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兩種教育觀
什麼叫成？什麼叫敗？
成敗必須依據「教育的目的」來評斷。先釐清教育的目的，才能分析教改的成敗，才能替下一波的教改指出方向。
對我來說，教育的目的是要讓每一個人求取最大的內在發展，發揮他的潛能，使他學會靈活運用知識、獨立思考。學習知識必須源自人天生對世界的好奇，源自人想與世界互動，參與世界的渴求，把這些可貴的內在需求轉化為對知識的熱情，而不是把它們禁錮起來，另外再運用外在的壓力，依賴考試競爭的逼迫，強力記誦文字公式，學得知識的表皮。只有透過內在需求，人才學會思辨，學會判斷，所學到的知識也才是活的，才不致生搬硬套，人云亦云。也只有這樣，教育才能促使人的心智趨於成熟。一個社會若由許許多多成熟的心智組成，這個社會便會有競爭力，會開創出多元活潑的新行業、新生機、新面貌。世界是不斷在變動的，競爭力不過是成熟心智的產物。
可是今日台灣多數的主流菁英不這樣想，他們相信人力規劃，追求表象的「卓越」、一時的競爭力，他們渴望安定的秩序，深信人生來不平等，上智下愚、各司其職，而分類分等分級則是教育者責無旁貸的事。他們甚至不認為紓解升學壓力是好事，因為他們自己便是在升學壓力下才努力讀書，通過一連串的考試，晉身菁英階層。對知識的內在熱情，是他們經驗之外的事。他們擔心變動，害怕陌生，把自己的不安全感，時時刻刻投射在孩子身上，並且不自覺的美化自己的過去，同時要孩子複製自己。
這是相應於一左一右，兩種不同思維的教育觀。教改是成是敗？依據不同的教育觀，便得到不同的結論。
四一０教改運動四大訴求之一「制定教育基本法」，已於1996年12月12日立法，其精神大體屬於第一種教育觀，但諷刺的是：這基本法一直被束之高閣，社會主流盛行的仍然是第二種教育觀。
對我來說，教改若要成功，一波波的思想論戰不可避免。如前所述，教育的對象是人，教改所涉及的意識型態，不只是「社會正義」與「自由放任」。更核心的問題是人成長的秘密，人天生的能力與動力，這是不分階級、不分性別、不分族群的。二十多年教改歷程，我前後寫過幾本書，心中想做的事，就是為第一種教育觀，建立一套完整的思想基礎。
1992年我寫《童年與解放》，從數學、自然科學、認知心理學、哲學、社會學等各個面向切入，指出人原始的創造特質，探討兒童成長的秘密，並分析思想解放的意義；1995年為了闡明四一０教改訴求的涵義，並建構教改的圖象，又出版《台灣教育的重建》；2003年我再寫《學校在窗外》一書，析離出人類存在的原始趣向，並結合文明的特徵，把這些論述落實在學校教育，釐清學校教育的定位，以「打開經驗世界，發展抽象能力」作為教育工作的經緯，來協助學生溶入文明創造，進入文明世界。
這是學校教育該做的兩件事。如果還有第三件事，那麼便是「留白」。我用一生的時間摸索，觀察體驗、閱讀思考、行動與實踐，終於理出這些頭緒，清楚認識到每一個孩子都可以造就，可以是天才，每一個孩子都是人類的希望，這不只是空談，還有許多實證的例子。教育者必須放棄管控與說教，而改換成另一種態度：從旁協助，「提供」養分(有形或無形的養分，資源或知識)，與他討論，來回思辨，當他的朋友，同他一起悲喜，陪他走過迷惘困惑的成長歲月。
我寫這些東西，也為了替下一波教改的思想論戰，作好準備。
2009年「全國家長聯盟」發動十二年國教遊行，聲勢規模雖不如十五年前，至少維持了民間教改的命脈。所提的訴求，亦指向紓解國中學生壓力的結構性改革。我走在遊行隊伍中，內心充滿無奈與悲戚，十五年了，教改前途仍然渺茫，甚且愈走愈窄。西德1965年教改一經發聲，政府與社會菁英便立即回應民間需求，去除階級偏見，捨棄人力規劃的迷思，認真調節升學供需；並著眼未來，挹注大量國家資源，替未來社會培育大量共同經營現代社會的人才。十年之後大勢底定，國家競爭力趕上西歐各國，到八零年代，更快速竄升，馬克變成強勢的國際貨幣。反觀台灣，四一０教改之後十五年，主流菁英的控制照舊，社會正義面目模糊，升學壓力仍然沈重，學生心智得不到釋放，教改猶東填西補，家長與教改運動者還需走上街頭，藉粗陋的喇叭發聲。兩國主流菁英之間，究竟隔著什麼樣的思想落差？
遊行之前，我受全家盟會長謝國清的囑託，寫了一篇短文：〈十二年國教與教育複製〉。文中指出教育的本質其實是複製，這一代人試圖把自己所知所想一一複製到下一代的大腦皮質。但複製的結果，必然一代不如一代。教改的任務，便是要降低教育複製率，使得下一代有空隙能望向未來。於是教改運動便陷入最尷尬的處境，因為掌握教育支配權的，正是自認「成功」，並急於將其成功經驗複製下去的主流菁英。只有主流菁英有自我檢視的能力，以及望向未來的視野，教改才可能成功。
在台灣，這還是一條漫漫長路。
讓我重錄一段二十世紀重要物理學家Freeman Dyson[44]的文字，來結束這篇長文：
作為一名科學家，意味著把Niels Bohr[45]的夢想推向它最後的目的：迎向開放的世界、禁絕殺人武器與終結戰爭。當貧民窟的孩子們向科學打開他們的心靈時，他們所需要的，不是讀更多小時的物理與化學，不是把科學與SAT測驗混淆一起，而是一種望向未來的視野。在這視野中浮現的是一個與過去不一樣場景：一個較好未來的夢，這才是我們的孩子們所需要的，也才是科學能帶給孩子們的。
後記
寫這篇文章，起初是為了回應何明修的論文。明修與我，因他近日批判教改的論文而相識。他的論文寫成之後，我們有個愉快而真誠的交談。其後他做了若干修改，我很高興他保留一些歧見，這樣我們才有對話的空間。
我曾對明修談到教改運動主客觀條件不足的問題。客觀條件不足已如本文所述；主觀條件不足，則涉及我個人的角色與個性的限制。讓我用點篇幅，作些說明。
幾十年來我以一個數學專業者，介入教育、環保、社會、政治，並不是因為使命感，而是因為看不慣，我頂多有責任感而已。我一生關注的是「真」，不是「善」。我看到世間很多事情如果這樣做，便可以好得多，可是大家偏偏不這樣做，於是我忍不住出來講了幾句話，出一些點子，但點子一出，自己便不得不參與，而且越陷越深。
可是我沒有使命感，這使得教改運動更難開展。有使命感的人，會投入其中，貢獻所有心力，要把理想在手上完成。友輩之中，像張國龍、陳師孟、史英，都是有使命感的人，但我不是。我雖然強調公共事務無比重要，但不希望自己被它綁死，對於公共事務我只盡到一名公民的責任。我不是「理想主義者」，也不是「唐吉訶德」，這點我是自私的，我希望自己有較大的自主空間，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我的興趣只是求「真」，我認為「真」的極致，自然包含著「善」，但「善」不是我所追求的東西。我的社會形象與真實的自己，有很大的落差。
我對明修說，我的擅長是經營論述，不適宜當領導人。但因緣際會，在教改運動中，我扮演了核心的角色。
推動四一０，我原來預期：藉遊行公開提出民間教改訴求之後，事情就告一段落。如果執政者無法回應訴求，便再度發動下一波的示威，直到訴求實現。這樣，民間教改的陣營，反而掌握主動權。我的政治敏感度清楚告訴我：成立四一０聯盟無濟於事，「政治力」不站在民間這邊。成立聯盟只是一個空殼子，各教改團體不會希望頭上有個太上組織。一旦成立聯盟，他們推動四一０訴求實現的熱情會降低，因為那是聯盟的專責；而要長期維持一個聯盟辦公室，經費也不容易籌措。況且教改團體各有自己成立的宗旨及奮鬥目標，很難同心協力為四一０的訴求拼命。聯盟的組織是大而無當，成立了反而會孤立，會與各團體疏遠。
聯盟對外的處境亦然。民間沒有籌碼，教改熱潮過後，便很難發出聲音。後來的發展果然證實了我的預估。但1994年四月上旬熱潮湧升之時，四一０幾位核心幹部認為我的想法太消極，如果熱潮過後四一０組織就宣告解散，便是對台灣人民「不負責任」。於是四月十四日，我召集四一０檢討會議，同時成立四一０聯盟，選出第一屆會長，由素孚眾望的的張則周教授扛下重任。核心幹部們答應我可以卸下職責，只以個人會員的身份參加聯盟工作。
事實上聯盟人力單薄、資源短缺，張則周備極辛苦，局面才得以維持下去。這段期間我的工作，只是把四一０訴求的內涵深化，寫成幾篇文章四處散發[46]。同年10月我罹患重病，肝癌已達末期並擴散至肺部十多處，瀕臨生命終點。朋友們極其關懷，給予我無限溫暖。在教改的公共事務上，則多方體恤我，對於我經常拒絕公開露面，總替我解釋，說我因病才消極，事實是我除因病無法赴會之外，又生性孤僻而疏懶，總想逃離公開場合。
社運是社會不斷更生的源泉，但在台灣做社運尤其艱辛。社運組織要長期耕耘下去，必須有很強的行動力，不斷創造議題引起媒體關注，並持續開拓資源。教改運動亦不例外。1995年七０九之後，四一０聯盟要維持一個小辦公室已非常困難。我個人條件的限制，加上組織力量單薄，無人善於籌措經費。而在論述上，教改陣營中又少有勤快而能立即回應主流挑戰的寫手，這些就是我所謂的主觀條件不足。
誠實的紀錄這段反思與經驗，提供社運工作者參考。 (全文 pdf)
[1] 〈再等半個世紀〉中時人間副刊，1996. 同文收錄於《台灣教育的重建》當作增訂版序。
[2] 深信先天差異，例如上智下愚，使得自古以來貴族門閥維持其統治利益有了藉口，也成為近世殖民主義者與種族主義者用來欺壓弱勢民族的說辭。
[3]有些人會以「唯物論」與「唯心論」來標示上述「左」與「右」兩種世界觀，但其意義莫衷一是，而且用辭容易招致誤解。唯物論會被誤解為：「一切現象（含精神）皆可以歸諸物質」，其實它的原意是：「物質是一切現象的底層結構」。
[4] 對我來說，二十世紀資本主義國家的思想哲學雖是唯心，但其發展則遵從唯物的過程。共產主義國家正好反過來，思想哲學是唯物的，可是卻用唯心的方法要達成目標。於是資本主義存活下來，共產國家則一一衰亡或變質。可是資本主義加速發達，最後遇到的問題是：整套以「看不見的手」作為信條的理論，完全忽略了自然資源的角色，以致於大自然反撲在即，人類文明的存續，到二十一世紀，將面臨極其嚴酷的試煉。
[5] 關於我個人的世界觀，較細緻而完整的看法請參考《童年與解放》與《學校在窗外》兩書。用嚴格的科學語言來說，決定論不等於可預測論，混沌現象因存在蝴蝶效應而不可預測，但其本質仍為決定論。在這裡，我的意思其實是：不相信未來可以預測。
[6] 可是我仍然不是社會決定論者，我不相信社會發展存在著某種可以預言或控制的規律。人類的社會是個複雜體。
[7] 「複雜系統」是1950年代興起的科學新領域，有科學的界定。混沌現象是其中之一，例如某些氣候系統，其他許多自然或人文社會的系統皆然。關於人的成長過程是複雜系統，參見本文作者：〈千年記憶的大石〉，《童年與解放》，左岸，頁271-288.
[8]這裡指效用函數瞬間變化率取得最大值的的方向，或說梯度(gradient)的方向。以經濟學的術語，即preference vector.
[9] 這是必要條件，並非充分條件。但有了好的教育大環境，人性的正面力量便會逐一浮現，經過一番正面運作與不斷調適，花草自然越長越好。
[10] 有人會說，今天大學已經大幅擴充，大家仍擠破頭在搶著進名校，所以問題出在學生家長的觀念不對。可是問題不在於大家搶著進名校，而在於大家不想花大錢進太爛的學校。因為十多年來，政府不肯認真調節升學供需，好好投入資源辦好公立大學，卻用最便宜的方式大量灌水，升格私立技職學校，以致教學品質浮濫，收費又數倍於公立大學(參見後文)。
[11] 參見〈台灣教育重建的圖景〉，收錄於《台灣教育的重建》增訂版，遠流，1997/1/16.
[12] 《學校在窗外》，左岸，頁337-338.
[13] 《台灣教育的重建》增訂版, 頁70-71.
[14] ibid, 頁16-17.
[15]1995/2/11公佈〈民國八十三年人力開發資源報告〉。
[16] 中國時報1995/2/12，第一版頭條新聞及第三版。
[17] 參見〈高學歷高失業率的迷思〉，收錄於《台灣教育的重建》初版，遠流，1995，頁41~52.
[18] 何明修：〈教育改革運動的驚奇冒險〉,2010
[19] 例如郭慧英：〈滿街方帽子根除了文憑主義？〉，中國時報言論廣場，1995/7/8.
[20] 〈廣設高中大學的幾點爭議〉、〈高學歷高失業率的迷思〉、〈論文憑主義與廣設高中大學〉、〈再論文憑主義〉四篇，收錄於《台灣教育的重建》，遠流。前兩篇收錄於初版1995/7/16；
後兩篇在二版1997/1/16.
[21] 再論文憑主義與廣設高中大學〉，收錄於《台灣教育的重建》，遠流，二版，
1997/1/16，頁72.
[22]《行政院教改會諮議報告書》，第二期第三章第五節，1996.
[23] 據吳京公開談話，其後繼任的教育部長林清江係執筆人，時任教改會高等教育組副召集人。
[24] 《學校在窗外》，左岸，頁302
[25] 王震武／林文瑛：《教育的困境與改革的困境》，桂冠，1994；《另眼看教育改革》，
桂冠，1999
[26] 何明修：〈教育改革運動的驚奇冒險〉,2010
[28] 行政院教改會：〈教改會諮議報告書〉，第一期第三章第二節，1996.
[29]林文瑛：〈升學的壓力在哪裡？〉，蜂報，2003
[30] 顧忠華：〈德國教育改革的理念與制度〉，教改叢刊AH22
[31]多年之後，簡錫堦成立「泛紫聯盟」，亦採紫色代表弱勢立場，應與四一O無關。
[32]時為台大社會所研究生，為四一O教改運動核心幹部。
[33]會長為台大農化系教授張則周，張教授支持弱勢，比我更積極，例如社區大學成立，
他一直極力主張低收入學員免費。
[34]事隔十五年，我已無法確認這段話，在與兔槽隊聚談時是否明白點出，但其後兔槽隊即加入四一O聯盟；我亦多次透過四一O聯盟工作人員林學淵傳達這種立場。
[35]該文後來收錄於《台灣教育的重建》，頁37~38.初版，1995/7/16
[36] 何明修：〈教育改革運動的驚奇冒險〉，2010.
[37] 「全額」指相當於政府辦幼稚園的投資，平均分攤在每位幼兒身上的費用。
[38] 《學校在窗外》，2003, 左岸，頁282-366.
[39] 林文瑛：〈升學的壓力在哪裡？〉， 蜂報，2003.
[40] 例如最近國語實小體罰事件,教育局依法明確處理，其後教師勇敢自承錯誤，相較於過去，顯然進步。反而是一些保守的家長，為袒護教師，發出漠視學生人權的雜音。
[41]〈台灣教育的重建〉，1995/7/16，初版，遠流.頁10.頁37.頁175~176
[42] 人本教育基金會主要負責人，二十年來為教改持續付出巨大心力，貢獻卓著。
[43] 《學校在窗外》，2003，左岸，頁265-281。
[44] Freeman J. Dyson: “To Teach or Not to Teach ?” Amer. J. Phys., June 1991, vol.59, No.6, p.495. 本段譯文，我曾摘錄於《學校在窗外》，頁199。
[45] 二十世紀初丹麥的理論物理學家，量子力學的先驅。
[46] 如〈廣設高中大學的幾點爭議〉、〈為什麼要落實小班小校？〉、〈教育自由化是什麼意思？〉等文，後來集結收錄在隔年出版的《台灣教育的重建》一書中。
黃武雄教授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