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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記桃李舘1990年代

….桃李館成立之初，並沒有設立特定的目標。黃老師說：「基本上我與大家弄了一個底子在那邊，讓大家一直發展一直發展，發展到哪裡去是大家共同的決定。那時大家說我是火車頭，其實我只是在打底子的時候，確立了幾個無形的、抽象的原則。路是大家一起走出來的，我並沒有主導。」、「我一生做了很多類似的事，例如社區大學，最早我與一些朋友打了底子，你可以看到隨後80幾所社區大學便像雨後春筍，在全國各地冒了出來，到今天社區大學已經歷了十五年，為這社會做了很多事。底子弄好了，總有七、八成的事，能不忘初衷，這樣就很不錯了。現實的發展，難免會有兩、三成不如人意。那也是人間的常態。人生是這樣，這社會是這樣，環境議題也是這樣。我介入其他種種公共事物，也都採取這樣的態度，這是我的信念。像千里步道，像四一O教改。在很多不同的場域，我看到底子打得好的，人性中『正面的力量』便不斷浮現，逐日開花結果。…..」

文 / 陳蘭亭（專訪黃武雄）

初秋微冷的雨，讓通往桃李館的斜坡路潮濕帶著苔綠，透過桃李館西側的玻璃格窗，看見黃老師沿著斜坡走來。他戴著毛帽，身穿厚質棉布襯衫。原本因為下雨而顯得濕冷的空氣，因為黃老師的到來，帶進了一股暖意。已經病了一年多的身體還未復原，這也解釋了他那看似入冬的打扮。即使是帶著病容，他還是一開口就講了兩個小時，竭力挖掘腦中的記憶，希望為社區和社會留下更多的史料。

花園新城是台灣開發得最早，也最被看好的山坡地社區，但是很快地1980年代開始從絢爛步向沒落，由於新城公司的財務問題，房地產的發展是停滯的。但在黃老師的記憶中，那反而是這社區最美麗的年代，沒有初期的玩樂設施與大批遊客，沒有現在那麼多的水銀燈、不銹鋼欄杆和水泥化。到處是開闊的草地與幽祕的角落，一時興起就可以坐下來，看蟲鳥花草，看雲霧看夕陽。人和環境相容，不會像今天這樣格格不入。那時社區雖然擁有這麼優美的環境，但社區事務完全由新城公司主導，居民的社區意識還沒有凝聚起來。這時期，幾項攸關居民權益的社區議題正在發生，第一是交通的問題，當時社區唯一對外公共運輸是新城公司營運的交通車，一小時才一班，除了經常拖班誤點，車況因年久失修，時而半途拋錨，也叫人擔心。後來發生了交通車撞死居民洪文堯的事故。洪文堯是陶藝家，吳菊的先生，經常帶著兩個可愛的幼女（洪玄穎姐妹）在社區內散步，他的過世譲人傷情。新城公司的善後處理誠意不足，引起居民的不平，也因此引發居民長達七、八年，要求新店客運進入社區的陳情活動；第二是水管處監督下的「新城土地細部規劃」正在進行，這事對其後新城土地會如何開發影響深遠，再加上長期以來水權和產權不時有爭議，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凝聚新城居民的動因開始浮現。

黃老師認為經營社區不能每次有甚麼爭議，就靠大家臨時上陣，這樣的力量沒有辦法累積，效果零散，大家也疲於奔命。社區意識應該是慢慢孕育出來的，但當時社區沒有一個能夠讓居民意見相互交流的場所，所以先要有個據點。據點也要座落在社區的中心，才能吸引大家經常來走動。黃老師隨即看上了公車站旁一棟洋房閒置的車庫，並拜訪住在台北市溫州街的屋主陳連生醫師的家人，陳家很認同成立社區中心的構想，樂意出租。於是黃老師寫了一封信，動員幾位社區朋友，一一投遞到全社區所有信箱，號召大家一起出錢出力，動手整修。因為前述提到的背景，居民反應熱烈，很快便募集到27萬的捐款。再經過藝術、建築、設計各有專長又具有熱情的居民通力合作，於是在1991年秋天出現了今日的桃李館。黃老師從記憶中唸出一長串開創者的名字：唐香燕、梁祥美、邱惠瑛、吳菊、陳瑞妶、郭譽孚、楊孟惠、許琳英、粘峻熊、鄭世儀、陳麗寬、孟子青、史英、龔金標、Coco媽媽張淑貞、蔡素貞、威寶媽媽、卓媽媽……「還有一個默默做事，尤其熱心為社區做資源回收的女性，大家都很喜歡她，叫她黃媽媽。我提這些人名的時候，一定會漏了誰……。」

桃李館開創不久，姚添富、趙和賢、蕭嘉慶、蔡萬益、趙惠敏……這些日後將在社區扮演重要角色的人，也逐一出現在桃李舘。「對姚添富，我的印象尤其深刻。有次為了一起去參加立法院公聽會，大家在桃李館聚會，熱烈討論細部規劃的事。會場上坐滿了人。座中有個人面孔陌生，忽然舉手發言：" 這件事對社區未來發展非常重要，事情推動起來一定很費力氣，總要一些經費。我願先捐兩萬"。他就是姚添富。後來他積極參與社區事務，當了兩、三仼主委，憑藉他的熱心與毅力，終於突破法令及重重障礙，正式成立了有法定地位的社區管理委員會，改變了過去公司獨大的局面。這在1990年代初期社區居民的心目中，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依據黃老師的原始草圖，桃李館的大門應開向西側的斜坡，也就是今日大玻璃格窗的位置。這寓意著桃李館開放的原則，直接伸向外界；把桌椅擺在戶外，天晴的日子，大家可以在那裡看書喝茶聊天，也吸引公車站等車下車的居民，隨時走下來使用桃李館。雖然後來大家採用了吳菊的意見，在面向斜坡的方向用美麗的白框玻璃格窗裝飾起來，而改設大門於北側，但「我也從善如流，不固執己見」，黃老師笑著說。這只是開始，從日後館務的經營，我們更能感受黃老師所倡議的開放、廣納。

黃老師認為社區意識的凝聚，應以文化作為起點，因此將桃李館定位為社區文化中心兼社區圖書館。「桃李舘開幕那天，雖然不是冠蓋雲集，卻是熱鬧非凡，創意十足。屋主陳醫師夫婦也蒞臨與會並捐了一些錢。」黃老師這樣補充。成立之初，向社區居民募書，很快便募到一大堆藏書，塞滿了七、八個書架，其中包括許多有價值的老書，甚至一些重要的絕版書。有了空間和書，人們來到桃李館，喝咖啡、共餐、閱讀、說故事、開讀書會、辦演講，悠閒的交談，在這樣人與人之間啟發互動中，許多有趣的事物開始孕育。

當時花園新城社區居民的組成，約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最早住進社區的住戶，以退休的軍公教人員為主。到了1980初期，開始移入以小家庭為主的新住戶，大多居住在公寓式集合住宅，這是第二類。第三類則為單身租戶，多半棲身在翰林樓。第二和第三類的人最常使用桃李館且各有特點，需求不一，來桃李舘的時間也不同。這三類居民看待公共事務的態度時常各有立場，有些人保守，有些人基進，有些人雖然溫和但反而熱心參與一般公共事務。在桃李館這個空間裡，不同的意識形態開始相互流動，原本牢不可破的藩籬逐漸拆解。例如當時長青會的韓文祥先生，與黃老師在各方面的看法並不相同，尤其在剛解嚴的政治環境下，台灣各場域的民主意識開始覺醒。韓先生對於桃李館的經營目的有所疑慮。但經由不斷地溝通交談，逐漸消除隔閡，桃李舘媽媽們誠懇邀請韓先生來桃李舘教外丹功，韓先生也邀郭譽孚及黃老師去長青會參加活動。

黃老師主張以「開放」和「廣納」的原則經營桃李館，例如24小時開放，任何人任何時間都可以進來。社區所有人都可以拿到鑰匙，不限定專人擁有；相應的，進來的人要輪班看館，輪班的時間與頻率則自由決定。黃老師說：「我不喜歡有硬性的規定，其實你讓他自主、給他彈性，沒有外來的壓力，他的參與反而更主動。」一本厚厚的「輪班本」，上面記載自由填上的輪班表和任何想討論的話題。任何值班的人都可以在上面塗鴉，或偶發的感想，或抒情的詩篇散文，或一時手癢的素描，林林總總，十分有趣。不同時間來桃李館值班，藉由「輪班本」可以分享彼此心情，可以共同思考問題如何解決。即使遇到管理上的困難，黃老師仍以廣納的態度來看待，譬如當時桃李館訂三種報紙，放在門口外的板凳上，供人閱讀。但常有報紙被取走，有些人很在意，黃老師則主張「報紙看的人多，本來就容易弄丟」；不因此而排斥特定人。廁所也一樣，24小時開放，有時難免會被弄髒，髒了就洗，當作一種勞動。黃老師說：「其實人都會轉化，人本來就有善惡兩面，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經營一種環境，讓人善的那面發展出來，惡的那面慢慢消失。我覺得這就是世間最好的東西，也是這世間的希望。」

1994年黃老師生了一場大病，得了肝癌並擴散至肺部，無法再參與桃李館經營。幸而有人接棒，繼續維持桃李館的運作，像楊孟惠、吳淑姿……這樣沒幾年，由於認真的媽媽們靠辦活動、租借場地、賣咖啡，和運作跳蚤市場，把所得一點一滴累積下來，最後竟湊齊了27萬，一一歸還給當初的捐款人。

桃李館成立之初，並沒有設立特定的目標。黃老師說：「基本上我與大家弄了一個底子在那邊，讓大家一直發展一直發展，發展到哪裡去是大家共同的決定。那時大家說我是火車頭，其實我只是在打底子的時候，確立了幾個無形的、抽象的原則。路是大家一起走出來的，我並沒有主導。」「我一生做了很多類似的事，例如社區大學，最早我與一些朋友打了底子，你可以看到隨後80幾所社區大學便像雨後春筍，在全國各地冒了出來，到今天社區大學已經歷了十五年，為這社會做了很多事。底子弄好了，總有七、八成的事，能不忘初衷，這樣就很不錯了。現實的發展，難免會有兩、三成不如人意。那也是人間的常態。人生是這樣，這社會是這樣，環境議題也是這樣。我介入其他種種公共事物，也都採取這樣的態度，這是我的信念。像千里步道，像四一O教改。在很多不同的場域，我看到底子打得好的，人性中「正面的力量」便不斷浮現，逐日開花結果。社區大學最是明顯。至於千里步道後來走的路線，並不按照我原來的藍圖，但底子不錯，後來怎麼走，都很好，我也樂觀其成，尤其感佩在第一線堅持不懈，繼續打拚的朋友。至於教改，四一O早期是打開了局面，讓大家意識到教育病了，病到不能不做根本改革的地歩。就當時的運動本身，真是百花齊放。但教改政策後來的發展，並未按照四一O所提的訴求，民間沒有機會參與根本決策，只有在技術問題上面被動員。我們提出的只不過是訴求，也出版了白皮書，但沒機會去把底子打好，後來的發展自然不如理想。」

「在這個社會，保守的、開發的力量一直是非常強大的。我常說右派的世界觀從來是人類社會的主流。我們能做的就是：相信人性中都有善的一面，堅持開放與廣納，讓人正面的力量發展開來。經營桃李館，基本上我也採取這樣的態度。」

這20年來，新城的社區意識已高度凝聚。迄今在教育、環境保護、藝文等各方面發展出來的特色，結實纍纍。桃李館之前已有唐香燕、陳瑞妶經營的媽媽幼兒園，以及其後劉玉燕、粘峻熊、鄭世儀、陳麗寬接手的森林幼兒園。桃李舘之後，在教育方面更有通泉草家庭文庫、毛毛蟲學苑、種籽實小、通泉草幼兒園、華德福親子共學團體，以及赤皮仔自學團體，吸引更多有志於教育的工作者和父母來到花園新城。早年新城進行土地細部規劃時，居民在立法院公聽會的訴求中，有一項是在社區內設置小學，也得到幾位立法委員的支持。不過以當時的政治環境，民間的聲音不受官方重視，因此無疾而終。現況是社區內的小孩，都得搭車趕車才能上小學，花費許多時間和環境成本。不過，在黃老師眼中，近年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逐漸形成。30至40幾歲這代是充滿潛力的，許多有趣的事、重要的事，都值得去努力、去嘗試。這真是一份很有重量的期許。

桃李館的北側，曾經是一片蔥鬱茂盛，綠意盎然的小天地，那些年庭園擺了幾套龔金標慷慨捐贈的白色戶外桌椅，大家常在那裡喝咖啡聊天，欣賞遠景。「龔金標已因肝癌過世多年，好可惜，這麼熱心的人。我也曾應一些年輕朋友要求，在那裡擺黑板教微積分。」黃老師回憶著，「對我個人來說，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社區孩子們在這庭園跑進跑出的笑鬧聲，現今還停留在耳際，Coco、濃濃、年詢、阿牛、玄穎姐妹、璞璞、任鈞、威寶、卓皓、宅宅……現在他們都已長大成人了……二十年過得真快。」黃老師一邊細嚼著桃李舘的往事。後來建商來了，在庭園北緣砍樹除草，架起鐵皮圍欄蓋新房子；然後建商倒閉了，鐵皮圍欄生鏽頹圮，圍欄內芒草叢生；然後颱風來了，將鐵皮吹倒，再次讓人窺見曾經的綠意。桃李館安靜地看著，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後記：延伸討論

「開放與廣納有什麼分別？開放對外，廣納對内；開放在思想，廣納在實踐；開放是心智的真，廣納把它體現為善。開放與廣納，所講的無非是"沒有偏見"這四個字，對事沒有偏見是開放，對人沒有偏見則為廣納。人要做到沒有偏見是很困難的，但沒有偏見不表示沒有是非、沒有作為。社會處處充滿偏見，人的紛擾與痛苦很多時候來自於偏見，人還是要努力去對抗偏見，對抗自己的或社會的偏見。但在對抗偏見的過程中，為了凝聚力道，很容易又形成新的偏見。」黃老師努力的釐清這些概念。

「不過在經營桃李館時，我從來不曾向誰提過開放與廣納這兩個原則，不會像現在這樣嘮嘮叨叨，更不會長篇大論，咬文嚼字的講抽象概念。這些話不過是講給自己聽的，作為自己一生的課業。複雜的概念一旦歸納成原則，用來宣導，很容易變成教條。只有透過實作，別人才能真正體會。」

教育前景與環境危機

前者的教育觀是「人與人爭」、是競爭、是評比，透過競爭評比去壓迫孩子學習。後者則為「人與事爭」，讓孩子的心力直接投入事情本身，「想把事情做好」是他學習的動力，他不必隨時被評比，被要求把別人比下去。人與人爭的地方，不只是學生，教師也一樣，人會陷入痛苦和扭曲。人與事爭，學生可以把他的心力投入文明的創造活動，自由的發展他自己，教師的努力也才有真正的喜悅與成就感。這才是正常的教育。

(2010 年初夏，中國時報訪談 2030 年教育及環境前景)

採訪／中國時報*
受訪／黃武雄
採訪形式／e-mail 對談

Q：20年後，在2030年代的台灣，你理想中的學校是什麼樣子？

2030年，我希望台灣一般的學校，能真的以學生為主體，教師不再是管理者。學生學東西不是為了應付考試、為了與人競爭、為了以後升學，而是為了興趣。大人們願意用比較開明的態度瞭解並尊重孩子，看到每一個孩子的潛能，與孩子做朋友，與孩子討論問題，而不是隨時準備說教。教師在學校不用花很多時間心力在考試、評分、比賽、獎懲、維持秩序、寫報告寫計畫，只為了向上級交代。他們可以用全副精神帶引學生學習、打開視野、討論與思辨。教育資源直接用在學生與教學之上。換句話說，那時台灣的學校，情況與今天歐美一般公立學校相當，教育正常化了，學生的心智也得到充分釋放。今日台灣的中小學教育，從中央到地方，從地方到學校現場，大部分教育人員的時間精力，都耗在人力規劃、人的分類分等分級，耗在如何透過考試壓力使學生學習、如何透過管理使學生的人格行為受到規範；可是教育工作者的本份，原本是在協助學生打開經驗世界，發展學生獨立思辨的能力，以促發其心智成熟。這是兩種不同的教育觀。我希望20年後，我們的社會能夠捨棄前者，認真經營後者。

Q：你認為學校教育的功能和目的是什麼？

很多年前，我去加州，搭著家姐開的車。車停在紅燈前，斑馬線上慢條斯理走過一個黑膚女人。家姐忽然說：「你看那她那種自在又自信的樣子，我很少在台灣人身上看到這種神情。」家姐在美國加州的一所公立小學教了二、三十年的書，她說她的班上不論黑白，很多孩子整天都是帶著這種神情在上課。

「妳認為在台灣人身上很少看到這種神情，同我們的教育有關嗎？」我問家姐。「當然！我們小時候的教育是壓抑的。功課與規矩，時時刻刻盯著我們，我們不能放開自己，長大之後，那些影響還一直烙印在我們身上，我一生都試著在掙脫。我很羨慕班上的那些孩子。」她這樣說。

台灣有很多人確實是過得不自在又缺乏自信的，但我們很少人這樣看到自己。能意識到我們正在用同樣的教育，使我們的孩子在複製我們自己的人更少。

我年輕時，最喜歡 Krishnanmurti 的說法，他說教育的目的，在於免除人的恐懼，人越了解世界、了解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越能免於恐懼。可是現實的教育是人學得越多，越恐懼。因為我們只在孩子身上堆積一些缺乏意義，又不經反思的知識，要他們堆積這些知識，去擁有地位與財富，結果呢？人越擁有，越怕失去，因此心裡越是恐懼。現在我年老了，基本上還是認同他的這種說法，只是我更深一層去思索人存在於這世間的原始動力，人要「維生」當然是最根本的，誰都希望生活能過得不錯，但人參與世界，與世界「互動」，並由自己「創造」出一些東西，藉此溶入文明的創造活動，對人內心的滿足也同等重要，它們一樣都是人天生的需求。「維生」、「互動」與「創造」，這三樣內在的需求能夠均衡發展，人日子便會過得自在愉快，心智也才會趨於成熟，這時所謂的「競爭力」自然會好起來。只是我們的社會是患了嚴重的「維生肥大症」，在成長的過程中，互動與創造的渴求，被扭曲或被壓抑了，人就變得怪怪的。多數人縱使後來有了財富地位，也一樣缺少一些重要的東西。從小就在過度競爭的環境中長大，會使人隨時懷疑自己的能力，沒有真正的自信。

我們因為不了解小孩（雖然我們都一度是小孩），所以經常低估小孩，誤以為要管教、要緊盯功課，孩子才會變好，也才會學到東西。其實小孩參與世界的熱情（「互動」）與「創造」的欲望是天生的，這便是他們學習知識的內在動力，可是我們卻急著要抹煞他們身上這些最珍貴的特質，硬要用升學與謀求好出路（「維生」）的壓力去逼迫他們學習，這是錯的，而且事倍功半，甚至使他們因挫折而抗拒知識。這只反映了我們無知的在複製自己所受過的教育罷了。想想看，我們這些大人，除了專業或工具書之外，離開學校之後，是不是很少再碰書本？這種知識倦怠症，就是因為我們自己也受這樣的教育長大的。多反思我們自己，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

當然，有一件事需要特別著力。文明的主要特徵是抽象，小孩的抽象能力並非天生，必須刻意培養。我認為學校教育的功能，主要是打開學生的經驗世界，所謂「知識」，其實就是在不同時空之下的人或人們身上，一些特別值得提煉，而且經過提煉的經驗。但種種經驗是紛雜的，孩子的經驗世界打開了，就要靠抽象能力去整合，使它們對自己產生意義。所以學校教育也要培養學生的抽象能力，因為抽象能力就是整合經驗的能力。

但誰都不知道如何教抽象能力。「語文」（尤指書寫）與「數學」因為本身便抽象化、系統化，人長久浸淫其中，便有培養抽象能力的作用；同時語文與數學又是進入文明社會的兩種必要的語言（一為人文語言，一為自然語言，前者用來與別人溝通，後者則與自然），所以孩子必須好好學習語文與數學。可是一般時候，孩子對抽象化、系統化的東西，都會格格不入，因為抽象不是早期人類的祖先就具有的東西，而是文明變得精緻之後，才發展出來的。我們必須瞭解人的幼兒一樣有這種先天的限制，循循善誘，用心協助小孩走進抽象世界。

我的意思是，很多時候，小孩不喜歡做功課，例如不喜歡寫字，或做數學題目，只因他們不容易熟習那些人為的語法規則。這些規則相對來說，是抽象的，是不自然的，他們看不到意義與目的，所以就引不起興趣，甚至會抗拒。可是他們內心是真正喜歡學習，喜歡知識的，他們始終有「參與世界」的熱情。大人不瞭解這關鍵性的差異，才會以為對小孩要強迫學習，要建立紀律。

舉個例子說，魔術方塊的數學是很難的，大人能不套公式，全靠自己解出的少之又少，但幾乎所有的小孩拿到魔術方塊都會想試著玩，而且很快便沈溺其中（直到發現它實在太難才放棄─我講的不是依照公式在比速度的那種玩法）。原因是魔術方塊的遊戲「規則」很清楚，遊戲的「目的」也一句話就說明白。但數學的規則與目的，卻需要學習一二十年，才搞得清楚。這是小孩為什麼對數學卻步的理由，但他們並不是不喜歡數學「創造性的的內涵」本身。魔術方塊的現象，告訴我們：孩子的本性是熱愛數學的

學校教育除了上述一經一緯，打開經驗世界與培養抽象能力這兩件事之外，第三件事便是留白，讓小孩有自主的空間，摸索思辨、嘗試錯誤。

Q：你為2030年台灣教育所描繪出來的這番圖象，對你來說，背後是有一套教育哲學的，但你認為我們的社會是不是準備好要迎接它了？

我所描繪的，其實也不是什麼理想教育的圖象，它只是歐美一般公立學校在對待孩子的方式而已。歐美也有很多體制外的、崇尚某種理想教育的學校，像夏山、Salisbury、華德福等，但我上面所談的只是一般公立學校對待小孩的方式而已。我們很多人花大錢把孩子送到國外讀書，就因認同這種教育方式，為什麼我們不在自己的國家用這樣的方式辦教育？像美國競爭那樣激烈的社會，他們並不會把競爭帶到中小學的校園裡，因為他們比我們瞭解小孩，他們知道要保護小孩在成年之前不受競爭評比的扭曲，慢慢發展自己，長大了才會有所謂的競爭力。

我們卻怕自己的小孩輸在起跑點上，希望孩子長大有競爭力，就要早早逼他承受激烈競爭，因為我們凡事還停留在「巫醫思考」，不深入複雜現象，只習慣用「類比」，吃肝補肝，吃腦補腦，希望孩子以後變成什麼，現在就立即要他接受什麼。一個常見的說法是，小時偷東西，長大了就會偷盜。可是偷東西是因小孩還沒有私有財產的觀念，就像一些部落的族人一樣，這沒什麼對錯，很多部落財產是公有的。如果小孩在我們這種社會長大，他有機會慢慢看，慢慢想，便會弄清楚私有財產的觀念，自然長大就不會偷盜。我當然瞭解，這些年受到全球化的競爭壓力，歐美的公立學校也有在開倒車的趨勢，有些學校也在吵競爭力，但究竟他們的文化比較成熟，反對短視的在孩子身上施加壓力的聲音，還是教育界的主流。我們的社會普遍不瞭解小孩，用太多功課把小孩時間佔滿，小孩的想像力，創造力都會減弱，長大反而會便笨，至少腦筋會僵硬。人是活的，是不斷在變的，小時嘗試錯誤，自由摸索，長大了才會思辨，才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不會人云亦云，這樣也就有競爭力。競爭力是自然的產物，不必把自己弄得緊張兮兮。我談的只是平凡的道理。台灣的社會對於接受正常的現代教育，是不是準備好了？我並不樂觀，但我接受妳的訪談，不斷重覆我說了幾十年的話，就希望我們儘早準備好。

Q：這些牽涉學校教育的本質問題，您在「學校在窗外」一書中有更完整的探索，然而，這些根本性的理念和價值，一直難以透過教改來實現。近日您在「教改中的左與右」一文中指出，台灣社會缺乏左翼的反省和思維，因此，教改的發展最後仍被「菁英主義」及「文憑主義」所吞噬。

過去這十五年正值資本主義的高度全球化，貧富差距急遽擴大，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很多人歸咎教改不僅未能擺脫升學主義，反而深化了貧富之間的鴻溝，甚至有人開始懷念當年的大學聯考，認為既然無法擺脫升學主義，倒不如回歸當年的大學聯考，至少，來自經濟弱勢家庭的學生還有藉聯考翻身的機會。這種一筆勾銷，回到過去的態度，過度簡化問題，根本無濟於事。如果說台灣社會缺乏多元價值，在這樣的土壤上，自然只會長出「菁英主義」、「文憑主義」的惡果，那要打破這個惡性循環，該從哪裡下手呢？

您在「教改中的左與右」一文中有提到融合左右的第三條路，作為下一波教改的論述基礎，可以請您談談第三條路的理念嗎？

台灣民主化了，國家重要的決策，一般會取決於社會主流的意見。如果主流意見看不到問題，政府決策的品質也會偏差。十多年來教改的方向，未能適切抓到核心問題，就是一例。四十七年的戒嚴使台灣長期處在封閉狀態，除了經濟發展之外，台灣社會在文化與思想方面是停頓的，這塊土壤只右不左，連帶的，兩三個主要政黨的政治立場都偏右。我的意思是，社會主流的世界觀是右的，所以政策也都偏右。左與右之間的差異，不只是一般階級立場的認同，更代表兩種不同的世界觀。

左的世界觀，著重結構性，不認為許多現象是任意的，是不相關的。底層結構的問題不解決，現象不會普遍改善。例如說，有教育部長一上台就積極推動閱讀運動。學生能培養出大量閱讀的習慣，十分重要，但推廣閱讀不能由上而下，變成一個文化運動，因為這種文化運動無法紮根，風一吹就散了。作為部會首長，該做的是處理結構性的問題：先普及城鄉的社區圖書館，把圖書館內外弄得很舒適，同時改善圖書管理的態度，大幅增加開放時間。另一方面，努力減輕學生功課壓力，讓學生課餘有多一點的自主時間，去圖書館看書與借書。這時下放資源，讓民間配合學校及社區圖書館，推展相關活動，閱讀就會慢慢紮根。在西方甚至日本，一般成人無論年齡，經常手不釋卷，台灣則普遍患了「知識倦怠症」，知識份子也只讀專業與工具性的書，這現象的背後是有結構因素的。但先從改善與普及社區圖書館做起，是長久之計。結構性的問題不容易處理，但傾國家之力，一年兩年半不到，五年十年，逐步累積就可以耳目一新。

教改的問題，也是這樣，教育最需要多元化，因為每一個孩子，成長背景、經驗、性情、興趣、與可能的發展都不一樣，每一位教師亦然。但因為升學供需失調，大家對升學的機會與公平性非常敏感，於是多元教學，一綱多本，多元的入學方案，立即遭到質疑。升學供需是結構問題。結構問題不認真解決，台灣的教育永遠無法改善。可是右的世界觀不承認這件事，社會主流相信上智下愚，相信家長的升學觀念改變，就好辦了。所以我們不會傾國家之力，為下一代打造出一個正常教育的大環境。

關於左右辯證的第三條路，我已經寫了長文，分析左與右的關鍵性差異，這是人類思想哲學的兩大主流。長話短說很容易招致誤解，要弄清楚它，希望能詳讀我的文章。大體說來，「左」除了結構性之外，承認世界是變動的，也相信對於人的心智，後天的影響遠大於先天。「右」則反過來，相信任意性、回遡性與先天性。在社會層次上，我是偏左的，但在個人層次，許多時候我會偏右，因為精神與意志對個人來說，可以有很大的作用，可以激發人潛在的、豐沛的生命力。從上述左右的特徵，可導出，「左」著重「平等」，因此重視社會正義，「右」則重視「自由」，不止精神自由，也包含經濟自由。

從這樣的左右辯證的觀點出發，在教育領域中，我反對人力規劃，傾向讓每一個人有充分的自由與資源，盡量發揮他的潛能。教育要培養的是成熟的心智，不是國家經建的人力。

妳提到如何實踐的問題，這當然是最重要的。但一個民主國家的政策，要做大幅度的改變，是需要等待時機的，因為在「平常時候」，政策只在反映社會主流的意見。根據經濟學的所謂中間選民原則median voter theorem，政策的屬性通常會傾向於保守。但1994年410教改運動過後的一兩年間，是難得的、可以放手改革的時機，因為當時民心傾向大幅度的改革，而不太在意改革的內容。這時位處要津的菁英，是有很大的空間，去推動進步的政策，可惜把這大好時機錯過了。

但現在是「平常時候」，教改若要有出路，只能回到社會主流的世界觀本身去討論。觀念的改變最難，這是無可奈何的，但要創造媒介。1998年，那時教改已失去契機，我與一些朋友轉而推動社區大學，就是要促成全面性的社會學習，讓眾人透過瞭解、討論與思辨，重新認識世界，認識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因而檢視，並重構自己的世界觀。可是社區大學十二年來，在某些方面雖蓬勃發展，可惜也因一直受制於社會主流強固的「菁英主義」，一開始便被歸類為非正規教育，無法頒授學位，而不易提升知識水準，進行知識解放。

台灣是需要一段自我啟蒙的階段，種種改革才不致於原地踏步，社會與文化才能脫胎換骨。我分析「左與右的世界觀」，其實是為了讓人們在重新檢視世界觀的時候，有一個參考座標。要促成公眾觀念的改變，需要創造環境、事件或議題，從觀念對立的衝突中，去引發公共思辨。前時透過十二年國教的遊行，我藉機寫了「教育複製」的文章，就為了提醒社會菁英深入一點去思考教育的本質。今年七月要舉辦的全國教育會議，也是發展公共論述的時間點。

Q：你對教育的理念我很認同，像是：不應該只在複製上一代的思維、要發展孩子獨立思考及創造的能力、要為孩子留白等。在社會主義國家崩解之後，資本主義似乎得到了全面的勝利，甚至在前幾年福山提出了歷史終結論，左翼的路線如今不再是打造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而只是用來修正或矯正資本主義，使其能夠永續發展。在現代的資本主義世界，其內在規律就是要追求經濟不斷的成長，這也成為現代國家的最重要任務。因此，教育自然脫離不了這個大結構的要求，經過這麼多年，這些要求早已內化成每個家庭對孩子的期待。然而，經濟成長可以是透過剝削、污染和掠奪來達成，不過，無限的生產力也可以是因為人類擁有不受限制的創造力及想像力，所以可以達成永續的經濟成長。所以，有獨立思考能力，有創造力的孩子，才會是未來最具競爭力的。台灣過去的經濟是建立在低廉的（各種）成本和代工上頭，所以，對未來人力的期待也是一部這樣體系下的生產機器，如果台灣想升級，想轉型，當然在教育上也應該改變。

我完全同意你的觀點：培養孩子獨立思考的能力，發展他們的創造力，才能因應未來經濟發展的需要。想想西方教育，給孩子很多遊戲與自由探索的時間。從表面上看，他們在中小學的課業表現不如東方。但他們長大之後，所創造出來的經濟產值、文化產值、學術產值，卻遠遠優於東方。遊戲本身就會發展人的分析力與創造力（近年，美國加大 Berkeley本校一位心理學家 Alison Goptnik，做了很多可靠的實驗在證實這件事）。我們傳統的看法，認為遊戲只是荒嬉課業，至今這個錯誤的看法，仍然普遍流行。

在大學裡，我們同事有時會聊到這樣的事：我們小時用幾倍於西方小孩的時間在做功課，但長大後，在同時代的學者中，絕大部分重要的東西，卻是西方人做出來的，從好的文學藝術的作品、社會科學重要的理論，到自然科學突破性的研究，大多數是他們的成果。當然我們也有少數很傑出的工作，但成就與付出不成比例。想想看，今天我們在傳授的，經常是他們創造出來的東西，可是我們曾經耗掉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在讀書，難道東方人天生比西方人笨？絕不，是我們的教育自小壓抑了我們的創造力與想像力。到頭來，因著作權而賺取的天文數字的利益，都流向西方。這事情的是非利弊這樣顯然，可是我們的社會主流毫無覺悟。問題在於我們只知複製自己的經驗，把自己的不安全感投射在下孩子的身上，低估孩子、限制孩子。

至於福山主張：「左」翼已不足輕重，今後難以再與「右」的資本主義相頡抗。做這樣的論斷是因他對問題太簡化了。對於他的論點，已有很多人反駁，尤其來自左派的論述。我在這裡補充一個未被提過、而涉及環境的論點。資本主義主張無盡開發，本質上是擴張主義（expansionism），它的邏輯，是把人置於經濟體系之中，加以分工化，片面化，技術化，藉此達到較高的經濟效用。相對於「右」的片面觀，「左」則因其重視結構性，對事情看法著重整體了解。這種整體觀，使人重視自然資源的保留，以求人類文明的永續。「保留主義」（conservationism），如「綠」色環保力量的興起，與「紅」色草根力量的結合，變成「偏左」的重要訴求。這種訴求強烈質疑資本主義的大肆擴張，並提倡用社會福利對抗市場經濟，這條陣線已成為「左」與「右」的決戰點。

福山的說法太受制於傳統對「左」派的界定，又忽視資本主義剝削大自然的危機，才會看不到這個新的決戰點。很顯然，資本主義無法這樣膨脹下去，因為大肆剝削大自然的結果，催使大自然的反撲迫在眉睫，資本主義不可能是永遠的勝利者。如果偏左的保留主義來不及制止資本主義的擴張，人類連同整部珍貴的文明便會從地球上消失。

這兩三年氣候變遷的劇烈，已經是個嚴重的警訊，可惜目前人類不是無動於衷，就是束手無策。世界是不斷在變動的，這變動的幅度可以巨大到人類這個物種在幾十年內，便會悲慘的滅絕。

Q：你很悲觀嗎？

是的，我看不出人類的理性有可能解除大自然反撲的危機。「左」從來就是少數，能真切掌握「左」所蘊含的辯證本質的，更是少數中的少數。但解決環境問題，卻需絕大多數人的合作。

二十世紀後半，人類的生產力大幅提高，生活資源富裕，相對的也緩和了階級矛盾。進入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經濟擴張，刺激了人們毫無節制的消費，並加速對大自然的掠奪。明明全球氣候變遷日形劇烈，但有多少人能自動放棄眼前生活的舒適，例如放棄開車，放棄逛街購物？今天全世界六十多億人口密密麻麻的分佈在地球每一個角落，其中至少有十五億以上的人口，每一個人所消耗的能源、所製造的污染，就比十八世紀，一個享用大莊園及其眾多奴僕人力的貴族所揮霍的更多。而其他四十多億的人口，每天在努力的，就是向那十五億人看齊。想想看，這樣的一個超級的物種，還能夠在地球上存活多久？

台灣到了這幾年，終於步上少子化的新階段，可以藉機減少人口，可是整個社會卻驚慌的叫喊「人口老化」，政府也大肆再鼓勵生育，原因都為了經濟擴張，這也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對待問題片面化、技術化，而無法整體了解的態度，尤其是知識菁英。理性褪色為狹窄的工具理性，失去十八世紀啟蒙時期批判反思的光芒。很多人以為大自然的反撲，就像天塌下來一樣，一夕之間，大家同歸於盡，人類灰飛湮滅；既然世界末日是無法避免的宿命，何懼之有？

事實上，大自然的反撲，不是一瞬間就吞噬一切，而是一步步慢條斯理的：災難此起彼落，資源漸漸枯竭，文明倒退，秩序崩解。國與國之間、一城一鄉之間、人與人之間，變成弱肉強食，人類將走回野蠻時代，卻比早期的野蠻時代更慘無人道，最終是人吃人。這種黑暗恐怖會拖延三、五十年，終至人類滅絕。我很希望這番話不過是危言聳聽，希望事實會光明得多，希望人類的理性，終究會解除大滅絕的災難。

但人類有這樣光明的未來嗎？恐怕理性是無能為力的，因為多數已有足夠生活資源的人，不會願意放棄今日生活的舒適，不會願意回到往昔過著儉約的生活，而還處於貧窮的人，不會也不該放棄追求較好的生活。以人類今日高度的生產力，要分配好資源，維持儉約，但免於飢寒的生活，與大自然和平相處，不是不可能的。可是這就違反了資本主義的邏輯，也與現有的國家運作相抵觸。國家的界線，使得明明這是地球村的共同問題，但各國眼前利益不同，爭吵不休，無法團結起來共同去解決。

如果人們警覺到人類行將滅絕的危機，至少在理智上，能了解經濟不能無限制擴張，那麼有一種理性，也許有助於人類逃脫滅絕的命運。那是一種「動態理性」，屬於「辯證理性」的一個面向。

前面我說過，理性是無能為力的，那指的是大家日常在運用的「靜態理性」。的確，多數人不可能放棄現有的物質享受，但其中一個原因是：「我不開車不吹冷氣，我一個人辛苦把生活過得儉約，並無補於事，其他人還是在開車在吹冷氣，無數工廠還是在大肆污染，人類還是一步步在走向滅絕。」這種心理非常普遍，但如果未來確定是有希望的，人們看得到自己今天的儉約，正在替未來的希望鋪路，看得到個人是可以有作為的，那麼會有一些人自願放棄眼前的享受，並逐步擴散到多數人。

舉個例子說，如果有個具有足夠影響力的國際組織，公開發聲，向各國人民號召，徵求各國一開始有百分之一的開車族，為了人類的生存，為了自己下一代的活命，於某年起自願放棄開車，並宣稱隔年徵求自願不開車的人數，將擴及百分之五，以後逐年增加，五年十年之後的目標是車輛減少到目前的五分之一，並將匯集這股壓力，施加於各國政治實權人物。這樣的訴求，有可能會得到響應。不開車慢慢形成一種風氣，也變成一種道德壓力。

這只是舉個例子，其他像減少消費，減少垃圾，反對開發，反對經濟持續擴充，與提倡節育等等，都可以循此概念，動態發展，而不是大家都束手無策，坐以待斃。

事情也不一定由國際組織來推動，各地區、各國，都可以局部的做，只是範圍要夠大，才能激起希望。提倡由個人做起，是不通的，是唯心主義空泛無力的道德勸說。

你會說我想的是天方夜譚，但不這樣想，我們還能怎麼辦？骨子裡我是無比悲觀的，只是在悲觀中，還想找出一絲希望。這種動態理性，如果能夠激發出來，便是一股可能帶來希望的力量。總要想想辦法，讓大家一起尋找希望。

最後的機會，我相信：只有訴諸恐懼不敢生小孩，雖然這種作法與我一貫的態度相違背。大家因恐懼資源即將枯竭，恐懼世界末日即將到來，而不敢生小孩(注意這是自願而非被強制)，讓地球上的人口快速從六十多億降到十億以下。

但連這樣的可能，也是奢望，因為大家還心存僥倖，可是地球對人類發出的警訊，又已進入倒數計時。我們倉惶上路，又要與極其有限的時間賽跑。

若萬幸人類因此逃得過浩劫，這條路也走得無比荒謬而反諷。人類整部文明，便為了要脫離恐懼而發展起來，最後卻依賴恐懼解救了人類。好笑吧，荒謬吧。

(*本文前半部刊載於中國時報2110年9月25日，A2全版。中時高有智，何榮幸及魏婉玲策劃，當時立委鄭麗文採訪。後半部則未公開披露。)

致林聰賢縣長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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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中的左與右

回顧教改的成敗，當年所看到的一些關鍵，確實牽動了其後的教改歷程。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便是「左」與「右」的思想分野。台灣沒有『左思維』的土壤，這是二十多年來教改碰不到核心問題的思想困境。

左與右是相互辯證的，只右不左，結構不會改變，自然亂象叢生。

2010年黃武雄教授演講：〈左與右的世界觀〉

影音來源：網友 ganghead (http://vimeo.com/11777900 )

文／黃武雄 2010/3/27 全文下載(pdf)

這二十多年教改是成是敗？成了什麼？（例如立法禁止體罰、教師的自主性提高了、學生的自由度增加了、教育基本法也通過了）敗了什麼？（例如升學壓力依然沈重、學生心智沒有普遍得到釋放、獨立思考不被重視，創造力仍被壓縮、多元入學變成增加低收入戶的負擔）？

為什麼成？為什麼敗？

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什麼叫「成」？什麼叫「敗」？

作為一個曾身處教改核心的人，我自認清楚其中某些關鍵，也寫過無數文章表達自己的看法。早在1995年初，我已充分認識到主觀條件不足與客觀環境不良，教改的前途堪虞^[1]。但這個評估採用的是我期望中的標準。在許多方面，十多年過去，國家控制是鬆動了，相對來說，個體的自由度增加了，社會對教育事務的參與度也已提高。教改的這些成就，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是教改仍有很長的路要走，當初教改的目標還遙遙無期。

到2010年回顧教改的成敗，十五年前所看到的一些關鍵，確實牽動了其後的教改歷程。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便是「左」與「右」的思想分野。台灣沒有『左思維』的土壤，這是二十多年來教改碰不到核心問題的思想困境。

二十多年教改歷程，牽涉到無數複雜的人與事，我無意也沒有能力在一篇文章裡做總結。本文的目的，只想討論左右兩種世界觀，在教改實踐面上如何拉鋸衝突，而且我只選擇「廣設高中大學」的訴求，做為核心議題，因為這個訴求是否落實，不止涉及升學壓力是否紓解、教育能否正常化，更涉及人才培育是否迎向未來，對於教改後來的成敗，有決定性的影響。

一、左與右的世界觀

左、右之分，對我來說，不只在於階級立場的認同，或對社會正義的支持度，而是兩種不同的世界觀。

什麼是「左」？什麼是「右」？每個人心中對左右的印象，各有不同，讓我先做一番清楚的界定(請先拋開原有關於政治立場的左右界定)。

「左」的世界觀，有幾個基本特徵：

（一）結構性：很多現象彼此之間不是沒有關連的。相反的，這些現象都指向一種底層的結構，結構是根本的。結構問題沒有解決，現象很難普遍改善。物質(含制度)是基礎，觀念與文化現象是物質的延伸。事物的發展經常存在著某種規律。必然性遠大於偶然性。

（二）變動性：世界始終在變動，沒有所謂永恆的東西。而且變動的過程，是以不斷辯證的方式在進行，矛盾與衝突反而是進步的動力。

（三）後天性：對於心智的影響，後天因素遠大於先天。

相對的，「右」的世界觀則認為：現象經常是任意的。人的精神、意志與觀念便足以決定現象，決定世界的樣貌。觀念先於物質。現象改變，結構也就跟著變。事物的發展沒有所謂的「規律」。但世界先天的蘊涵著和諧、一致、完美、絕對而永恆的秩序，這才是不變的真理。人與人之間，在智力與性格上有顯著的，不可忽略的先天差異。

「左」的世界觀，因認定變動性與後天性，而相信每個人都有很高的可塑性，尤其在童年階段；不承認：人與人之間的優劣有著不可跨越的先天差異，故重視「平等」，重視社會正義與公平。但因其蘊涵結構性與規律性，不慎便會落入專斷與教條，甚至以結構與規律作為遂行集體主義的藉口。

而「右」的世界觀，因相信任意性與偶然，相信精神與意志，而相應的重視個人自由 (包含高度的經濟自由)，發展出個人主義的精神。但因其深信先天差異，傾向階級分化與人力規劃，容易流為階級歧視、性別歧視與種族歧視^[2]，而走向極右，變成種族主義、極權主義，使極右與極左只剩一線之隔。

事實上，左與右兩種世界觀（有時在名辭上用「唯物」與「唯心」來加以區分^[3]）的內涵，及其隨後的發展，遠比上述複雜，而且各自衍生出來無數的「變種」，或不同比例的「混血型」。甚至左與右，都只是相對的，可是明白指出左右兩種世界觀的原型，可以讓我們對人的思想行事，看得更真切。

關於左與右的相對性，以「自由經濟」之說為例，相對於「福利經濟」而言，自由經濟是右，因為福利經濟重視「平等」的價值，尤其針對生活資源的分配；自由經濟卻容易導致貧富差距懸殊。但相對於「傳統封建經濟」來說，自由經濟卻是左，理由則是它直接面對「變動」；相對的，封建社會重視社會秩序穩定。

弔詭的是，相對於前三種經濟制度，二十世紀共產國家所實施的「計畫經濟」反而是最右，因為它為了追求絕對平等的理想，卻違反事物變動的內在規律，用絕對的權力企圖把動態變成靜態^[4]。

左與右這兩種世界觀各執一是，在歷史的進程中卻交迭出現，辯證起伏，編織成人類今日文明的樣貌。

二、偏左的世界觀

每個人都有世界觀，只是有的比較嚴整，有的比較零散，有的比較一貫，有的比較任意甚至自我矛盾，有的明白自知，有的毫無所覺。但幾乎每個人看問題做人行事，都被自己的世界觀所左右。

基本上，我的世界觀偏左，但我認為連左與右都是相互辯證的。我相信很多時候現象底層都存在一種結構，結構問題若不面對，現象很難改變，但我不是決定論者^[5]。尤其童稚世界無限，每一個人類的幼兒都充滿無限可能，每一個孩童都擁有天生的敏感、無邊的好奇、參與世界、體驗世界的熱情與原始的創造力。人是在他與世界無窮密集的互動中，變成他自己。環境不可能單向的決定人的樣貌。

對於群體，我大體是唯物論者^[6]。但對於個體，很多時候我則是唯心的，因為精神與意志在一定範圍內，可以改變很多事情。這是右派世界觀吸引人，而令人尊崇的觀點。因為這樣的觀點，使文學藝術的生命昂揚，為這沉悶的左派世界觀注入活泉。但是強調精神與意志，只能要求自己，不能拿來要求別人，不能變成說教。要求別人與說教，若結合權威，便會壓抑多元的可能，並模糊結構的變革：以為每個人都可以靠自己的精神與意志去解決自身的問題，而忽略結構上的限制，不再面對結構的缺陷。

我相信世界不止在變動，甚且是發散的。人的世界，本質上是個「複雜系統」（complex system）^[7]。誰都無法預測未來，未來有太多變數及不確定性，混沌現象無所不在，一開始一點點差異，後來的影響可能天壤之別。我從來不覺得人可以依照某條規劃好的軌道，走向「美麗新世界」。人的智慧頂多只能在這一刻，看出謀取共同福祉最好的「切方向」^[8]，但下一刻的切方向，下一刻的路徑必須隨時機動調整。

對於兒童，我不相信我們可以從他早期的表現，斷定他的未來。性向測驗只供參考，不能據此強制他對未來要走的路做出選擇。這是我反對在教育領域裡太早將人分類分等分級的理由。擴充教育資源，把餅做大，盡量讓每一個孩子，不分階級、種族與性別，充分發揮潛能，是教育工作者的本份。相對於其他領域，在教育上的投資，雖然回收時間較久，卻最值得。

「右」的世界觀，相信永恆與先天，始終希望世界是靜止的、時間停留，也喜愛美化過去、懷念往昔。由於年華流逝，青春不再，世事變幻，引人感傷，因而孕育出美麗的詩篇、音樂、文學與藝術。

由於變動把人推向陌生之境，造成不安全感，因此多數人趨向保守，反對變動，反對改革，除非生逢亂世民不聊生，或是遭受壓迫瀕臨絕境，人心才會思變。這是右派世界觀在歷史上一直成為主流的心理背景。

又由於多數人看不到這複雜世界中潛藏的因果關係，會傾向於把命運，把許多難以了解的現象歸之於先天，因此「上智下愚」之說，一直深入人心。上智下愚，使得階級分化取得正當性，也使得分類分等分級的教育政策不易撼動。

相信先天與永恆的世界觀，一直是人類社會的主流，也是保守力量牢固的基石。人類思想史上，只有希臘亞歷山大時期、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是少數質疑並批判這種右派世界觀的歷史階段。

台灣沒有經歷過一場思想上的啟蒙運動，便搭著消費文明的便車，驟然來到反啟蒙的後現代時期。人的自由度增加，這是進步的，但後現代「各自表述」的精神，使得後封建社會保守的慣性，無法攤開來仔細的被檢視，「左」的世界觀更無機會萌芽。我一直覺得這是台灣今日教育改革，社會改革與政治改革扭曲變形、困難重重的緣由。

左與右是相互辯證的，只右不左，結構不會改變，自然亂象叢生。

二十多年來這一波波的改革，唯一成功的，只是威權控制的鬆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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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千里步道談環保運動

自「千里步道」運動啟動以來，來自環保團體或關心環境生態的朋友之質疑聲音始終不斷。這種疑慮值得重視，尤其可貴的是它源自質疑者對生態環境的熱愛，並以就事論事、直言無忌的態度表達，因此我覺得有義務與大家公開討論。請大家耐心讀完我這封信，仔細想想信中所說有無道理；更歡迎所有關心「千里步道」運動的朋友進一步回應，深化大家討論問題的層次。

致所有關心「千里步道」運動朋友的一封公開信

(黃武雄，2006.05)

對步道運動的疑慮信函之一

最近收到很多關於千里步道的信，覺得有些沉重，也相當的擔憂。小小的台灣已因各種污染與破壞，原生物種瀕臨滅絕，千里步道是否正好把全台灣尚殘存的鳳毛麟角的原生物種徹底終結？真令人痛心。我認為應趕快進行的是：萬人護土造林，護生維生，復育各種動植物，並在全台各地由點而面，推廣教育。請各位高抬貴手，饒了台灣最後的寶藏吧！

對步道運動的疑慮信函之二

幾個民間團體發起，又經一事無成卻急於政績表現的行政院納入政府政策的「千里步道」活動，將於6/11開步走，看來只是一種嘉年華會的型態，看看底下的初步規劃，竟然一條步道「暫估1,000人開步走」，奇怪的是竟然沒有人持異議，只好我來當烏鴉，希望主辦單位再思量此活動之意義與必要性，不要幾個人喝茶聊天、一時興起之議演變成台灣步道浩劫，不要將來歷史上記載此段「罄竹難書」！慎思！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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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幾年後台灣出現一條環島的千里步道（原標題：開闢千里步道，回歸內在價值）

今日起，親愛的朋友，請出門去探查一段小徑：山路、古道、產業道路或鄉道都好，條件是遠離喧囂，沿途要有不錯的自然或人文景觀。

一、你我能不能攜手合作，來開闢一條環島的千里步道？

今日起，親愛的朋友，請出門去探查一段小徑：山路、古道、產業道路或鄉道都好，條件是遠離喧囂，沿途要有不錯的自然或人文景觀。

然後：

我們玩接龍遊戲，經匯集與勘查後，接成一條環島步道。
我們大家連署，邀民意代表協助，請政府排除困難，保護這條步道，免於經濟開發，並投入資源，協助規劃且促其實現。
我們要發展一套周延可行的公共論述，並與步道沿途的地主深層對話，尋求他們支持，同時提示有利於地主的種種誘因，在政府與地主之間穿梭溝通。
在這條步道上，引入新的價值觀，討論經濟開發與生態人文之間的矛盾，討論種種人與自然如何相處的問題，創造一種不同的場域，發展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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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八與教師自覺運動

台灣社會最缺欠的是公眾。傳統的社會只有官家與百姓，看不到足以與之匹敵的公眾。台灣從傳統社會走出，又礙於長年戒嚴，社會的公眾意識遲遲未能覺醒，公眾的力量更未成氣候。

國中小教師的雇主是誰？表面的雇主是政府，實則真正的雇主是公眾。

一

關於九二八教師上街頭，「與社會對話」之事，從社運與教改兩方面的發展來說，都值得深入分析。教師上街頭，表達心聲，這是言論自由，應受社會鼓勵。尤其教師要「與社會對話」，表示教師認為社會對教師所關懷的某些事，在認知上有相當落差，須要加強對話。

從月前因取消教師免稅之議，引發教師不滿，而讓教師組織動念遊行抗議，到今天，教師所關懷的事，已迭有變化。有一度教師組織的訴求集中在一、「課多少補多少」，二、「組教師工會」。旋經行政當局允諾兩項訴求，使遊行的具體目標顯得模糊不清。最後由於遊行組織者的努力，訴求的層次提昇為：「還我納稅權」、「脫離工具化」與「團結組工會」。其中「脫離工具化」帶有進步意義，可惜時間倉促，只有少數幹部對此有些認知，如果未來大部分教師能深明其義，而逐漸內化於其教育實踐，這個訴求將成為這次運動的主要貢獻。

深入這些文字訴求的底層，今天促使數萬教師遊行街頭「與社會對話」的動力是，要加強教師對社會的發言權，要提高教師在社會的正面形象。延長優惠，提高待遇，組成工會，皆為增加發言權的一部份。事實上，改善教育環境(例如小班小校)，也有益於伸展專業抱負，又加強專業成長，如：發揮教學研究會功能，進行跨校性專業研討，以及成立PTA組織融入社區，這些都會提高教師在社會的正面形象，可是這類訴求並未在這次動員中出現，這次教師「與社會對話」的話題中，看不到教師的專業，只看到教師的權益。這是令人失望的一面。尤其今天教育問題重重，反教育的現象日日在發生，教師的角色舉足輕重，更不宜自外於教改運動。

解嚴十五年，教師的發言權確有大幅提昇，教師的自主空間也大幅拓廣，但教師的自主權指的原本是專業自主權，可是時常被拿來擴張教師權益。專業自主權指的是以教育專業為基礎，擴大教學的自主空間，提高教育效果。社會所期待於教師的，是發揮專業自主權，而非不斷擴張教師權益。教師不能陶醉於教師節感言等奉承教師的言辭，在「感激教師的辛勞」、「肯定教師的奉獻」這類門面話之下，社會對多數教師的保守封閉與優惠待遇，一直頗有微辭。今天教師要與社會對話，如果只談教師權益，不談教師的專業成長，不談教師對教改的積極參與，不談教師溶入社區溶入社會，對話的結果很難改變教師在社會的負面形象。

二

另一方面，從社運的角度來看教師組織工會的訴求，無疑這個訴求是正當的，而且應該得到大家支持。教師作為一個行業團體，有權爭取自身的利益，勞動三權是普世價值，這些無庸爭議。社會擔心教師一但罷教，會傷害學生學習權。其實人的學習與成長，不是一天兩天。今日教育的一大根本問題是，學生在學校上課的時間太久，受教育時間越長，越與真實的世界隔閡。如果教師罷教，讓學生多玩多想，想想老師為什麼不來上課，未始不是好事。

社運界寄望教師透過工會組織的運作，在溶入大社會的過程中改變原來封閉保守的心態，發展成進步的社運團體。社運(社會運動)是社會的生機，社運把社會內部的病灶挖掘出來，讓社會透過種種機制進行自我療癒。如果眾多教師能藉組工會溶入大社會，將有利於社會改革與教育改革。但進一步思考，社運界這種期待，恐怕不容樂觀。

今日要組工會的教師，絕大多數是公立學校的國中小教師。國中小教師的雇主是誰？表面的雇主是政府，實則真正的雇主是公眾。

現代社會的三個組成是：個人、政府與公眾。台灣社會最缺欠的是公眾。傳統的社會只有官家與百姓，看不到足以與之匹敵的公眾。台灣從傳統社會走出，又礙於長年戒嚴，社會的公眾意識遲遲未能覺醒，公眾的力量更未成氣候。

理論上，政府應該代表公眾利益，但基於國家的歷史發展及政治現實的操作，政府常因政權安定或選票考量，背離公眾利益。月前政府主張取消教師免稅，便基於公眾利益，後因選票考量同意「課多少補多少」，則又犧牲公眾利益。稅收如果善用於公共事務，受惠者應為公眾。免稅或「課多少補多少」，得利者為教師個人。課稅或免稅，原屬公眾利益與個人利益的衝突，政府只是媒介。當公眾意識薄弱，人民會以為這類爭議屬於政府與教師的事，無關乎自己。

公眾看似無形，實則有物。社會成員共同經營社會，其利益有兩面：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有時他(她)會爭取個人利益，有時他(她) 則站在其公共利益的立場講話。兩者時而一致，時而衝突。一個廠商排放廢水時，他會希望社會對排放廢水的管制越寬鬆越好，而極力去爭取最寬鬆的管制標準以符合其個人利益。但在防止臭氧層破洞擴大，管制氟氯化碳使用量的議題上，他則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場，要求嚴格的標準。社會成員這些代表公共利益的聲音，加總起來，便是所謂公眾。

一個商家為了門前一棵老樹擋住了它的招牌，立即找來工人將老樹砍除，被侵害的是公共利益。但如果沒有公眾力量，政府不會積極去維護老樹。樹林被盜伐，公用地被佔據，環境被破壞，山林被濫墾濫建，這些都嚴重侵害公眾利益。但只要沒人舉發，政府便不勤加取締，理由無他，沒有公眾的聲音，只有零散的個人。執政者基於選票考量，何必去得罪那些侵權的個人？如果有公眾的聲音讚許執政者的作為，把它化成選票，政府才會費心費力去維護公共利益。

三

把中小學教師當成受雇者，必須和受雇於企業之工人有所區隔。教師的實質雇主是公眾，公眾不曾剝削教師勞動力，以賺取剩餘價值。即使與國營事業的受雇者相比較，教師仍擁有較大自主權，國營事業內部由上而下，有科層組織，層層節制，員工不像今日教師在學校有那麼大的自主空間。又國營事業有業績作為績效指標，但教師的教學績效卻不易評估。

換句話說，私人企業或國營事業對於受雇者可做有效的掌控與監督，但代表公眾的政府，對教師教學工作所能做的，只是形式上的要求。政府與公眾，並未從教師身上賺取利潤。

另外再類比教師於勞工之時，必須注意企業生產的是物品，教師施教的對象則是人。物品可以透過品質管制來篩選，但每一個學生都是社會主體，須更加愛護與尊重。教師勞動的性質，相較於其他形式的勞動，截然不同：一、當教師對雇主抗爭，擴張本身權益時，損失的不是老闆的荷包，而是公眾利益。二、教師的教學績效，不受嚴格監督，也不應做量化的評估。三、教師的勞動對象是人。

由於這幾層本質上的差異，在將教師定位為勞動者，可組工會，並擁有勞動三權：「團結、協商、爭議」之時，教師應體諒社會的寬容。也因為這幾層本質上的差異，教育仍然是良心事業.。

教師的工作，仍然是志業，而不是只在出賣勞力。教學處處充滿創造，創造性的工作需要廣闊的自由、發自內心的喜愛與忘情的投入，這些都不是計算工作時間、計較工作報酬換取得來的。以今日教師的優厚待遇，生活上綽綽有餘。教師工作真正的報酬，還是看著孩子學到好的東西，看著孩子快樂的長大。所以說，教育仍然是良心的事業。

九二八教師上街頭「與社會對話」的大遊行，如果能在取得勞動三權之後，轉化為教師的自覺運動，讓教師重新檢視自身在教改與社會的位置，其影響必深長而久遠。

(2002/10/1 發表於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公民社會與教育改革

細察台灣歷史，人民從來沒有機會直接進入公共領域去發展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掌握近代文明的精神，建立起國家理性的內在信念。十八世紀末啟蒙運動「自由、平等、博愛」及其後流變的意涵，始終不曾在台灣社會經深入討論。「國家理性」在人民的認知中事實上只有「形式的平等」。這是沒有精神、沒有靈魂的空殼，也是今日國家理性的運作經常陷入混亂，似是而非的論調大行其道的原始根源。

從菁英主導下的「國家理性」晉升到「參與民主」式的公民社會，是台灣步入二十一世紀必須大力開拓的出路。

一、

解嚴十餘年間，「國家理性」在台灣已逐漸成為社會共識。國會改造、司法獨立、反黑金、反賄選的聲浪不斷，即為明例。

「國家理性」為西方啟蒙運動及近代國家發展過程中的產物，它指的是國家在平等的基礎上以理性制定法律，規範社會內部結構，並予以有效執行。在二十世紀末，國家理性逐漸內化於台灣社會，是台灣「現代化」的前提。但細察台灣歷史，人民從來沒有機會直接進入公共領域去發展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掌握近代文明的精神，建立起國家理性的內在信念。十八世紀末啟蒙運動「自由、平等、博愛」及其後流變的意涵，始終不曾在台灣社會經深入討論。「國家理性」在人民的認知中事實上只有「形式的平等」。這是沒有精神、沒有靈魂的空殼，也是今日國家理性的運作經常陷入混亂，似是而非的論調大行其道的原始根源。

另一方面，現階段的台灣社會，在物質方面卻已躍入「後現代社會」。個人經濟力大幅提高，各種交通空前便捷，人口劇烈流動，資訊又快速傳遞，「後現代社會」分眾而多元發展的物質條件已無一不備。由少數菁英所倡導的主流價值觀，再也無法適用於眾多社會成員，其依抽象理性制定的法令，亦已無法有效維持社會秩序。

面對當前台灣社會特有的情況，亟待發展的是正面的民間力量。開放各種公共領域，讓人民參與；同時提供人民充分認識現代社會，深入了解人類精神文明的學習環境。藉由公共參與及深入學習，激發人內在的正面力量，以形成人的新價值與社會新秩序。

從菁英主導下的「國家理性」晉升到「參與民主」式的公民社會，是台灣步入二十一世紀必須大力開拓的出路。

二、

回顧二十世紀，台灣曾出現三個希望的年代。其一是1945年日本敗戰離台之時，其二是1987年解嚴之後。這兩個年代裡，台灣社會的生命力開始復甦，人心思動，欲合力著手社會重建，可惜時代條件未能呼應，希望如曇花一現，乍明即滅。今年總統大選政黨輪替，台灣進入第三個希望的年代，眾人把希望寄托在新政新作為。但要推行新政，必須先公開向人民說明，尋求支持，斟酌修正，必要時進行公民投票，激發人民在公共領域中進行思辨；藉種種管道鼓舞人民的正面力量，協力進行社會重建；同時亦須提供人民臨時或長期的學習環境，提昇視野，近一步發展現代社會之公民意識。

例如核四興廢與引進外勞等問題，應付予公民投票，但投票之前必須預留長時間進行全民討論。由於每個公民都有權參與決定，多數人將逐漸被種種正反面意見吸引，聽其利弊分析，這是培養現代公民意識的最佳訓練。討論的過程影響深遠，其意義甚至超過投票結果。

尤其核四爭議發展到今天，事情已非少數人可以作決定，責任亦非少數人可以承擔。因為沒有一群人被社會完全信賴而充分授權，也沒有一群人有能力化解其巨大後果。這事只有全民共同決定，共同承擔一途。至於投票之計算，擇一般方式或依地緣加權，則須審慎研議。

再例如一般公共建設進行之前，須鼓勵社區居民參與社區規劃，配合專業之景觀設計與環境評估，使社區居民表達社區需求，並「在做中學習」，以逐步形成有特色的文化。近十多年由上而下的全國道路修建，嚴重破壞自然生態與人文景觀，應設「道路景觀設計及環境評估」之類的委員會，收集民間(非地方派系與角頭)需要，進行專業景觀設計。道路與城鄉的面貌，是人共同的記憶，是人鄉愁漂流的場景，而人的鄉愁則為本土認同的根基。粗暴的公共建設，破壞的是人最深層的記憶與最珍貴的情感。

仿此，去年九二一震災之後亦應由各災害社區之居民，結合各行專業人員分別組成各社區災後重建委員會，擁有決策權，自行規劃災後重建工作，讓人民邊做邊學，亦藉此讓人民了解水土與地震、地方文史、自然景觀等相關知識。政府則提供資源及必要之行政協助，同時退居於監督地位。這是展現社會生命力與激發民間力量的重要時刻。

又例如地方文史資料之蒐集，有助於台灣社會建立起歷史感。任何社會沒有過去，便沒有將來，沒有歷史，便沒有面向未來的視野。這些無關乎統獨之爭。今日台灣社會所以是非不明，與人沒有歷史感密切相關。沒有歷史感的社會，價值必然混淆不清。重建台灣歷史的面貌，須從基層做起。政府文化建設機構，應與學術研究者，與社區大學密切合作，進行歷史的重塑。

各縣市初興之社區大學，為人民學習及成長之中心，應與社會重建同步發展。台灣社會經半世紀之戒嚴，患有嚴重自我封閉的現象，藉由社區大學，認識現代社會，並進一步進行社會內在反省，為當務之急。社區大學宜儘速法制化，並迅速普及於各市鎮。社會重建，須立足於人民學習成長的基礎之上，重建的品質，才不致粗劣，重建的方向，也才不致偏差。

社區圖書館應伴隨社區大學，全面普設。社區(如村里之基層單位)的決策權及其資源，亦應大幅擴充，社區主義才有長期發展的空間，不致徒然消耗社區發展工作者的熱情。

公民社會與社區主義，不能只靠虛泛的理想與口號，更需要實際的政策與適切的資源去催生。跨入二十一世紀，公民社會是台灣的希望，也是第三個希望年代的希望。

三、

在教育領域裡，公民的成長及參與是「教育現代化」重要的內容。近者可以填平教育界與社會之間現存巨大的鴻溝，遠者則替「中小學社區化」鋪路。

但著手教育改革，結構性的因素不能不面對。許多問題盤根錯節。例如升學機會未大幅擴張之前，便全面實施中小學社區化，家長迫於子女要升學，將把升學壓力加重在教師身上，升學主義反而更加嚴重。

談教育改革，要對未來的教育有遠見，不能只看眼前。把困難的、結構性的問題羅列出來，分階段實施，擬訂短程、中程、長程的教改時間表，例如訂定三年計畫、七年計畫、十年計畫等。唯應注意各主要目標之間的相關性。

舉例來說：廣設高中大學，大幅增加國民上大學的百分比，是紓解升學壓力必要的前提。台灣十八歲青年進四年制大學的百分比，目前還徘徊在20%左右，(日本 30%，南韓42%，美國54%)可考慮訂定三年之內達30%(只是譬喻)，七年之內達40%，十年之內達50%。相應的，中小學社區化的速度便可依此百分比之增加，而擬訂進度，由次級目標到主要目標，分期達成。

其他如小班小校、教師專業自主與成長、教育內容之改進及弱勢族群、性別、階級之主體性教育等目標亦可視相互關聯之情況，擬訂計畫，並逐步實施。

勾繪出教育未來的遠景，藉由媒體向全國人民密集的作公開說明，尋求支持，是重要的步驟。例如廣設高中大學的阻力，主要來自少數社會菁英，人民大眾在了解真情之後，絕大多數是支持的(見1995年聯合報民意調查結果)。又例如小班小校將牽涉社會動員，有了民意的支持，計畫才能推動。遠景雖遠，眾人可以等待，並協助計畫實現。

計畫擬訂之後，可考慮透過公民投票強化其支持度，尤其計畫本身倘因增加大幅預算而須加稅之時，更須徵求人民同意及背書。

新政的成敗，一定要吸納全民參與，讓眾人一起看到困難，一起克服解決。然後一起承擔後果。

四、

在軟體方面，進行教改必須重新思省教育的目的。

目前台灣教育「工具化」的情況非常嚴重。現行教育的目的，近的是為了加強學生升學競爭的能力，遠的也不過在於謀得好出路，求得好職位。教育原有的根本目的，諸如獨立思考、成熟人格、敏感創造、開闊視野等任務，一直束之高閣，不加聞問。

在教育工具化的影響下，學生在學校學到的只是操作性訓練，例如數學教育只重解題技巧，不談意義與抽象思辨；語文教育只重字彙與語法，不談文學與人文思潮。學生獨立思考能力的培養，人格與視野的薰陶，幾乎不被重視；創造力與想像力更難以發展。

幾年來教育改革所圍繞的，大多是周邊問題，例如升學考試方式的變革，既未能釋放學生的心智，更未能回歸教育的根本目的。

目前台灣教育之傲於國際，事實上只是學生的操作訓練而已。除了應恢復教育原有的根本目的，予以實踐之外，在現階段還應著力於矯正長年戒嚴所留下來的後遺症。

(一) 威權管理與集體主義的遺緒，還深深烙印於各中小學校園中。其陰影難以消除的理由，固然是人的內在意識與認知一時不易調整，但外在因素則為大班大校，學校人數動輒上仟，維持集體秩序，便為學校首要之務。只談小班，不談小校，不能解決問題。擬訂長程計畫，逐年遷疏大校，是教改不能逃避的事。台灣一般人民思想要轉趨開明，須賴消弭威權管理，重視人性化的教育。

(二) 在教育工具化的現實中，美感教育即使在解嚴後，仍然普遍不受重視。自由是一切創造的根本，沒有自由便沒有藝術，當然亦無美感教育。但解嚴了，學生美感的陶冶仍付諸闕如。校園的景觀與建築，是美感潛在課程的一部份，新建校舍仍以工具化為主要考量，台灣無數新建的校園依然醜陋如故。沒有美感的文化必然粗糙不堪。

(三) 人認識世界，認識歷史，必須由近及遠，由今而古。當美國九○年代的學生透過學校歷史課程對越戰，對馬丁‧路德‧金，對水門案皆耳熟能詳，四處查訪當年人物，忙著撰寫報告，開會討論之時，台灣同時代的學生卻對三月學運，對政治解嚴，對楊逵，莫那魯道，對美麗島事件等一無所知。人沒有歷史，看問題便平面化，沒有縱深。台灣教師認知世界的自我封閉，直接束縛了學生的歷史視野。建立歷史感，不一定又要編寫標準教材，以統一歷史詮釋。透過查訪、閱讀、討論與報告，反而能更多元的看待我們的過去。認識歷史，亦有助於建立是非及化解族群對立。
(四) 台灣各語族的失語症，嚴重阻礙各語族的文化發展。學校規定學生必修母語，是尊重各語族文化的起步。語言不只是工具，更是人思維的基礎，與文化的深層意識息息相關。台灣要發展多元文化，必須先面對母語復甦。在半世紀戒嚴之後，各語族之母語皆迅速在消失，學校教育不能因統獨爭議敏感，而規避母語復甦的責任。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社會輿論也不能泛政治化。

(五) 台灣學生除了讀、寫、算的工具性訓練較好之外，一般知識普遍貧乏，視野狹窄。由於長年密集考試，對於知識呈現倦怠，知性成熟度偏低。多玩、多讀雜書、多討論、多寫報告，有助於矯正這項重大弊病。了解歷史、了解社會，了解世界，建立屬於自己的(不是人云亦云的)世界觀，是教育者不可懈怠的任務。

五、

為了具體發展公民社會，進行教育改革，新政府除積極規劃相關政策之外，可考慮大規模普設「社區中心」，作為全面改善社會體質，激發民間正面力量的據點。

在社區內覓地成立「社區中心」，約三至五公頃。都會區倘覓地不易，可先於偏遠郊區山明水秀處建造中學校舍。鼓勵都會區內現有國、高中生志願外移住宿，有利於學生心智成長，並藉以逐步落實小班小校，改善教育環境。同時偏遠鄉鎮可因此發展其文教事業，振興地方。學生外移之後所騰出之校地，可重新規劃建設，作為社區中心用地。

社區中心的軟體規劃與硬體建築，著重開放與親和，吸引社區居民經常前來活動。區內設社區圖書館、文化中心、綠地及運動場、體育館、游泳池，並設立社區大學作為居民之學習中心。同時設置社區事務辦公室、里村民大會議場及社區發展協會，社區環境規劃委員會，社區教育委員會等，盡量將社區決策權由地方政府下放至社區，讓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決策，提升共同經營現代社會的水準與能力。

社區大學在社區中心內，將提供人民參與社會重建的理論基礎，對於教育改革，也將為「中小學社區化」鋪路，扮演社會教育功能。社區大學為教師與社區居民搭起橋樑，一方面協助組織PTA(親師會)，另一方面提供課程，讓雙方觀點相互交流，引發討論並進行共同學習，一起成長，藉此溶化教育界自我封閉的心理堡壘，促進教育現代化，同時也加深人民對教育的認識。

在跨入二十一世紀之時，引入社區中心及社區大學這類新生事務，對社會重建與教育改革將有難以預估的深遠影響。

（本文寫於 2000 年九月。）

《台灣教育的重建》1997增訂版序－面對當前教育的結構性問題

什麼是國家的教育改革？國家教育改革不是個人講道、宣揚觀念重整或心靈革命，而是透過國家資源與權力的再分配（此即政治），使人在教育領域內擁有更充分的機會，因參與、批判、回饋與反思，而打開知識視野、釋放個人心智，增進人民才能，進而提升整個社會的生命力。教育社會學家 Rolland Paulston 指出，所謂教育改革（Education reform）是國家教育政策的根本變革，這變革必然伴隨著：(1)國家教育資源的大幅度增加或再分配，(2)各級教育人數在總人口的百分比有顯著改變，(3)各階級、族群與性別進入各級降教育的百分比做大幅度的變動，或(4)課程目的與內容有重大的變革。

現階段的台灣教育，還不能只限於上述改革。教育領域內的權力亦須下放到學校與社區。….但是從教改會到教育部的主流教改思維裡，我們找不到這些根本變革的影子，我們看到的只是小格局的考試方案多元化、小規模鬆綁，建立證照制度等這類沒有遠景的願景。

在這不得不悲觀的時刻，我增訂了去年夏初版付梓的書《台灣教育的重建》(遠流），以備另一次民間教改的力量再度匯集的時候，增添一些討論思辨的議題。

兩年匆匆過去。風起雲湧的民間教改運動起而復落，眾所囑目的行政院教改會（註一）繼而成立，交了報告，也已煙消雲散。教改的焦點再度轉回教育部，部長吳京一人頻頻出現在媒體的鎂光燈下。種種改革措施被描繪成美麗的願景，但教改的路却更形漫長。

這些日子，我對教改極端失望。等待了幾十年的機構，眼看便要流逝。台灣粗廉而一條鞭式的教育，積弊半個世紀已由根腐爛。到這幾年，要大力改革的呼聲，終在民間匯成風潮，並由下而上的形成全國共識。這是著手全面改造千載難逢的時機。可惜主導教改的知識菁英，無法從大社會的角度去分析台灣教育的病源，以謀求解決的方法，反而天真的試圖避開社會重建，避開政治。自我設限的結果，是蹉跎良機，辜負民間深切的期待。

民間教改的力量可能再聚集嗎？我不知道。台灣社會最大的隱憂是無法形成持續的民間力量。這是長年中央集權與政治控制的結果。四十多年的戒嚴解除了，但台灣並沒有出現過一段時期的社會重建，讓社會復原；更沒有開放過公共領域，讓人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去建立新社會的價值觀；從解嚴，經國家認同的紛擾，便跳過社會重建，直接進入今天政黨彼此分配權力的階段。民眾始終是觀眾。國家新秩序的重建，沒有民眾參與，便發展不出民間力量。沒有民間力量的所謂民意，是虛假的民意，可以隨時被操弄或製造。沒有民間力量的國家運作，必然失去有效的監督。近年來資本主義在台灣急速膨脹，沒有民間力量的監督，二、三十年內台灣將發展成全世界最惡質的資本主義國家。

我對教改的悲觀，只是對政治悲觀的一面。兩年半前，我曾寄望以教育重建去推動部份的社會重建，釋放出台灣社會的生命力。例如藉由中小學社區化，成立資源豐沛的社區中心、社區大學與社區圖書館、體育場等社區公共空間，來促進社區參與，型形成社區意識，作為未來建立民間社會的基礎。於今看來，掌握教改方向的菁英，並沒有認識到台灣社會的大脈動。連順應民間需求，廣設高中大學這樣低調的訴求，都被凍結不顧。

什麼是國家的教育改革？國家教育改革不是個人講道、宣揚觀念重整或心靈革命，而是透過國家資源與權力的再分配（此即政治），使人在教育領域內擁有更充分的機會，因參與、批判、回饋與反思，而打開知識視野、釋放個人心智，增進人民才能，進而提升整個社會的生命力。教育社會學家 Rolland Paulston（註二）指出，所謂教育改革（Education reform）是國家教育政策的根本變革，這變革必然伴隨著：(1)國家教育資源的大幅度增加或再分配，(2)各級教育人數在總人口的百分比有顯著改變，(3)各階級、族群與性別進入各級降教育的百分比做大幅度的變動，或(4)課程目的與內容有重大的變革。

這類較高層次的議題是國家教育改革起碼該碰該做的事。可是教改會的總報告與吳京部長的教改措施都怕牽動國家資源與權力而避口不談。事實上現階段的台灣教育，還不能只限於上述改革。教育領域內的權力亦須下放到學校與社區。這點是基於台灣的特殊背景而不容忽視的改革。近半世紀的戒嚴，使人失去自主，由上而下的管制，必須徹底打破，以「自主-監督」取代「防弊-管制」，來發展新世紀的教育。同時台灣長期被漠視甚而被打壓被遺忘的社會正義，亦應列為教育改革的重心。近月四一O 教改聯盟的新書《民間教改的藍圖》(時報文化)，便提出以社會正義為主軸的教改路線。

但是從教改會到教育部的主流教改思維裡，我們找不到這些根本變革的影子，我們看到的只是小格局的考試方案多元化、小規模鬆綁，建立證照制度等這類沒有遠景的願景。

在這不得不悲觀的時刻，我增訂了去年夏初版付梓的書《台灣教育的重建》(遠流)，以備另一次民間教改的力量再度匯集的時候，增添一些討論思辨的議題。

但民間教改的力量還可能再度匯集嗎？我不知道。也許今年明年，也許再半個世紀。

黃武雄
一九九六年歲暮

（註一）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官方成立跨部會的「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輿論簡稱為「教改會」。該會於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日提出後，宣布解散。
（註二）參見 I. Fägerlind and L. J. Saha， “Educa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Pergamon, 1983, pp.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