麼才是好的社會，並且勇敢的走到我們的前面。
柏瑜便在這行列的第一線。
二、
當然，慚愧不會是我支持柏瑜的關鍵。關鍵是年輕世代已經帶領台灣社會開始講道理。柏瑜與她的同伴是他們之中的佼佼者。一個社會開始講道理，這個社會就有了希望。
我並不是說，此前沒有人講道理。正好相反，歷史的任一時刻，都有一批人大聲或小聲的在講道理，只是通常他們是絕對少數。社會多數人聽不到他們的道理。但太陽花學運一夕之間點燃了台灣社會的理智。忽然有接近一半，甚至多於一半的人，用心在聼，在想，甚至自己也講起道理來。這是重要的成就，也是希望。
講立場容易，講道理難。很多人整天在公開或私下的場合，侃侃而談，講的都是立場，不是道理。講立場只要人云亦云就可以談個不休。但講道理，則需要來回辯證，從不同的立場，相互駁斥，尋找事實，客觀分析。
只有大家開始看事實，講道理，民主才有了內容，也才有機會深化。
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1]，台灣社會並沒有因此開始講道理，大家在迷霧中摸索的只是抽象的民主。主流媒體仍然壟斷輿論的平台、壟斷資訊、掩蓋甚至歪曲事實。記得嗎？1988那年五二O農民運動[2]，無數人民被鎮暴警察打得遍體鱗傷，主流媒體卻誣指農民預謀暴力，載整車石頭上台北來丟警察，還準備火把、汽油彈。中研院與清大教授費心用科學方法求證，發覺這些指控皆子虛烏有。但求證的結論無法在主流媒體出現。那時還沒有網路可以突破主流媒體的謊言。人們只依賴主流媒體的報導在論斷是非。這樣的事件層出不窮，這樣的現象天天都在發生，五二O農民運動只是一個例子。統治者控制媒體，媒體捏造事實，控制輿論。
一個社會能講道理的基礎是根據事實，可是事實被扭曲、被掩蓋、被謊言取代，人們如何能做出正確的評斷？「雪亮的眼睛」終究是少數。即使到1990年代末期，甚至2010，戒嚴已經解除多年，統治者猶能依靠媒體、依靠謊言控制人們的大腦與喜惡，而贏得多數的選票。
記得嗎？更早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自由中國事件、柏楊事件、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每一事件發生，報紙與電視鋪天蓋地的輿論，盡是獨裁者的一言堂。即使在解嚴之後，勞工、農民、學生、婦女、環保人士…提出種種社會改革的民主訴求，一次次走上街頭…。這些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仍被指控為暴力，或以其他荒謬的名目構陷或嘲弄，藉此轉移焦點，避開訴求本身的討論。「講道理」這樣理所當然的事，在那樣的時代，沒有一點機會萌芽。民主只有空的殼子，徒具形式。
三、
時序推移，距離解嚴二、三十年過去。去年2014發生太陽花學運。3月18日學生們和平佔領立法院，目的在喚醒國人關注黑箱服貿的危機，並抗議統治者指令立委違法二讀服貿闖關。本身不守法的統治者仍然以「沒有法治就沒有民主」譴責學生不守法。僵持六天之後，學生進佔行政院，統治者見獵心喜，下令血腥鎮壓，並試圖炮製過去那套方法，指控學生暴力，模糊學生嚴正的訴求。
「什麼是暴力？！」曾柏瑜悲切而肅穆的質問。作為太陽花學運的媒體發言人，她出現在主流媒體的政論節目上。
躺在地上手無寸鐵抗拒驅離的學生是暴力；用警棍盾牌把學生打得頭破血流的鎮暴警察不是暴力？！打破幾塊門窗進入行政院靜坐的學生是暴力；但先驅趕媒體記者、後關起門來，對學生動用私刑的霹靂小組不是暴力？！
翌日行政院長高分貝譴責學生暴力，而對於鎮暴警察的血腥鎮壓，則公開宣稱：「不這樣做，愧對國人」。
注意這已經是解嚴二十七年後、經歷「民主先生」所誇耀的寧靜革命與兩次政黨輪替的2014年。
當千萬隻眼睛屏息靜氣澈夜不眠盯著血與哭喊的電視畫面，當曾柏瑜隔天帶著疲憊、痛苦與哀戚的神情要求重新定義暴力，一個講道理的時代正悄悄來臨。
四、
經過2009年以來，學生與一些NGO團體一連串衝撞保守勢力反民主的行動：從反媒體壟斷、野草莓、大埔事件、洪仲丘事件…到太陽花學運反黑箱服貿，年輕世代的抗議行動，配合他們透過網路講道理的聲音，突顯出統治者的顢頇，也喚醒了大眾。那些聲音指出台灣正快速在沉淪的民主，主張公開討論兩岸關係、財團暴利與社會正義，同時提出由下而上的人民監督與直接民主。這些論述經由一次次發生的事件，引起社會廣大的迴響。
到2014年3/23統治者濫用國家機器血腥鎮壓之後一個禮拜，五十萬人民身穿黑衣，手持太陽花靜黙的走上台北街頭，其中絕大多數是年輕世代。這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公民運動。謊言失效了，這次多數人民眼睛已經擦得雪亮。主流媒體迫於商業利益的需要，不再像過去一味體察上意，而必須開放民主討論的平台。同時網路是重要的介面。多年來年輕世代在網路上討論問題、分析事理、尋求證據、發現事實。
無遠弗屆、相互辯證的結果，年輕世代學會講道理。更因為講道理而容許不了謊言，他們付諸行動，帶領社會講道理。
終於多數人民不再相信統治者的一言堂，不再相信謊言。講道理的時代來臨了。
曾柏瑜是少數因研究服貿而看到服貿後果嚴重的人。早在太陽花學運之前，她便與伙伴們認真分析服貿，並深入討論民主與憲政的種種議題。學運二十三天，立法院現場不只成為民主抗爭的核心，它的四周更變成一所露天的民主學校。各方湧入的學生、教師與不同年齡層的人們在那裡熱絡的學習與討論、相互辯證。這些講道理的熱忱，散發開來，經由耳語、電視與網路，走進家家戶戶的客廳，滲入大街小巷的飯館與咖啡店。
服貿的利弊是什麼？服貿一旦實施，台灣經濟就會更好？以後會不會變成「老板是中國人，員工是台灣人？」服貿怎麼變成黑箱？為什麼擬訂過程不譲各行業的人知道？政府本身可以不守法？「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便是義務」不會太激進嗎？
暴力是什麽？國家暴力就不是暴力？一個國家的法律，公民可以不服從嗎？「公民不服從」是什麽意思？什麼是世代正義？經濟與民主，什麼該優先？什麼是自經區？可以只有代議民主而不要直接民主嗎？無數的公共議題在每一個角落被談論、被分析。
一個社會一旦開始講道理，日子就回不去了。這股巨大的講道理的力量，在去年年底九合一大選時匯成江河，展現了人民的理智與判斷，保守勢力潰敗。終於台灣的社會開始有了希望。這是年輕世代用他們的熱情、理智與血肉之軀作出的重要貢獻。
五、
318太陽花學運之前，我對服貿與自經區一無所知，是318之後我才懂得這些即將改變台灣命運的政策，到底是什麼一回事。這次是講道理的年輕世代教育了我。
打過太陽花那場苦戰，曾柏瑜與她的同伴，又要一肩挑起另一場苦戰：代表綠黨參選新北市第11選區的立委。我不會勸柏瑜參選，因為我沒有道理叫年輕人再度犧牲自己安定平靜的生活，走上政治第一線。
但日前她來訪時，已下定決心參選。既已決意，我當然支持，因為尊重年輕人的志氣，更因為她們年輕世代的政治熱情，會帶來希望，讓台灣社會從講道理開始，把民主深化。
柏瑜在這選區競選的對手是羅明才，羅福助的兒子。這一選區是羅家的鐵票區，無疑的這將是一場艱苦的選戰。
「有沒有勝算？」我無法預判選情。但這是講道理的時代了，誰的志向與才智高，誰講的道理對，誰就有當選的機會，只要講道理的聲音能夠傳播出去。僅僅一年多前，誰料得到台灣的政治版圖會變成今日這樣生氣蓬勃？
只要是一對一，在野進步的力量不要分裂，她的機會是有的。只要有一些原來太相信舊勢力那套說辭的人，在這段時候，願意好好講道理，她的機會是有的。只要有更多年輕人出來投票，她的機會是有的。只要愛護自然的人，也關心政治，她的機會是有的。
環境與生態維護，指向土地的永續經營，我們怎麼使用這塊土地，這塊土地就會變成什麼樣子。政治決定我們怎麼使用土地，所以環保與政治密不可分。如果柏瑜代表綠黨當選立委，意謂環保將會受到國家更多的重視。
多少年來，許多愛護自然、支持永續經營的人們，為了維護生態與環境，不分藍綠作了很多努力，但成就極其有限，因為主政者從來就側重開發。民進黨（DPP）是妥協黨，國民黨則是百分之百的開發黨。台灣從城鄉到山野，開發之快，令人喟嘆。讓綠黨在立法院有幾個席次，扮演關鍵少數影響政策，對生態環保無疑的，是有積極的作用。
六、
朋友們一聽到柏瑜要參選立委，第一時間的問題是：「會不會太年輕？」
一般人普遍會有這種反應，尤其台灣社會一向是否定年輕人的。雖然外表上大家都怕老，喜愛打扮得年輕，但本質上這是個愛說教的老大社會。年輕的特質：好奇、冒險、創新與理想不被真正重視。好多年來，「現在的年輕人只會⋯」這類輕蔑加喟嘆的語句，經常掛在中老年人的口中。「草莓族」一度是年輕人的印記。直到這一兩年，年輕人仗著熱情與勇氣，闖出一片天，這類眨抑的話才稍見收斂。
對於年輕人不宜參選立委，一個比較持平的理由是：「年紀大一些，社會經驗多，待人處世比較週延。」但老實說，年紀大有利也有弊。利是週延甚至圓融，弊是傾向保守、顧慮多、利害糾葛深。如果不回到個人本身的條件，很難一概而論。
我認為真誠、理智、視野開闊，重視公益、又兼社會熱情，才是關鍵條件。
幾所重要大學人文社會的系所，近年培養出一批會思考又有淑世情懷的人才。曾柏瑜是其中之一。尤其社會學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直指核心，柏瑜來自社會學的科班，她的知識訓練更厚實了她看問題的基礎。
她的真誠、理智、視野、熱情都不成問題，遠遠好過檯面上許多中老年的政治人物。雖然與她，只有一面之縁，但學運期間我密切注意過她的言論及表現，在323學生處境最困厄的時刻，她心繫同伴安危，態度真摯，令人感動。面對保守勢力的圍勦，更沈著冷靜，說理清楚又切中要點。我在附註中列出幾個節目的連結，讀者不妨自行判斷[3]。
。。。。
事實上，相對於上一個世代的年輕人，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是比較真誠的。英文說："Don’t trust over twenty five." 意思是：二十五歲以上的人不能太相信。
但同樣是二十五歲以前，上一個世代與這一世代，人的心理品質還是不一樣。時常有人問我：「這個世代的台大學生，與之前的台大學生有什麼不同？」他們的眼神告訴我，他們想由我口中確認現在的學生太不用功，軟弱又缺乏毅力。但我看到的是另一個更深層的面向：真誠。
過去學生上台講專業的功課，講得好，台下學生通常沒有表情，有人心中還不服氣；講得差，台下偶而會有暗笑的聲音。但這一代學生不一樣，同學講得好，大家會高興的鼓掌，講得差，大家會相互支援，相互打氣。
這現象不難解釋。在資源匱乏的時代，人比較勤奮，但競爭相對激烈，人比人，明爭暗鬥是普遍現象。今天社會逐漸富裕，人變得比較寬容，而且會相互欣賞，相互合作。也因為這樣，人的品質提升，人際關係變得真誠。
回頭看看上一代的政治人物，有幾人能真誠的相互欣賞？像曾柏瑜這樣的年輕一代若參與政治，帶進來的是真誠，是講道理，台灣政治的格調也會提升。
就這個意義來說，年輕正好是加分。事實上不只在國內，近年世界各國年輕人問政有普遍化的趨勢。理由很簡單，由於網路普及，年輕人心智早熟，理想色彩鮮明，又少有利益糾葛。尤其今年五月，才20歲的英國女大學生Mhairi Black 擊敗工黨重量級人物，當選國會議員，最為人津津樂道。
七丶
「說年輕人有理想，但有理想的人有必要急著要競逐權力，追求名利？太陽花世代參選，會不會污染學運的淸純與理想？」這是朋友們質疑的第二個問題。
沒錯，下焉者藉政治追逐權力，中焉者獨善其身與政治保持距離，只有上焉者才把政治當作一種志業。
今天我們仍習慣把參與政治，尤其參選公職當作追逐權力與名利。這種看法是舊時代的遺緒。在獨裁統治之下，重要公職如中央官員民代或縣市長，是由上面分派或輔選的，主要任務是執行獨裁者的意志、不能有所作為，好處則是分享社會地位與特權。戒嚴中期之後，雖開放極少數的增額中央民代，亦只聊備一格，無濟於政事。在那樣的時代，人民自然把爭取重要公職，當作是追逐權力與名利。
但在民主社會，公職可以影響國家決策，為人民謀福利，所以透過參選，政治可以是一種志業。台灣社會的民主才剛起步，優秀人才參政的效果還未顯現，多數人對於參選難免負面。但民主要深化，一定要靠一大批有理想有視野又有思考力的人才進入政界，以政治為志業，民主政治才會逐步健全。
太陽花學運之後，年輕人體認到要改革政治，就要投身政治。看著曾柏瑜與她的同伴決心走上這條艱苦的漫漫長路，我們只有感謝她們，黙黙祝福她們，何忍以競逐權勢名之？
八、
新近崛起的第三勢力：時代力量、基進側翼、社會民主黨，加上原有的綠黨，試圖結盟，介入政治參選立委，給台灣人民帶來一股清新的希望。大家對第三勢力會賦予期待的原因是：這些人有理想。
但1970、1980年代許多人的理想凋落，今日第三勢力的人難道不會重蹈覆轍？」 這是朋友們擔心的第三個問題。
沒有人能替未來保證什麼。我們只能比較兩個時代的政治環境，從這裡去尋找信心。
早年的黨外人士與DPP黨員年輕時也都有崇高的理想。要注意：他們那時理想的高度，並不遜於今日第三勢力。
在獨裁的年代，理想背後還要有巨大的勇氣。刑求與牢獄之災，甚至家破人亡，是隨時要付出的代價。我們必須肯定當年的黨外與DPP對台灣民主的貢獻，是他們的理想、堅持與犧牲，突破戒嚴，造就了今日台灣的民主。只是那樣爭來的民主迄今沒有深化，他們之中有些人早年的理想失落，甚或變質，無法符合人民的期待。為什麼？
我從來不喜歡拿道德量尺去品評人，不喜歡動輒開口閉口藉「人性」兩字去數說人。因為談到道德就沒什麼好再談下去了；談到道德，大家就只搖頭感嘆，感嘆世風日下，同時暗示自己品格高尚。
其實人性不盡然只有醜陋。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有聖與魔、善與惡、美與醜、正面與負面的兩種力量。這是古來東西方宗教的信念。上帝按照祂的形象造人，因此「每個人的身上都有神性」這個概念衍義成基督教的人文傳統。佛教亦承認每個人都有佛性，所以禪宗講「直指人心，立地成佛」。
好的客觀環境激發出人性中的正面力量，為社會帶來希望。「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意涵，便是創造出這樣的政治環境。
相應的，理想凋落甚或變質，結構性的外在環境通常是主因。個人反而不是無意識，隨波逐流，就是無奈。在歷史的某些時刻，特定位置的個人，也許可以有所作為。但他可為而不為，並非人性醜陋的道德問題，而是認知上的局限。沒有足夠廣闊的視野，沒有足夠深刻的了解，他的言行格局就會停留在一定層次。
跳開道德批評，而就事論事，探討結構性的政治環境、辯證的看待歷史的細微，才能看到問題關鍵。
回顧二、三十年來民主運動的起落，直視其內因，多少是第三勢力未來之路的借鏡。
九丶
2015年的台灣社會已開始講道理，不同立場的聲音都可以攤開來相互對話，相互辯證。這提供了一個好的政治環境，使得深化民主的理想，有條件可以日益茁壯。固然社會本身是一個複雜系統，不同利益的糾葛、不同價值的交錯、不同認知的溝通，隨時都會使民主變調，使理想腐蝕。但講道理的政治環境至少是一個好的起點。這是今日第三勢力堅持理想的有利條件。
早期的DPP，即使到解嚴之後，每天都還在抗爭在救火，未有講道理的民主平台，雖自稱「民主進步黨」，但民主只是抽象，進步徒托空言。到了2000年僥倖取得政權，仍不幸是少數執政。
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DPP取得政權，可是總統得票與立委席次皆未過半，絶對多數仍掌握在保守勢力的手中。這樣的少數執政無法貫徹民主改革，只好沿用舊勢力的陋習，透過底下利益交換才能推動一點政策。原來進步的政策，不是妥協就是胎死腹中。
可是為什麼造成少數執政？其背景是解嚴之後，DPP未曾深耕民主訴求，就急於執政。
1990年初，DPP的黨領導人公開宣稱：成立政黨的目的在於取得政權。可是DPP的民主理想是什麼？要改革什麼？要把台灣帶往何處？黨內沒有深入討論達成共識，人民也一無所知。當時很多人質問：「民進黨與國民黨有什麼差別？」
黨領導人說：「只有品質問題，沒有本質問題」。加上媒體仍然控制在舊勢力的手中，沒有公開講道理、討論民主改革的平台，民主的面目是模糊的[4]。對多數人民來說，民丶國兩黨只在爭奪權力，唯一的差異是統獨立場似乎不同。國民黨明白主張「統」，DPP好像傾向「獨」，但什麼是「獨」？怎麼「獨」？在1990年代，多數人民的國家認同還未經深思，慣性的偏向大中國意識，DPP無法公開表明「獨」的政治立場。
由於民主改革的訴求不清不楚，解嚴十多年，DPP並未取得多數人民支持。只因國民黨內部分裂，鷸蚌相爭，2000年DPP僥倖取得政權，但落得少數執政而寸步難行是必然的結果。這是DPP執政時期客觀環境的限制。
十丶
當人民再度將希望放在第三勢力與DPP的整合，更必須把時間拉長，檢視這幾十年來DPP從在野到執政所走過的路，也循此進一步探究理想凋落的背景。
事實上，從1986年突破黨禁建黨以來，DPP有三件事該做而沒做：
(1) 草根經營：1990年代開始，DPP為了早日執政，把選舉當成首要之務，因此無力深入基層發掘問題、解決問題，從而得到草根支持；也未曾把具體明確的民主理想帶到基層，透過對話，提升基層的民主水平。有很長一段時間，DPP所謂「基層經營」只是仿效國民黨的老套，經營樁腳，目的在吸取選票；而非由下而上，健全民主基層細胞。一個政黨的民主訴求，重要的泉源來自草根。沒有好好經營草根，民主改革與人民需求脱節，人民對民主的認識也停滯不前，政黨的志業窄化成吸取選票，理想內容淘空，日久自然變質。
(2) 人才培育：幾十年來DPP追求民主與改革政治的訴求，吸引無數有理想的年輕人入黨，但DPP沒有一套人才培育的辦法與管道，譲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年輕人加入DPP之後，能否發揮抱負與潛能全憑運氣。投靠誰，誰就成了他未來的靠山。有一天靠山倒了，他先前的努力也付諸流水，因此山頭與派系林立。年輕人的民主理想被糟蹋成護主的忠誠。另外，因參政之後，除非現任公職或黨職，生活頓失著落，無法像一般人有固定薪水或生意可以養家活口，於是天人交戰，理想與麵包的矛盾易使理想變調。
(3)民主論戰：推動民主理想最關鍵的是：透過學習、思辨與對話，對內弄清楚所追求的民主，其內容是什麼；對外進行文化論戰，尋求人民支持，最後再轉成選票，變成政策。但DPP即使到2000年執政，也沒有費心去經營出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平台，在這些平台講道理、談事實，讓多數人從半個世紀的洗腦教育中醒來，同時經由對話與論戰，深化民主的內容，凝聚黨內外對民主與進步訴求的共識，當然也沒有意識到文化詮釋權的重要。相反的，保守勢力仍然控制主流媒體。民主與進步的理想，在輿論中節節敗退。舊勢力顛倒是非的保守言論，即使進入2010年仍居絶對優勢。
其他因如規範黨員政治獻金的來源，界定其流向屬公或私，也一直沒有處理，惹人物議。及至執政，遂向財團靠攏，迭有立場向右倾斜之譏。加上前述三件事該做而沒做，DPP的民主訴求虛泛無根，立場隨風搖擺，尤其遇到開發與環保之爭，經常一面倒向開發。
這些不利的政治現實，使民進黨一些擁有理想的個人，不易堅持理想，思維言行也與國民黨也漸趨一致，只是尺度深淺不一。改革者慢慢被「被改革者」同化，恰好應驗了「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差別，不是本質問題，而是品質問題。」
當然，理想發霉也與個人的主觀條件有關。一個勤於思考、不斷反思的人，會更知道不忘初衷。介入政治一旦有了舞台與權力，人很容易自我膨脹。這是很多年來台灣政壇一個令人悲哀的現象。「看到自己」是唯一的藥方，也是每一個人永遠的課題，只是不限於以政治為志業的人。
持平而論，DPP黨內還是有許多令人敬重的人士，迄今仍堅持理想，努力不懈。我們探討的只是這二、三十年來民主進程內在的問題。
十一丶
今日第三勢力所擁有的條件，相對有利於理想的堅持。各政黨所標誌的民主訴求較為明確；輿論平台可以講道理的氣候也逐漸成形；而且各政黨成員所儲備的思考力與反思力，較為厚實。
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DPP士氣跌入谷底，中生代的新領導人，勇敢面對困境，試圖帶領DPP浴火重生。另一方面，國民黨重新執政，保守勢力仍驕橫如故，亂象叢生。年輕世代如夢初醒，藉由網路辯證與串連，一次次引發抗議行動，終於捲起龐大的人民力量。DPP經過七年的淬練，也重拾信心，由於新領導人的論述能力、人格特質及領導風格，與過去迥異，為黨注入新的活力。各方對2016第三次政黨輪替，期待日殷。
去年爆發318太陽花學運以來，經1129九合一大選到今天，台灣的民主運動已邁入新的紀元。第三勢力深化民主訴求，各政黨分別針對台灣主體、直接民主、公民社會、多元文化、社會民主、世代正義，以及維護自然環境等重要的進步訴求，明白表述，使民主運動的面目變得清晰，又多元生動。DPP則匯集幾十年民主運動所累積的血涙、汗水、見解與資源，想把訴求整合，把力量凝聚，並試圖以民主作為亮點，讓台灣走向國際社會。
過去台灣的政黨政治失靈，原因之一是兩大黨都是右派政黨、一為右派甚至是極右政黨，另一則為中間偏右，導致左右失衡。現今第三勢力提出中間偏左的種種訴求，多少會牽動DPP的偏右立場左移，並產生平衡的作用。
這樣的結合，不只充實DPP原先空泛的民主內容，更可以彰顯它進步的面目，使民主進步黨名符其實。
面對2016中央選舉，第三勢力與DPP必須超越本位主義，以大局為重。合則成，分則敗。2000年DPP少數執政、國民黨鷸蚌相爭的殷鑑不遠。這次若兩股在野力量整合，立委席次過半，進步的民主法案可望落實，第三次政黨輪替，便是大有可為的多數執政。這時台灣的民主才會真正步上軌道，公民社會的理想亦可逐日成形。
十二、
2015年台灣民主運動的前途出現曙光，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柏瑜與她的年輕伙伴願意投身政治，我們感激之餘，更要珍惜她們的熱情。尤其柏瑜不只關懷民主，更關懷環境運動，代表綠黨參選。環境是目前亟需特別正視的議題。
就台灣民主運動來說，我們這一代人是冷漠無力的一代，而對待自然環境而言，我們則是人類歷史上最揮霍的一代。世代正義不只是經濟條件的不對等，更是自然環境的世代剝削。人必須與自然共生。我們這一代人過度開發，享用資源，大肆污染，留給下一代殘破的自然環境。迄今毫無悔意，甚至沾沾自喜，談到發展經濟就眉飛色舞。
地球暖化、極端氣候逐年劇烈，大自然反撲的腳步直直進逼，人類這物種會不會大滅絶？很多人心中嘀咕：「如果大滅絕是世界末日，一瞬間天崩地裂，所有人一起死亡，那沒什麼大不了，想開一點就是。」可是大滅絕並不是那樣的世界末日，而是天災地變此起彼落，資源逐步耗竭。為爭奪生存條件，戰火處處，弱肉強食，文明倒退，回到遠比野蠻時代更殘酷的日子，終至人吃人。慘絕人寰的過程將延續三、五十年。
今天我們是否已經越過不歸點（point of no return），步入大滅絕的不歸路？沒有人知道答案。唯一能挽救人類及自身文明的是理性。當我們已衣食無缺，就要回歸簡樸的生活，與自然和平相處。可是我們依然心存僥倖，愚昧無知的沈迷於經濟成長−再成長。
這是全球性的大問題，台灣只蕞爾一島，何能之有？或許有人這樣想。況且對於全球環境變遷，每一個國家立場不同，各有盤算，整合之事，談何容易？但地球只有一個，在自然大反撲之前，人類的命運是一體的。台灣不能自外於國際，不能仰賴大國去解決，不能推卸責任。試想：每天我們用心在撫育自家疼愛的小孩，為了什麼？不就希望他們有個平安美好的未來？可是我們又矇著眼睛，只顧揮霍與逃避，留給他們的未來一個悲慘無助的世界。到底我們在做什麼？
相對於民主運動逐日成熟，環境運動仍被主流社會視為邊陲。當前最被寄以重望的兩位民主領袖，對環境問題的嚴重性看來並無警覺。一位首都市長對社會與環境的關係，似乎未經深思。另一位總統候選人，則重經濟輕環保，一如當年的「民主先生」。她的經濟專業，多少模糊了她對環境的敏感度，也阻斷她去細想迫在眉睫的環境危機；這令人擔心的事實反映出：台灣社會就人與自然的關係，還停留在幼稚階段。
少子化的議題就明白透露這一切。少子化對短期經濟不利，但對環境明顯有利。只有人口大量減少，環境負荷才能減輕，這是延緩大自然反撲斧底抽薪的關鍵，也是難得的契機。可是基於經濟掛帥，不論在民主或反民主的陣營，鼓勵生育卻無異議的成為因應少子化問題的共識。
人類的理性有無可能挽救人類免於大滅絕的悲慘災難？我是悲觀的。但即使無望，悲觀主義者，仍然要匍匐前進，奮鬥到最後一刻。這是人作為人的條件[5]。
台灣社會必須嚴肅面對經濟與環境的矛盾，快速跳脫出幾十年來經濟至上的慣性思維。綠黨成立近二十年，長年為環境議題努力不懈，在太陽花學運中藉由反核議題與民主運動接軌，吸引年輕世代關注與投入。柏瑜及她的年輕伙伴，代表綠黨參選立委，是一個新的起點。
此時此刻，為了環境，我們至少能做也該做這件事：協助綠黨進入立法院，立法保護自然、節制這一代人的貪婪、防止過度開發。這樣急切的聲音在今天立法院仍然十分微弱，113席立委之中，綠黨仍然掛零，經濟開發還是絕對主流。
十三、
柏瑜一行離開我家農舍時，天已放晴，山谷雲霧亦開，青翠怡人。山景雖美，但極端氣候的陰影徘徊不散。這些年來，環境危機其實是我最擔心的事[6]。
送走一行人，途中根政私下同我說，柏瑜組織能力極強，思考力與行動力皆令人讚嘆。例如她年輕的團隊，白天行動、夜晚開會討論、分配工作，半夜該完成的就完成，做事明快，效率神速。
幾天前，台大一些學生來看我。我問：「柏瑜在新店這選區參選，你們會來幫忙嗎？」他們說會。沒錯，年輕世代已經成熟，她們有遠見，有能力，知道做什麼，又樂於合作。該是老一代交棒的時候了。
這是一條漫漫長路。祝福柏瑜與她們的政治志業。
[1] 此文依綠黨召集人李根政囑託，將推薦文放在台灣民主運動的脈絡中書寫，讓我有機會把許多思緒整合。
[2] 這是台灣解嚴後，最大的一次警民衝突。事件後據中研院許木柱，徐正光兩位教授召集組成的觀察小組報告：現場參與的民眾近一萬人。歷時十七小時，衝突不斷。尤其入夜之後，憲警失控，血光遍地，吶喊震天，哀號四起。翌日當局大肆逮捕，並藉一手壟斷之媒體指控：農民預謀暴力，在北上卡車裡預長石頭於大白菜中，而導演出一齣石頭記。經清華十一位教授，至所稱搬運石頭之二崙公墓，一指控情節現場做模擬實驗，發現指控情節不實。
[4] 作者於1992年六至九月，在自立晚報烽火集，刊登一系列〈台灣反對運動反省系列〉的文章，分析當時急於執政的可能後果。後以〈金粉紅妝的形象〉結集於《童年與解放（左岸）》一書附錄。
[5]在日本軍國主義橫行無忌，血流成河的年代，渡邊一夫與其他有良心的日本知識份子，用這樣悲嘆的字句，寫下他們關注人類命運，反抗無知暴行的決心。
黃武雄教授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