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media.nthu.edu.tw/share.php?watch=aWQ9ODI3
唐文標之認同中國與他之認同台灣人兩者的立足點，皆出於對弱勢者的同情。這種同情無疑是帶有三十年代中國人道主義的傳統。令人感傷的是這可貴的傳統到了八十年代之後，到處都已扭曲變質或飄零殆盡。唐文標的去世，也許標誌這傳統在台灣的結束。(～黃武雄〈勇往直前的唐文標〉)
憂國憂民一俠者：唐文標先生座談會系列
•時間：99年1月8日(五)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A202研討室
系列一：啟蒙者：詩人的唐文標
•時間：99年1月8日11：00
•主持人：陳建忠教授
•與談人：呂正惠教授、黃武雄教授、黃春明老師 、劉正忠（唐捐）教授
影音資訊來源：http://www.media.nthu.edu.tw/media/show/id/827
http://albums.cc.nthu.edu.tw/main.php?g2_itemId=236559
不歸順的目的不是要流浪，不是去旅行，瀏覽一下各地風景名勝，而在敢於加進社會，敢於背負上一代傳下來的歷史，敢於和世界所有平凡但努力的人一起工作，把自己投身到建設未來的行列。不歸順只是為了進步，為了使所有人生活得更好，獲得所有的自由，為了使人不再壓迫人，為了使世界向平等正義、永遠和平的那一面走，為了使人成為人。 (～唐文標〈我永遠年輕〉)
不歸順的目的不是要流浪，不是去旅行，瀏覽一下各地風景名勝，而在敢於加進社會，敢於背負上一代傳下來的歷史，敢於和世界所有平凡但努力的人一起工作，把自己投身到建設未來的行列。不歸順只是為了進步，為了使所有人生活得更好，獲得所有的自由，為了使人不再壓迫人，為了使世界向平等正義、永遠和平的那一面走，為了使人成為人。 (～唐文標〈我永遠年輕〉)
這幾年，年紀越大，越會想起唐文標。有好一段時候了，不管是對台灣的未來，或對整個人類面對自然反撲的窘境，我都很不樂觀，甚至有時會陷入憂鬱。如果唐文標今天還活著，對於近年經濟上的消費主義，文化的無厘頭現象，政治上的價值錯亂，也一定會極度關心。有他在，我個人也許不會那樣憂鬱，有個同時代的知己可以深聊，至少不會覺得那麼寂寞。
在我心中，唐文標是一個會讓你懷念的人。他在廣州及香港長大。大學期間在加州灣區度過，1967在伊利諾大學完成學位後，回到加州州立大學Sacramento校區教書。
1972年他來台大任客座教職的時候，我也同時回來台大。我在台大的研究室是在三樓，他在二樓。從那段日子開始，我們有很多接觸。1975年他辭掉美國的教職到政大專任，同時也到台大來兼課，這時候我已搬到二樓他原來的研究室，他的則安排在三樓。
1972年我在中研院進行了一個農村調查的研究計劃。對我自己來說，那是一個很重要的經驗。當時台灣的經濟正處於轉型，從農業轉型成初級的工業社會，農村的年輕人口大量湧向都市，農村人口老化。由於子女在都市所賺的工資回流，農村並不顯得蕭條。但農業經營本身，除了少數經濟作物之外，則到處是赤字。說明白一點，農村不破產，但農業經營卻破產。我意識到農村有很多現象，必須要深入去了解，也希望學生藉此機會下鄉。那個計畫脫離救國團那套箝制性的規範，我們在台大公開徵募了一百零八個學生參加，規模不小。調查面涵蓋全島，對所有鄉鎮作統計抽樣。
因唐文標的專業是統計，我也找唐文標當協同主持人。有時候我們去做調查，他也跟著我們去農村，他一下鄉，兩腳踩上田埂，便非常興奮，因為在農村他感觸到農人的純樸堅韌。但農村社會底層一些悲慘的、不公不義的遭遇，也讓他感慨良深。1972到73那年，他在台灣，結交了各路好漢，遇到了很多不同領域的朋友，但進入農村，對他是個很不尋常的經驗。隔年他寫評論洪通的那篇文章〈誰來烹魚？〉，就有很多文字涉及他對台灣農村的感觸。台大客座結束，回美國加州之前，他說他一定要再回來。1975年他果真履行了他的承諾，到台灣定居。
七零年代他在台大那幾年，我們不只常在研究室之間串門，也時常結伴，沿著醉月湖邊，走到校門口，一路談天說地。我們談的當然不只農村的事，三十多年過去，很多談過的話題已經模糊，但有些事，連在什麼地方爭論，至今我都還記得。我們討論過GNP的計算如何不合理，因為重複計算收入；討論過洪通與楊玉成，他們兩人都非學院出身，洪通畫畫，楊玉成做數學，純靠己力。但能做出的貢獻很不一樣，為什麼？因為數學的知識千年以降一直往上累積，要純靠己力創新，並不容易，當然繪畫的內涵與技法也不斷在累積，但它的本質比較分眾化，像洪通畫出有獨特個性的畫，則較有機會引人重視。我們也經常討論過資本主義消費主義，質疑「消費刺激生產」、「創造消費需求」對人類社會是好是壞。
我們尤其深談過「文以載道」到底對不對。唐文標那時期的社會意識濃烈，他對於文學批評所持的態度，容易讓人有文以載道的聯想，但究其實，他不是教條，他的出發點很簡單：就是人道主義。仔細閱讀他關於文學批評的文章，可以清楚看到他最核心的立場不過是：文學藝術所表達的，要來自生活，要言之有物，要有東西，不要裝神弄鬼。由於他不斷的強調社會意識，很容易招來誤解，以為他是容不得文學的個人創作。其實他的尺度，也不會比托爾斯泰批評莫泊桑嚴厲。不過，對於他批判張曉風的《武陵人》，我還是覺得太嚴厲，我們曾為此辯論。一般說來，我自己對文學創作的要求遠為寬鬆，只要創作者不依附權勢不歌功頌德就好，關鍵在創作的品質，創作的品質是需要好好公開評論的。我們這個差別，大概是因我自己丟不掉「小資產階級包袱」的緣故吧。
當然我們常常一起罵那些把持權力，冥頑不靈的人，儘管有些論題的觀點我們會有不同，但罵人的事，則從來一致。原因？年輕吧，大概是。
回想起來，年輕的時候因為常在一起，以為有話可以直接講，除了幾篇文章之外，很愧疚，我並沒有好好讀過唐文標的書。只記得他每出版一本書，送給我的都是所謂的「毛邊本」，也就是書裝訂好了，但書邊還沒裁齊的版本。毛邊本很難翻頁，我一抱怨，他就說：送你當紀念品，不需讀的。這就更縱容了我的懶。
最近小芩跟珮玲[1]，邀我來參加這個盛會的時候，把我放在「詩人的唐文標」這個場次，我一時愣住，說：「我不知道唐文標寫過甚麼詩。」我真的不知道他好好寫過詩。他來到台灣之前，已經不寫詩了。因為六零年代之後，他很強調社會意識，主張只有詩經那樣植根於土地及其人民的才是詩，而認為寫現代詩囿於個人的小世界，流於虛幻，所以老早封筆了。
人的記憶很奇怪，小芩邀我來參加這個會之後，很多過去的事又逐一浮現出來。我竟然想起唐文標自己對我提起，他寫過詩這件事。那天我們都工作到很晚，他下樓走到我的房間，心情很不好，我已記不得是為了什麼緣故。他很少那樣。只記得他有點自我批評的意思，說：「黃某，我太sentimental了」，但他緊抿著嘴，一付無奈的表情。每次他出現這種表情的時候，你就會心疼。就是那夜，他提到他寫過無聊的詩，只因少年不知愁滋味。我說我年輕的時候也寫過無聊的詩，老早燒掉了。
唐文標的一些著作，雖然當時我們對標題都耳熟能詳，比如說《快樂就是文化》、《我永遠年輕》或是《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人？》，也同他談過其中的一些論點，但這些都只是片斷的。我並沒有好好讀過他的那些文字。很感謝這一次座談會的安排，讓我重新閱讀唐文標。
過去這一個多禮拜，我很用功，幾乎把他所有出版過的著作好好讀一遍。其實今天我準備了很多東西要講，也準備了很多資料，受限於時間，反而不知從什麼地方講起。這次我讀他的東西，並加以整理之後，第一個強烈的感想就是，我們需要重讀唐文標。理由是：唐的文章氣勢浩蕩，異於尋常，一讀就知道不是台灣這塊長期被壓抑的文化土壤所能長出的東西，七o年代會出現唐文標，他的文風他的批判一時震撼台灣文壇，並為鄉土文學論戰播下種子，這些文獻不容歷史遺忘。第二、他的人，以及他寫作的態度非常誠實，這在漢文化中尤其稀有。第三、他的人道關懷與社會關懷，自然流露在字裡行間，你讀他文章的時候隨時會想到魯迅，但比魯迅更契合現代社會，這種聲音是現今快被消費文明淹沒的人，最需要聽的。
藉今天這機會，我要說：「我們應該重讀唐文標」。但唐的書老早在市面上消失了。今天書籍變成像漢堡可樂衛生紙一樣的消耗品，過了就丟了，我們需要重新出版他的作品，出版《唐文標文集》。為了準備參加這個座談，我請朋友幫我收集他曾出版過的書，但收集工作非常困難。像《平原極目》這本書，連台大圖書館都找不到，在網路上只有國家圖書館還留有一本，也許清華也有收藏…這些書不只很難找到，而且字也印得很小。搭配著書的重新出版，我們需要在文化界辦些研討會，或演講的活動，甚至鼓勵讀書會閱讀，讓年輕人有機會去接觸、看到唐文標、瞭解唐文標，並藉由唐文標去瞭解七O年代。同時，也對唐文標的文學貢獻重新定位。
1974年左右我得了肝病，那時唐已經回去加州，他偶而會寫信給我，可惜那些信都已經遺失了。有一封信，我記得其中一句短詩，寫著：
寒星殞荒野，
欲祭疑君在
或許此前有朋友跟他說我好像不久於人世了，而他又一直沒有我的消息，於是他寫了這短詩，透露緬懷朋友之情。「欲祭疑君在」就是想要祭弔黃某，但是怕黃某還活著。這短詩一直存留在我的記憶裡。1985年卻是他先我而去。後來我一直在想，好像是他預先替我寫好，讓我用短詩裡所說的心情，回過來在想念他。
唐文標是一個充滿赤子之心的人。讓我講一個故事。唐很喜歡下棋，棋力也不差，他有一個對手叫魏慶榮，也是數學系的同事。魏慶榮幾年前已不幸過世了。他們兩人常常在我家席地下棋。每次下棋都吵吵鬧鬧，可是笑聲不斷，突然你會聽到魏慶榮抗議說：「嘿！怎麼這裡會冒出一個黑子？」原來唐文標惡作劇，不知道甚麼時候偷偷在棋盤的一角放了一個黑子。「本來那個黑子就在那裡啊！」唐大聲嚷著說。「你作弊，你作弊！」魏慶榮氣呼呼的叫。於是兩人吵成一團，唐文標身子往後一仰，就躺在地上一直大笑，腳在空中擺動。這便是經典的赤子唐文標。
1972到75之間，在文壇上唐文標似乎是單打獨鬥，當然他那時也結交了很多朋友，大家都在精神上支持他。到了1975之後，接下來就是鄉土文學論戰，在座有很多人都參與過論戰，我不必多說。論戰之後，民主抗爭浮出檯面，台灣政治步入另一個階段。那個時代關心民主多少都有危險的。隨著抗爭情勢拉高，外來的壓力也就加重。
1977年余光中戴帽子的事，我們都非常憤慨。由於他把鄉土文學，扣上「工農兵文藝」的帽子，引起群情激昂，指責他給人戴「紅」帽子。余光中的回覆更加陰森：「問題不在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工作者還是先檢查自己的頭吧。」為了這句話，唐與我私下把余光中罵了很久。在那個動輒抓人的時代，這句話是很惡毒的。徐復觀說余光中所給人戴的，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拋過來，會人頭落地的。我們時常苦中作樂，引述余這句話，一邊摸摸自己的頭，摸摸自己的脖子，一邊罵人。所以這句話，到今天我都還背得出來。
唐是一個充滿赤子之心的人，他的心很乾淨。我年輕時心中一直有一個疑問：在數學系，在一些朋友之間，為什麼唐文標經常可以罵人，罵得很兇，可是大家都不介意；而我只要皺個眉頭，大家就會放在心裡，真是不公平。後來我終於了悟，原因是他的心很乾淨，大家都可以感覺到他的心很乾淨，所以他怎麼罵人，大家都知道他的用意，也就不介意。相對的，我的思緒則遠為複雜。
看唐的文章，好像他心中有一種憤怒，對詩壇文壇的虛假，批評得很凶，一點都不留情面。但他是內外一致的人，批評的態度，是嚴肅的、是誠實的、是一致的。他批評自己的文章，批評自己過去寫的詩，用的尺度還比批評別人的嚴苛。讀讀他寫的〈日之夕矣〉與〈實事求是，不作調人〉那幾篇文章，便可以相信他的一致性。
唐文標在台灣文壇最大的貢獻是，開啟了嚴肅而誠實的文學批評。這是中國與台灣最需要又最缺乏的。基於我們鄉愿的文化，人只會在背後相互數落，不敢公開討論，公開批評，一上了檯面便只會說好話。這是我們的文學藝術的水平遲遲不前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可惜唐文標的努力後繼無人，沒有建立起文學批評的傳統。
唐文標的民族主義基本上是人道主義，他永遠是站在弱小的立場，去抵抗強權。他不斷地講中國，緬懷中國，可是他的中國民族主義，是以人道立場為基礎的。他是小從人道的關懷，大從世界主義，去看中國的。中國當時還是弱小的、被美國英國壓迫的，他不是從民族血緣的認同，不是從國家主義的立場，不是從中國作為一個壓迫四鄰的強權，去愛中國的。依我對他的了解，如果今天他仍然在世，他會同意我的。
最後我要唸一段唐的文章。他藉紀德的話「我永遠年輕」，寫了一篇文章論紀德。紀德在我們那個年代，是很多年輕人的偶像，紀德的那種不歸順、叛逆、永遠在旅行、永遠不停駐在一個地方、不受任何世俗的或是觀念的羈絆，說出了一整個時代年輕人的心聲。紀德寫的《地糧》，對我們那時代的年輕人，是很重要的精神食糧。唐文標指出紀德的那種不歸順，那種叛逆，使人無法融入生活，融入土地，融入歷史。讓我朗讀唐文〈我永遠年輕〉的最後一段，表達對他的懷念：
“但是世界是向前走的，我們勇於出走到外面世界，放棄個人的狹小天地，我們更應注意，不歸順的目的不是要流浪，不是去旅行，瀏覽一下各地風景名勝，而在敢於加進社會，敢於背負上一代傳下來的歷史，敢於和世界所有平凡但努力的人一起工作，把自己投身到建設未來的行列。不歸順只是為了進步，為了使所有人生活得更好，獲得所有的自由，為了使人不再壓迫人，為了使世界向平等正義、永遠和平的那一面走，為了使人成為人。" (～唐文標〈我永遠年輕〉)
這世界仍是有希望的。
再出發。
[1] 謝小芩為清大教授，清大圖書館前館長。佩玲現任職清大圖書館，安排此次座談，與現任館長負責唐文標文物展。
(2010 年年初，清大發起「唐文標先生文物捐贈典禮暨文物展」。本文係為當時展覽系列之「詩人的唐文標」座談會而寫之講稿。)
「教改就是要降低複製的成功率， 讓下一代超越這一代。」也期望這一代人，尤其掌握教育權的主流菁英，必須先有自覺，願意調整自己習慣的思考模式及價值。像台灣這一代人普遍的知識倦怠，只為附加利益才接觸知識的學習態度，是不值得複製的。漢先生所提台灣社會普遍的不信任他人的防弊態度，也不值得複製。
旬前漢寶德先生回應拙文「十二年國教與教育複製」，指出紓解升學壓力也許有助於發展孩子們的探索熱忱，但未必能傳承文明社會的價值。
這點我當然同意，所以我在文中強調教育要做的是：小心翼翼愛護孩子身上天生的創造性特質，幫助他們打開經驗世界，引領他們溶入文明創造，進入文明社會。
可是據此漢先生質疑我對教育複製的說法，把教改等同於放任教育來批評，則有點離題。
拙文的論點並無一句話反對文明傳承，我一生用一半以上的精力，做的無非是這件事，到今天猶日日寫書，想把前人艱深而美麗的數學成就盡量白話，讓下一代領悟。但我主張要傳承的是文明中那些好的、令人讚嘆的東西，而非封閉的心智、扭曲的價值，與平庸的見識。
所以拙文提到「教改就是要降低複製的成功率， 讓下一代超越這一代。」也期望這一代人，尤其掌握教育權的主流菁英，必須先有自覺，願意調整自己習慣的思考模式及價值。像台灣這一代人普遍的知識倦怠，只為附加利益才接觸知識的學習態度，是不值得複製的。漢先生所提台灣社會普遍的不信任他人的防弊態度，也不值得複製。
我們的教育並沒有提倡人與人互信的價值，我們的社會並沒有在營造這種人性化的氛圍；相反的，我們這一代人不斷在告誡下一代不要相信陌生人，甚且用日日考試的排名，在朝夕相處的同學中加強惡性競爭，造成相互疏離。從十多年前自學案的五等級，到近日主張高中分發採計國中在校量化的成績，都是沿依這種思維。
這樣的思維不值得複製。這種惡性競爭的教育政策不會在西方國家，諸如漢寶德先生所提的丹麥出現，正好佐證拙文所說教育複製的本質，因為西方國家這一代人認為人自小就要學習互信互助，不相信小孩應在考試掛帥的評比排名中長大。
許多人對教改都存著錯誤的刻板印象。把教改與放任教育畫上等號，便是其一。漢先生這篇文章也是這種刻板印象的反映。漢先生關心藝術教育與品德教育，但兒童原有的想像力與創造力，是藝術創作的關鍵因素，一個由家庭與學校聯手，對孩子不斷施加升學壓力的社會，產生不了好的藝術家。藝術教育最多也只能在技巧上打轉，無法薰陶出敏感的藝術心靈。大提琴家卡薩爾斯講：「自由是一切創造的根本」。紓解升學壓力，只是還給小孩自由想像與探索的時間。這是讓孩子自然成長的必要條件，（注意不是充分條件），與放任教育如何劃上等號？
沒有自由之外，我們的生活空間，從校園、街道、建築、到鄉野建設，處處沒有美感，也使得藝術教育大打折扣。
至於品德教育，靠言教（加打罵）是沒有用的。身教則涉及我們這一代作為父母及教師的每一個人，是否夠誠實。我從來不奢談品德教育，因為我們沒有身教的條件，除非這一代人有高度自覺，先面對自己。我們唯一能做的，是在學校塑造人性化的教育環境，小班小校，讓教師與孩子做朋友，陪伴孩子成長，學習對孩子說理，不打不罵，不施展權威，鼓勵並帶領孩子發展自己的興趣（這事最難），以投入他們各自喜歡的工作：木工、繪畫、下棋、打球無一不可。人因自己的興趣而投入工作，從中體會出來的價值，經常蘊含著品德。善與美時常座落於真之中。漢先生所期望的「坦然接受失敗，不會因而憤世嫉俗的生活態度」，是在「人與事爭」的工作中自然建立的，而非來自「人與人爭」的惡性競爭。
從十五年前發動四一O教改迄今，主流菁英對塑造這樣的教育環境，一直不屑一顧。大家關心的還是言教，還是如何將孩子早早分等分級。前日寫〈教育複製〉一文，無非要喚起這一代人重新檢視本身的思維。只有大人肯虛心自我檢視，才能辦好教育。
(本文寫於 2009 年 8 月 6 日)
為解決這個矛盾，須回歸公私立學校不同的定位：公立學校提供國民充分的就讀機會，私立學校則發展特色，甚至可以專門培育菁英人才。
近日十二年國教大遊行，如能引發公共論述，集思廣益討論如何實施，便是一大成就。報載我提菁英學校私營化之議，因未詳敘緣由，故顯得突兀而且冒進。2003年我寫〈教改怎麼辦？〉的長文中，其實已明列此議。今將該議的脈絡，再做說明。
十二年國教重要目的之一，在於釋放學生心智，使國中教育正常化。其方案必須堅持「一（學）區一校」。大學區包含眾多學校，大家爭破頭還是要擠進其中一兩所較優質的學校，升學壓力不得紓解，其理至明。但現實的限制，一區一校不易達成，此因目前公私立高中職，分佈不均而且素質不一。問題固然錯綜複雜，但必需大刀闊斧，逐步解決。我先丟出最素樸、卻最激進的想法，請方家審慎斟酌，進一步擬出可行方案。
既為十二年國教，各學區應有一個一般水準的公立高中。教育部目前推動高中優質化的努力，深值肯定。這些公立高中日後都應開設技職課程，供學生選修，增進學生實用生活的能力，並促發手腦並用。現有高職若轉型為高中，其原有技職師資，可至各高中開設技職課程。至於私立高中職，則依其意願，或由政府收購、或公辦民營、或公私合營。當然也可維持原來純粹私營，自外於國教系統，完全自由化，政府不得限制其學費上限，亦不涉入其招生方式，鼓勵它發展本身特色。同時進入純粹私立的高中職學生，政府應發放教育券，數額相當於花在公立學校學生之平均費用。
實施十二年國教，不能不考慮少數菁英高中的存續。我雖反對菁英主義，但對菁英學校的價值則持肯定，因為這正是多元社會的現象。尤其台灣這幾所菁英學校擁有優良的歷史傳統，不能輕言廢置。但十二年國教要提供給國民的，是學區內的平民學校，若依目前方式保留這幾所菁英學校，改為學區高中，那麼這些學校將繼續維持明星學校的地位，吸引優秀學生越區就讀，結果無助於紓解升學壓力。
為解決這個矛盾，須回歸公私立學校不同的定位：公立學校提供國民充分的就讀機會，私立學校則發展特色，甚至可以專門培育菁英人才。在實施十二年國教之前，可考慮將目前這幾所菁英學校私營化，鼓勵其校友會出面，組織基金會優先接辦，向政府以便租金借用原校地。菁英學校私營後，學費不受政府管制，致力於發展學校特色，亦可著力於培育特殊資優人才。我們不能排除它發展成菁英的貴族學校，但政府可以設置半額或全額獎學金，供特殊資優但家境不寬裕的學生就讀。至於多數九年級學生，在學區內的公立高中，免試直升十年級，不受這幾所私立菁英學校的影響。當然，學區內公立高中優質化的工作，同時要快馬加鞭，使多數國民皆可得到水準以上的高中教育。
十二年國教若依上法實施，目前高中入學方案的種種問題將迎刃而解，因為每個學生都直升學區內的高中，就像今日小學畢業直升學區內的國中一樣。只有少數不想讀公立高中的學生，須準備去報考特殊的私校（特殊職校或菁英學校）。這些私校各自用它們的方式招生，政府不必介入。國中的升學壓力將大幅度紓解，今日的國中基測變得可有可無，至於要不要採計在校成績的爭議，亦自然化解。
(本文寫於 2009 年 7 月 13 日)
我們社會的主流菁英，從心底就不相信紓解升學壓力是件好事。反過來，他們相信的是：要有升學壓力，人才會讀書，社會國家才會有競爭力。這是問題的關鍵。
為什麼連紓解升學壓力這樣明白不過的事，都無法在台灣社會的主流菁英中形成共識？推動十二年國教、廣設高中大學，這些釋放學生心智的訴求，十多年來不是一波三折，窒礙難行，便是一實行就半調子。
原因無他。我們社會的主流菁英，從心底就不相信紓解升學壓力是件好事。反過來，他們相信的是：要有升學壓力，人才會讀書，社會國家才會有競爭力。這是問題的關鍵。
教育的本質是複製：這一代人設法把他們的思想、願望、價值與經驗複製在孩子的大腦皮質上。如果複製完全成功，結果必然一代不如一代，因為時代在變，以不變無法因應萬變。教育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降低複製的成功率，讓下一代超越這一代。於是教改便須面對最尷尬的處境，亦即：這一代人，尤其主流菁英，必須先有自覺，願意調整自己習慣的思考模式及價值，因為他們掌握教育的支配權。偏偏這件事最難。
想想一位主流菁英，如果他早年的經驗是：在外在壓力的催逼下，通過一關關的考試篩選，才躍居今日社會菁英的位置，他如何相信：追求知識的熱情，才是學習的主要動力？縱使他曾靠知識熱情，開啟了自己的世界，但如果他自以為高人一等，認為自己不用逼，別人則要逼，那麼他也會反對紓解升學壓力的訴求。
事實上，對天地萬物好奇，是每一個人類幼兒天生的稟賦。反而是長大了，人才變得只重實用與名利，不再好奇。小孩一進入學校，我們便用一套難懂的、規範性的抽象語言，以及一連串排比競爭的外在壓力，直接施加在他們的身上，澆熄了他們內心對世界好奇的動力。於是人被迫失去了對知識的熱情，學習變成被動，只靠名利的外在壓力，才能驅策人學習。他們長大了，把這樣經驗內化，也跟著相信：只有外在壓力，人才會讀書，才有學習。於是知識倦怠，變成了這個社會的普遍特徵。
一個知識倦怠的社會，唯一能刺激它保持活力的誘因，是利潤刺激，經濟發展是它最耀眼的成績。至於在科學、文化、藝術、社會的大半領域，除了極少數人的傑出成就之外，我們應該承認這一代人的表現，普遍是平庸的，因為這一代人普遍失去了逼視真實世界的熱情。
平庸的這一代人要複製自己的思維在下一代身上，這是教改的死結，除非我們願意誠實的面對自己，樸素而且認真的重新認識自己，努力瞭解小孩成長的真相。
每一個人本身都是一個「複雜」系統，每一個孩子的成長都不是線性的。孩子對天地萬物的好奇心，就是探索知識的熱情，這是人最可貴的創造性特質，也是人創造力、想像力的根源。教育者要做的是：小心翼翼愛護每一個孩子身上，這個上天賜予的最最珍貴的特質，幫助他們打開經驗世界，打開知識視野，引領他們溶入文明創造，進入文明社會。但這項職責的前提是：紓解孩子們身上的外在壓力，啟動他們追求知識的內在熱情。把這件事做好，社會國家就會有競爭力。
不要倒果為因。不要一天到晚藉口提高競爭力，急著把人「分級分等分類」，反而壓抑了人內心最珍貴的知識熱情。
十多年來教改的困境，就在於教育複製。因為太多人基於自己的成長經驗，只相信外在追求功名的壓力、不相信內在追求知識的熱情，所以十多年的教改，實行起來不是半調子，就是一波三折，面目全非。一九九五年我看到教改路線偏離正軌，曾悲觀的在中時寫了一篇〈再等半個世紀〉，期待民間力量再起。
事實的發展比我所估計的樂觀。才十四年，民間教改的聲音便又重現街頭。
(本文於 2009/7/12 發表於中國時報)
（2009/6/16秉仁針對1970年代系裡同事參與社會的情況，以錄影對作者進行簡短的系史訪談，隔日作者以文字整理訪談內容，寫成下文）
台大數學系有個重要的特點，就是非常自由而且individual, 有時自由得散漫，系內沒有派系，六七十年來，幾乎沒有人對權力發生過興趣。
這應該歸功於創系時期的元老，沈施許項幾位先生1，是他們建立了這種個人自由的傳統。
這個特點在台灣的學術界，尤其難得。
因為台灣所有的大學，都經歷過那麼長時期的政治污染。
政治勢力介入很多系所，是普遍現象。
由於這個珍貴的傳統，我有幸在數學系享受這種自由的氛圍，在這裡自在愉快的工作，度過了我的大半生。
如果說，沈施許項是數學系的第一代，那麼賴繆洪姚幾位先生2，則算第二代，他們一樣承繼了這個傳統。
以他們的個性來說，維護這個傳統也是自然天成的。
其實數學研究本身就非常individual（個人性），數學研究只需同行之間有適當的交流就好，無需講求效率的團隊合作，也無需太多的經費購買設備或做實驗。
所以資源、權力與組織，相對來說並不重要。
而且數學的研究與教學，都要投入很大的精力才能做好。
認真想做好數學，必須心無旁騖，自然而然就會認同個人自由的價值。
1970年代初期，開始回來系裡的人，可以說是第三代。
這些人包括楊維哲、我、張秋俊、李白飛…及其他同事。
數學系這種注重個人自由的傳統，在1976年左右，
經由第三代的努力，進一步也有了制度性的支撐。
台大數學系，恐怕是台灣第一個在制度上確立民主參與的系。
1976年，系裡便創建「委員會制」。
系主任及各個委員會的成員
都由系裡所有教員選舉產生，共同經營系務。
原先重視個人自由的傳統，因為有了民主參與的制度，更形鞏固。
就這樣一直延續到今天。
七零年代，內在外在的情況，比起過去，有了很大的轉變。
我們這第三代對自由的渴求，比上一兩代更為急切。
自由是一切研究創造的根本。
我們希望自由不只是侷限在數學系裡；
在系外，在社會與政治的大環境中，
自由與人權也必須得到起碼的保障。
數學系這第三代，是完全在國民黨教育下長大的第一代，
雖因不懂日文，與台灣的過去有著嚴重的文化斷層，
但反過來因習於中文，瞭解漢文化，又多少接觸過西方不同的近代思潮，
所以比起上一代，更勇於介入社會，介入政治。
二二八、四六事件與白色恐怖的陰影，
對我們來說，已沒有像上一兩代
那樣慘痛那樣鮮明那樣沈重。
七零年代回來的人，或多或少都存在
參與社會，追求民主自由的的嚮往與熱情。
如果純粹只想做好數學研究，
我們之中很多人會選擇留在美國。
當然那時候政治控制還是極端嚴厲。
哲學系事件還沒有發生，當局還在鋪線佈局之中，但已黑雲密佈，
台大成大淡江也陸續有些學生被抓。
我們只能選擇不同的方式參與社會，
例如參與數學教育、做農村調查、寫評論文章、
或明或暗支持黨外民主運動。
到後來，像台語文保存，甚至本土戲劇都成了選項。
台灣在戒嚴那幾十年是文化沙漠，市面上能拿到的書，
都經過嚴格的思想檢查，很多書進不來。
帶有一點自由思想，或帶有一點批判性的書都被禁止，
更不用提那些具有左派色彩的東西。
數學文獻的流通，也一樣困難。
1970年代，台灣還處於國際學術研究的邊陲。
數學研究只能用「荒原」來形容。
我在1972年回來之後，只有Blaine Lawson, 陳省身先生及幾位同行，還零星的寄給我一些他們的新論文，研究的整體環境是封閉的。
文章在期刊上刊登出來，總要晚了一兩年。
很快你會感到自己完全孤立。
數學家的書信，包括陳先生給我的私人信件，也都明顯有被拆封檢查過的痕跡。
那種隨時被監視被監聽的感覺，讓我們心中非常氣憤又無奈。
那段時期，唐文標也兩度來數學系訪問。
他學的是統計，在Sacramento, California State U. 教書。
但才氣縱橫，人文社會的知識涉獵廣泛，經常寫文學評論，格局很大，在港台各地發表。
對於參與社會，尤其熱情十足。
農村調查計畫，他也是我的協同主持人。
有一天他對我說：
“黃某，A傢伙一天到晚關起門來做數學，躲在象牙塔裡，未免太自私了。”
他竟用「自私」兩個字。
今天回去想他那句話，會覺得十分離譜，做數學能心無旁騖，潛心研究，最為難得。
可是唐的這種看法，對1970年代我們這些人來說，並不陌生。
其實我們心裡也多少這樣告誡自己，不能把心力只放在數學。
那些年，我自己的研究一樣荒廢，只把過去所做的幾篇文章發表，並努力將所學教給學生。
直到1978年回Berkeley訪問之後，才慢慢又回來做數學。
關於這層徘徊在數學研究與社會責任之間的心理掙扎，我在幾年前寫的那篇長文〈我的數學生涯〉裡，有比較細緻的描述。
對我來說，數學的特質，除了自由與 “個人性”之外，
就是它本身秉賦一種 “根本性”。
因為數學所面對的是，蘊涵於自然中的理性，數學家所追求的是，這種自然理性的根本，
所以數學訓練會使人不輕易相信權威，尤其不相信非理性的、世俗的或統治者的權威。
連帶的，數學家身上，也難免帶有叛逆的性格。
1981年系友陳文成教授不幸被害，對他的親人是巨大的悲痛，對台灣社會是永遠的創傷；
而對數學系七零年代那些想藉由介入社會，追求自由的第三代人來說，則是無情的反諷，也是一個時代的終結。
1沈璿、施拱星、許振榮、項黼宸等四位教授，為本系初設系時的創始元老。在台北帝大時代，只有數學教室；1945年改國立台灣大學，才獨立成數學系。四位教授的事蹟，見台大數學系網站。
2指賴東昇、繆龍驥、洪成完、姚景星等教授。參考資料同上。
讀這本書，宏觀與微觀兩個按鈕，切換自如，好像鏡頭伸縮忽遠忽近，讓你身歷其境，卻來回翻越時空，不拘於一時一地。
讀她這本書，宏觀與微觀兩個按鈕，切換自如，好像鏡頭伸縮忽遠忽近，讓你身歷其境，卻來回翻越時空，不拘於一時一地。
(《地圖上最美的問號》，徐銘謙，野人文化（2008）。本書獲得中國時報 2008開卷好書獎。)
書序／黃武雄 2008/9/25 [全文下載 (pdf)]
「2003年我參加『刷青苔，救步道』的抗議活動，心中留下很多不解的問題。」台上的演說者這樣解釋她的背景。「幾年後我申請了客委會的築夢計畫，去了美國阿帕拉契山徑…。」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徐銘謙。2006年11月千里步道籌畫中心邀請她來「智庫沙龍」演講，那時她剛從阿帕拉契山做完步道修建的工作回來，身上還未脫去野外的氣息，語調裡猶帶著興奮。
「演講之前，我想先問大家，」她隨即走下講台，提出問題：「步道怎麼來的？你覺得什麼樣的步道是最好的？」
這是一個很不一樣的演說者，我心裡嘀咕著。
「一開始是農業社會，」社區大學的大樑張森田先生，用他平靜的語調說：「農產品是用挑的，走的是人工開闢的小徑，凹凸不平的，很難走，這些小徑有的變成了後來的產業道路。應該說，步道是人走出來的。最好的步道要搭配當地的人文與環境。若將山路用花崗岩鋪上石階，會與周圍環境相抵觸，好像兩個世界。」森田先生對問題一向深思熟慮，見解也常一針見血。
「謝謝這位大哥，你已經把我今天要講的都說完了！」銘謙話未說完，全場浮起一片笑聲。
這是我認識銘謙的開始。她在演講中解釋說，由於早先那些存留心中的問題一直未解，為了尋找答案，她隻身遠走阿帕拉契山，去到另一個世界，在行動與實踐中打開她的視野、深化她的思維。
這些問題不只涉及修建步道的工法，更叩觸社會經濟與自然生態，兩者之間辯證糾結的大問題，背後不免牽涉到價值與現實之間的衝突。
兩年之後銘謙把她去阿帕拉契的經驗寫成了書。但它不像一般旅遊札記，只浮光掠影的記載所見所聞。也許是她心中一直存留著那些大問題，她不只在書中細膩的描寫她如何融入異國一個陌生的義工團隊、描寫她如何拉長她知覺的天線，探觸周遭風吹草動的聲息，也在書中反覆說明事情的歷史背景，闡述相互衝突的觀點，並碰觸較深層的社會問題。
讀她這本書，宏觀與微觀兩個按鈕，切換自如，好像鏡頭伸縮忽遠忽近，讓你身歷其境，卻來回翻越時空，不拘於一時一地。
書已經呈現在讀者眼前，怎麼閱讀一本書，應由讀者依自己的經驗，直接去體會或評論。我無意為讀者「導讀」，讓自己扮演仲介者的角色，荒繆的杵在讀者與作者之間。寫這篇序，我的定位比較像是一名讀者，因為這本書蘊涵很多惹人深思的問題，我選擇其中一二，試圖切入核心，談些自己的看法，也趁機與作者深度對話。
一、
翻開幾頁書，我馬上被「Walt-Mart 大戰 REI」的標題吸引，華倫‧杜耶（Warren Doyle）的個性與思想躍然紙上。他反對阿帕拉契腳行者攜帶很多 REI 高科技的登山裝備去山裡。走入三千五百多公里的山徑，他認為連帳棚（tent）也不用，只帶一條防水布（tarp）就夠了，請看看他在白板上畫的比較圖（見本書 p.40）：
經過對兩者一長串的比較，最後關於 ”野生動物” 那一欄他寫著：
帳棚─看不見，防水布─看得見
……啊！可愛的黑色幽默。
台灣登山界也有這兩種觀點之爭。在苗栗山裡卓蘭東郊的的大坪頂上，有一個被附近居民稱為「森林中學」的全人學校，近年因學生一連幾次登上阿拉斯加的麥肯尼（Mt. McKinley,6194M）及南美阿空加瓜（Mt. Aconcagua,6959M）而享譽國內。1995年成立之初，校內就存在這兩種看法：到底登山需要配備昂貴的高科技用品，還是使用簡陋的輕裝？原住民終日與高山為伍，上下自如，為什麼我們的年輕學生不能向他們學習？
銘謙在書中也提到：
過後我慢慢認識到台灣的山岳界，也存在同樣的爭論，比如早期台大登山社的前輩們，穿著雨鞋像原住民一樣背上竹簍子，帶著鹽巴在山上吃苦克難，激發人類的極限；另一方面，以歐陽台生老師為山頭，主張選擇高科技的登山裝備，強調登山安全。（本書p.44）
苗栗全人中學自創校以來，每一學期登上一座大山，是全校師生的重頭戲，而一直帶領學生登山、啟發學生愛好自然的老師，便是銘謙所提到的，台灣登山界的重量級人物─歐陽台生。歐陽老師在登山與緊急救難方面，受過一流的現代訓練，二十年來對台灣貢獻卓著。
銘謙又提到：
在美國…，另外還有林‧惠爾登（Lynne Whelden）代表中間派，主張蒐集各個資深山行者不同的私房秘訣，達到輕量化，並學習辨認山中可食用的植物，就地採食以減少負重。這一派比較接近台灣的生態登山學校、五二三登山會。(本書p.45)
在我看來，這類問題的爭論，永遠莫衷一是，事實上也很難說誰是誰非，但多面思考總是好的，思考清楚之後，再歸個人選擇。
登山要加強安全才能推廣，這項策略思考很有說服力，而且人的生命無比珍貴。但高科技產品不只昂貴，而且製造過程增加環境污染、增加消費，即使強調 LNT（Leave no trace: 山林無痕），淨結果也不見得有利於生態環境。
談到這裡，我們必得先問：登山的價值是什麼？除了靠山吃山的需求之外，為什麼人類要走入山林？甚至要為此冒著生命的危險？既然人接近山林只會破壞生態環境，若非登山本身有什麼正面價值，就不應該讓人類走入山林。
事實上，這正是激進環境派的立場。
激進環境派乾脆否定人類走入山林活動的價值。他們認為人接近山林，只會破壞自然，影響生態，因此應該阻止人類接近山林，至少不應該如此鼓勵。
這種說法一旦成立，Walt-Mart 大戰 REI 之爭，也就消失於無形。反正人類不走入山林，那麼用什麼裝備走入山林，便無需爭論。
但我們總還念念不忘山林之美。我們從心底相信，人類走入山林並非百害而無一利，人類走入自然，終歸是有正面的價值吧？
那麼正面的價值是什麼？
談人類接近自然的正面價值之前，須先回應激進環境派的質疑。從它的反面來說明：阻止人類走入山林，並不一定就有利於環境。
該阻止的是：不斷開發柏油路，提供人類用汽機車「進入山林」去消費自然、糟蹋自然。如果連人們用雙腳走入山林都被禁絕，那麼人們的一切活動，將被禁錮在已經過度開發的市鎮。禁錮人們於市鎮生活，人們窮極無聊，必然會進一步加強消費、刺激開發，引發更大規模的環境衝擊。阻止人們的雙腳走入山林，最可能的結果是，換來怪手剷平一個接另一個山頭，因為人們需要水泥，蓋更多更大的房子；也會換來快速道路一條接另一條穿越山野，因為人們要貨暢其流，把消費商品從一個城市送到另一個城市。
談環境保護、生態保育，必須整體的看，而且辯證的看，得失要一齊考慮。例如這些年各地登山團體極力提倡LNT運動。對於登山熱門路線，主張LNT無疑是對的：所有人把所有垃圾都帶回家，不要在山林留下一點多餘的痕跡，因為垃圾會積少成多，破壞生態。
但在人跡較少的山徑，有必要連穀物果皮都一一攜帶回家嗎？攜帶回家的垃圾，如果是送到垃圾車，帶到垃圾場焚化，不是更浪費能源、增加污染，增加 entropy（自然秩序的亂度）？直接將穀物果皮丟在樹叢裡，由土地分解，多少會微調附近生態，但對環境的衝擊，比送交垃圾車，浪費汽油，開去焚化爐焚化，污染大氣，究竟孰輕孰重？這些成本都應當詳細評估，而非停留於對 LNT的絕對信仰。
又例如近年流行一些綠色科技產品，包括各式各樣使用綠色燃料的新型汽車、太陽能板，也有類似問題。這些產品的製造過程，所增加的污染，以及所消耗的能源資源，都要一併考慮。不管是什麼樣的商品，刺激消費本身，便不利於環境，這是不能輕忽的事。
Jeremy Rifkin 在1980年代寫一本標題為《Entropy》的科普經典，他指出環境問題不能仰賴科技去解決。人類消耗資源，便會增加entropy。所謂 entropy，用淺顯（但有誤導嫌疑）的話來說，指的是一種亂度，一種打破自然秩序，把可用的能量轉變成不可用的能量，所產生的亂度。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打破自然秩序，是不可逆的過程。他歸結出來的論點是，任何科技處理的方法本身，都會製造新的亂度，增加新的污染。
人類要真正愛護環境、愛護地球，唯一的出路，還是回歸儉樸、在能夠維持基本生活的基礎上，盡量減少消費。近年很多標榜綠色的產品上市，使人誤以為消費那些產品，有助於保護環境，甚至為地球貢獻心力，便是被誤導的概念。
二、
用雙腳走入山林，有沒有正面價值？
很多人走山路，是為了健身。近年中文用「健行」代替英文的“hiking”，也是在這意義下出現的字眼。活化身體機能、呼吸清新空氣，常走山路會帶來身心健康，對個人與家庭是幸福，對社會亦節省龐大醫療費用，這是眾人皆知的價值。雖然 “hiking” 譯成「健行」兩字，本身便反映了華人這種功能化的取向，但走入自然，換取健康，仍然是值得珍視的正面價值。
更深一層看，走入山林與自然互動，不只是功能性的為了健身，而是人本身存在的原始趣向。半世紀來，人經常被禁錮於城市，追求商業的生活機能，離不開城市，讓自己變成城市的宅男宅女，其實是工業化都市化的後遺症。人遠離自然，便會忽略自然，邈視自然、壓迫自然，甚至只知剝削自然，把自然工具化。
自然是孕育文明的母體，是人心智的歸依、創造力的泉源。文學藝術的偉大作品，甚至科學家的重大成就，無一不源於自然。接近自然，尤其用兩腳走入自然，去體會自己身體與自然合而為一的脈動，是人生命的原始價值，也是人生命的本來面目。
走回山林，回歸自然，這是人生命本質的一部份。也只有用雙腳走回自然，體驗自然，人才會回過來珍惜自然，愛護自然。
這樣的價值，是不證自明的。
我不知道銘謙迢迢千里跑去阿帕拉契參與步道工程，心裡有無意識到這層生命本質，但不論如何，是這樣的生命動力驅使一代代的人，包括銘謙與我，走入山林，並喜愛自然。
很多人批評人類中心主義，說眾生平等，認為人類的利益不該凌駕於其他物種，更不能奴役其他物種。這種批評的正面功能是，提供人類反思，其反思的意義遠大於實行，例如引發人類關懷動物的處境，或鼓勵溫熱帶地區的人們素食，以降低人類於食物鏈中居高的位置。
嚴格說來，並沒有所謂「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依存於自然，與萬物共存共榮，環境一旦破壞，生態一旦失去平衡，第一批遭到反撲的便是人類本身，因為人類是地球各種生物中最脆弱的物種之一。人類滅絕之後，地球依然在轉，無數的生物還會欣欣向榮。如果真的以整體人類（不是以少數人）的利益為中心，便只能珍愛自然，保護生態與環境。所謂「為地球盡一份心力」，其實就是為人類的存活本身，盡一份心力。
在這樣的脈絡下，我會鼓勵人有機會用雙腳走入山林，接近自然，從而喜愛自然、保護自然。同時減少消費，並注意人類接近自然時，要減少對自然環境所造成的衝擊。即使使用標榜綠色的科技產品時，都要一一審慎評估。
以這樣的論述作為基礎，進一步回來檢視 Walt-Mart 與REI之間的爭議，問題便明朗得多。REI 強調高科技的裝備，刺激消費，並付出污染環境的代價，這是它負面的影響。但一般說來，它會加強登山者的安全。
就經濟條件來說，REI 派是貴族主義，Walt-Mart 派為大眾主義。但在安全層面上，卻反過來，REI 派是大眾主義，因為他考慮的是更多人的安全，Walt-Mart 派則變成菁英主義，因為只有少數人在山野中能擁有華倫‧杜耶與原住民的膽識。自然千變萬化，若裝備簡陋，面對自然時，更需要豐富的自然知識、靈活判斷、沈著、決心與勇氣。
銘謙提到早期台大登山社學原住民吃苦克難的精神，想起來令人敬佩，但三四十年前，台灣山難頻傳，就因為登山者不瞭解自然的變化，沒做好準備功課，又無安全的裝備，便貿然上山。而惠爾登派，依銘謙描述，所做的也許在彌補這道缺口，增進登山者活用的自然知識，擴大登山的菁英群，而不直接排斥REI的裝備。
至於要相信哪一派，終究是個人的選擇。對我來說，攀登風雪覆蓋的高山，高科技的裝備維繫攀登者生命的安全，REI 的貢獻不容忽視。但一般山裡的腳行，原住民矯健的身手、華倫‧杜耶的防水布與九紀山人提到的自製酒精爐，更能吸引著我。在銘謙的書中，我自己動手為這樣深具創意的酒精爐描繪插畫（見本書p.32），為的是對這些無名的發明者，表達自己由衷的敬意。
三、
銘謙在書中（見本書p.239）談到：阿帕拉契山徑的發起人班頓‧麥凱（Benton MacKaye）在1921年提出規劃的藍圖時，並不主張阿帕拉契山徑周邊成為無人的荒野。
相反的，他描繪出一幅勞工脫離工業生產壓力，紛紛重返土地的圖景；（他指出）山徑的設計並非要滿足挑戰自我的全程腳行者，而是要讓人們體驗一起在土地上生活與合作的精神。
根據銘謙的描述，麥凱主張在每隔一天腳程的營地，由義工們修建夜宿小屋；圍繞著小屋，還進一步規劃與山徑共生的聚落。這些聚落的居民在經濟上也能自給自足，因為他們可以用一些與山徑共生的方式，賺取生活所需。例如，一方面提供腳行者的用品補給與食宿，另一方面提供附近農場的勞動力，必要時還可以取代大型的林木業公司，直接與林務署簽約，取得沿山徑伐木的許可。
這些聚落的組織有幾分是公社(commune)的型態，尋求以互助合作的方式，一起在土地上生活與工作，並藉以紓緩工業社會的緊張壓力。把公社的理想與自然生態結合，套句今天的術語，就是把「紅」和「綠」結合在一起。我不知道班頓‧麥凱有沒有直接受到十九世紀初聖西蒙（Sanit-Simon, 1760-1825）公社思想的影響。但自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以來，不斷有人主張對抗工商業非人性的壓迫，反對階級剝削，倡導成立互助合作、自給自足的公社。公社思想可以說是早期素樸的社會主義。繼聖西蒙之後，較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法國的傅立葉（Charles Fourier, 1771-1837）與英國的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8）。公社其實是人類構築新社會的理想，但實行起來卻跌跌撞撞。從十九世紀以來，無數公社成立又覆亡，前仆後繼，難以數計。
歐文於1824年去美國，捲起歐文公社旋風，繼之美國各地便有十多個歐文式的公社，紛紛成立。同時，傅立葉式的公社在《紐約論壇報》（The New York Tribune）專欄作家Albert Brisbane的鼓吹之下，到1840年代也高達四十多個。Morris Hillquit 在《美國社會主義史》的書中，估計美國在這兩世紀中成立的公社至少一百七十八個。到二十世紀六零年代，公社運動再度掀起一陣旋風。九零年代，新澤西州還有早期的傅立葉公社在拆除。（公社運動的歷史，參見 Edmund Wilson：《The Finland Station (到芬蘭車站)》中譯本劉森堯譯,麥田出版）。
傳奇數學家A. Grothendieck 就在 1970年當他的成就如日中天之時，忽然放棄數學，去組織公社。Grothendieck 被譽為二十世紀數學界的莫札特，他是代數幾何學的泰斗。但他宣稱人類存在的問題，比做數學急迫。公社失敗之後，他的足跡消失在庇里牛斯山中。
公社運動是人們批判工商社會扭曲人性，想找桃花源，打造新社會的嘗試。傅立葉構想中的公社，仍肯定私有財產制與階級差別，只要求工商利潤所得，必須重予分配。歐文則要實現更進一步的平等主義。為了凝聚內部的向心力，各式各樣的公社，各自標榜自己不同的信念。例如，許多公社都與某一宗教的教派緊密聯繫，作為公社的精神支柱，也有主張無神論或自然神論的公社。其他有些追求「自由的愛」，有些則施行全面素食、愛護動物。他們都受盧梭人性觀點的影響，對人性的善良深具信心，也對資本主義抱持強烈的批判。
可是人類社會畢竟存在太多的變因，無法聽從少數高尚心靈善良而主觀的設計。就像自然界的物種千奇百怪、富麗多變的演化一般，世界是發散的，社會結構隨時在演化，甚至突變。它不會一直停留在人的主觀意志所規劃出來的軌道上。唯心主義在現實世界中難有立錐之地。公社運動猶如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國家，至今已所剩無幾，殘存的像以色列的 Kibbutz 與美國喀爾文教派的 Amish，也都搖搖欲墜。
我無意要對公社的理想、對錯或它的命運下任何註腳。在歷史時空中，公社有它可能生存的區位，也許在本世紀或下一個世紀，當同樣的區位出現，會再興起另一波的公社運動。但一般說來，多數的環境（太豐裕或太匱乏）都不利於它的生存。
四、
公社運動在1848年巴黎公社失敗之後，便逐漸轉向，由馬克思、恩格斯為代表，把早期素樸的社會主義，變成科學的社會主義。它的哲學基礎從唯心主義翻轉成唯物論，試圖用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去建立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馬克思把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改頭換面建立了唯物辯證法，拿來剖析不同歷史階段的人類社會，並預言資本主義必然崩潰，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共產社會。
可是反諷的是，歷經一個多世紀人類社會的滔天巨變，由1917年蘇聯革命之後逐一建立的共產主義國家，到了二十世紀末葉已逐一覆亡，反而是資本主義存留下來，並加速發展，通過全球化，達到今日的顛峰狀態。
其癥結在於：以唯物論為其哲學基礎的共產主義，在實行的過程中卻是唯心的，因為計畫經濟與共產社會的理想都是主觀的設計，不隨社會發展而適時調整腳步。反過來，以唯心主義為其哲學基礎的資本主義，在發展的過程中，則為唯物，因它不斷因應社會變遷的需要，而修正自己。結果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年，共產主義崩潰，資本主義成為統治全世界唯一的意識型態。
如果說，共產主義（包括早期公社主義）的剋星，是人的自由與創造，那麼資本主義的敵人則為自然蓄勢待發的大反撲。如果說共產主義的救星，是早期Antonio Gramsci與青年馬克思的人道主義，那麼解救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使免於崩潰的，將會是自然生態主義。
「紅」與「綠」是一對雙生子。紅對抗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階級剝削；綠則對抗資本主義社會外部對自然的剝削。在1980年代，我試圖歸結近代人類社會兩個主要的矛盾：一為人類社會內部個體與集體之間的矛盾，另一為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矛盾。
人因為反對階級壓迫，而興起社會主義。但潛藏在社會主義裡頭的集體主義，卻反過頭來壓迫個人，限制人的自由與創造。可是，創造是人活著的原始動力，是人存在的原始趣向，而「自由則為一切創造活動的根本」（Pablo Casals語，見《白鳥之歌》）。當壓迫稍見鬆懈，尤其當計畫經濟帶來的貧窮與官僚一手遮天的腐敗，日夜嚙蝕著早期社會主義的理想之時，人自由與創造的內在動力，便會匯集成江河，推翻依附於集體主義的共產社會。
人因為維生的需要，而發展資本主義。由於資本主義以經濟自由做為社會發展的核心力量，當經濟水準提高到一定程度，人自由與創造的需求便隨著釋放出來，得到相對的滿足。可是，這次輪到自然受到壓迫，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是，不斷開發、不斷擴張、鼓勵消費，甚至以刺激消費當作經濟成長的命脈。過去節約儉樸的美德，現在被嗤之以鼻。不斷開發的結果，便是壓迫自然、剝削自然。
資本主義到了二十世紀中期，藉由科技與大企業經營的躍進，伸入人類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改變了人日常生活的樣貌，包括行為舉止、甚至思想。另一方面，藉由科技與大企業經營，成本降低，生產力大幅提高。馬克思所強調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因而減輕。社會一旦豐裕，社會內部的階級衝突也因而緩和。但生產力大幅提高，也意味著自然要提供千百倍的資源，餵養人類無盡的奢求。於是原來的矛盾轉嫁到文明與自然之間：無數物種快速滅絕，森林消失、臭氧層破洞、冰山瓦解、全球溫度一寸寸上昇。
這一次，自然在變臉。
當資本主義繼續大肆擴張、破壞自然、挑釁自然之時，人類社會內部有沒有足夠的反省力量，在大自然反撲，人類物種面臨滅絕之前，來得及猛踩煞車？
這股反省力量，便是自然生態主義。
如果自然生態主義不能在短時間內壯大，遏阻資本主義無限膨脹，那麼，自然的大反撲便進入倒數計時，資本主義終將崩潰，而伴隨著它一起崩潰的，卻是人類物種的滅絕。
這一次，覆亡的是人類，以及人類整部珍貴的文明。
五、
班頓‧麥凱繪製阿帕拉契山徑的藍圖成功了一半：綠的那半成功了，紅的那半失敗。
換句話說，山徑的開闢成功了。半個多世紀過去，現今每年有成千上萬的人走入山徑，五百多人走完全程三千五百多公里，一千多名義工志願守護山徑，並維持它順暢運作。
但山徑沿線的公社並沒有建立起來。
理由不難猜測：山徑沿線的公社牽連生活資源的經營、私有財產權與階級制度，以及既有體制塑造出來的人性。這是人類社會最難由外部去撼動的領域。班頓‧麥凱藍圖中的山徑公社，猶如一百多年來曇花一現的其他公社，是資本主義社會體制外的新生事物，在現有體制內不易建立。至於山徑的闢建、串連與守護，則是體制內的東西。
城市中產階級的興起、休閒健身、遁入自然、暫時抒解工商社會生活壓力的需求，這些都是山徑成功運作的基礎。開闢山徑，加以串連與守護，正好因應這些需求，調和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矛盾，加上美國二十世紀市民社會日趨成熟，阿帕拉契山徑便有了今日的面貌，而且往北往南繼續延伸至加拿大與佛羅里達。
不過猜測的理由究竟只是猜測，真實而具體的原因，值得深入研究。
當銘謙進一步談到山徑穿越私有地時，她碰觸到的正是美國這個極致的資本主義社會最牢固的私有財產權觀念。在美國，穿越私有地是違法的，由於地主一般都合法擁有槍枝，穿越者所冒的險不只是移送法辦，有時更會惹來殺身之禍。
銘謙2006年在紐約近郊，站名叫「阿帕拉契山徑」(Appalachian Trail)的車站下車，走入山徑時，她這樣寫道：
接下來就是一條農用產業道路。按照指標，我得攀越一座農場的圍籬…。…爬上圍籬時，（我）一眼瞥見圍籬的鐵絲網上掛著字牌，上面寫著『警告！通電圍籬，危險勿觸』。我縮了一下手，掃視遠方農場的耕耘機，忖度自己此去是否有生命危險。我走入農場，依循路徑與指標，在平坦的農場中繞過大直角的路線…（我）再度翻越圍籬木梯，進入下一個農場地界…。（我再度必須繞個直角的大彎）沿著圍籬往北走到底，再循著農場邊界往西走到底。八月初的太陽很大，我眼見遠方（左拐）的指標，卻不能切斜角走直線穿越農場…。偶而不懷好意的主人會把農機駛到附近，丟過來一種監視我不得『越雷池一步』的眼光。我只能噤聲不語，躡手躡腳快步通過。（見本書p.262）
銘謙這段敘述，喚起我的記憶。1960年代中期，我初抵美國，便驚覺私有財產權如何突兀的分割這片美麗的新大陸，壯闊的原野、清澈的翠湖經常可望不可即。遠眺山巒起伏的草原牽引著你，吸引著你移步走近，不久你嚮往變成了沮喪， 因為橫梗在你胸前的，是無限兩側伸展又不得穿越的鐵絲網。只有國家或州郡的公園，你可以自由自在的走路，其它地方除了既有道路，處處都是私人土地，都是鐵絲網與書寫「不得穿越」的告示牌。
有時你在地圖上看到北方荒野裡的一座湖，你午后到達那裡，沿著湖岸繞行，想找個缺口切入水邊。你一夜未眠，順著湖邊奮力前行，碰到的不是鐵絲網，就是住家的圍籬，到凌晨你才找到缺口，是一個小不丁點的公園，還不到一分地，幸好靠岸有兩張木桌椅，終於你躺了下來，靜靜聽著水聲，看著星光燦爛的夜空。閤上眼，你想起印地安酋長對白人的控訴：「你不斷佔領土地，但你能擁有天空嗎？」你在無奈與疲憊中終於入夢，但一道強光直直照在你的臉上，你以為是第一道晨曦，卻被一陣喝叱聲驚醒：「這裡不是營地，不准在這公園過夜！」旁邊停著一部警車嗚嗚的叫。
「哪裡是營地？」你睡眼惺忪的問。
「這座湖沒有公共的營地！」警車嗚嗚的叫。
在美國，除了國家或州郡的公園，不只是湖濱，海邊山野處處都是不得穿越的私有土地。除非你人在公園，你能腳行的地方，只有與汽車並行的公路。
六、
銘謙在書中指出：
喜好散步的英國人主張歷史上固有的穿越權，要求地主不得在步道旁設置圍籬或毀損步道。在地主「私有財產權」（private porperty right）與人民「漫步權」（right to roam）兩者之間，英國政府承認人民可以無害的通過農村鄉野的步道…，同時也保障地主生活不受干擾…，這是源自英格蘭古老律法…。(見本書 p.247 )
台灣在1990年之前，比較像英國，政府雖沒有立法處理兩種權利的平衡點，但約定成俗，台灣鄉村與山野的居民素性淳樸大方，陌生人經過他們的私有地，「人來就是客」，總是把陌生人當客人一樣善待，招呼陌生人喝茶休息。就像社大張森田回答銘謙時所說的，許多人的足跡，沿山路或鄉間小徑穿越私有土地，積年累月，終於變成了既有道路。這樣的事從未引起爭議。
因此台灣在1990年代之前，執政者雖無心設置城鎮或國家公園，但人民猶有廣大的土地可以到處遊走。自1960年代中期，工業國家為降低其國內工資的成本，把勞力密集的產業外移。台灣與其他亞洲三小龍，因應這股跨國代工的風潮，大力發展加工業，另一方面也拜越戰之賜，發了戰爭財。歷經1970年代的經濟起飛，到1980左右，新興的中產階級已經成形，自用汽車大量增加。有人開始攜家帶眷開車進入山林海濱遊嬉，把鄉村山野當作消費對象。1980年夏天，我在花蓮天祥山上寫了一篇長文，標題為〈糟蹋〉，對人們糟蹋自然有強烈的感慨與批評。休閒人口搭自用車湧入山野，隨手採摘水果作物，烤肉、丟垃圾、輾草坪，引發鄉民憤慨。鄉民原來的淳厚好客，慢慢轉化為對立。同時城市人口下鄉休閒，其中比較有錢的，便到鄉村置產買別墅。經房地產業炒作，鄉民的私有財產觀念因而強化，到處開始設圍牆搭圍籬，劃地自擁。影響所及，許多公有地也不斷被私人（尤其地方角頭）侵佔。基於政治考量，執政者怕招來民怨，不主動取締，公權力徒具形式。
到1990年代中期，政府開放農地經營休閒農業，圈地圍籬的現象尤變本加厲，無數既有的山路小徑被地主用圍籬阻斷，而公有地被私人侵佔的情況，亦日益嚴重，同時國家土地也開始大量拋售給私人與財團。
1987年解嚴前後，台灣一度萌芽而隱約浮現的社會力，並沒有持續成長，繼而發展出現代民主國家最重要的公眾力量，帶領國家導向公與義的正軌。相反的，政治權力的鬥爭，加上統獨的對立，消耗了台灣社會很大部分的能量。沒有公眾力量監督，土地私權化的現象便無從遏止。
2000年政黨輪替，新執政者往右靠攏，持續大力推動國營事業民營化，其實所謂「民營化」，便是「私營化」；國營事業私營化的理由，是要提高營運的績效，國土拋售則為增加政府財源，大量投入所謂公共建設。
國家的財產（含土地）屬全體人民所共有。當專制政權解體，政治民主化之後，國家的權力與資源不再掌握在少數人或某一特定政黨的手中，國家的財產名符其實，便是人民共有的財產。一旦私營化，人民公眾便無緣享用，尤其土地歸諸某些私人，則人民公眾永遠不得再接近。過去在獨裁統治時期，官方與人民是對立的，國營便是官營，人民無權置喙，「民營」（其實是私營），反而是好的，至少辦事比較開通，人民不會老是受官僚們的氣。但國家民主化之後，國營反意味著民營，在全體人民的共同監督之下營運。將國營事業轉讓給私人財團，其實是私營化，不是民營化，而是「反民營化」。
國土一旦讓售給私人，則世世代代人民公眾將無法接近、無法利用，這是極為嚴重的事。台灣過去幾十年間，極少規劃大片公園作為公眾用途，鄉鎮更為短缺。人們接近自然，經常穿越私人土地，引以為習，如同英國，變成民間的傳統。可是近年私人土地大幅圈地圍籬之時，政府並沒有針對地主片面封閉既有道路，依法加以取締，更沒有像英國那樣，進一步立法保護人民穿越權。加上大量國土又讓售給私人財團，日後公眾能在自己的國土上自由活動的範圍，將嚴重緊縮。
相對於台灣，美國雖一面倒保護私有財產，但它一直保留大片公園。銘謙書上也指出：阿帕拉契山徑周邊許多土地，反由國家撥款從私人手中買回，還給公眾使用。人們雖不能進入私有土地，仍有相當的空間可以活動，可以接近自然。但台灣的情況則因：
1. 原有公園甚少，幅地亦窄。
2. 近年私人土地大幅度架設圍籬，公眾不得穿越。許多傳統的既有山徑因此被阻絕，劃歸私人產權。
3. 國家原有公用土地大量讓售給私人。許多公有地亦在公權力不彰，以及地方勢力藉政商關係巧取豪奪的情況下，不斷被私人吞蝕。.
人們接近自然的空間將急速緊縮，較之美國更為嚴重。這也是2005年千里步道運動興起的背景原因。
七、
如何維護步道沿線的自然與人文景觀，使不致遭到開發者無盡的破壞？這也是愛好自然、一心想接近自然的人最關心的焦點。假若這些景觀因一波波的開發，而逐一被破壞，那麼走上步道，只剩運動健身的價值，像在健身房練腳踏車或跑步機一樣，缺乏自然的洗滌。
銘謙談美國對步道景觀的維護，她寫道：
英國的步道系統並非單獨存在，而是置於整體鄉野景觀維護的概念底下…。在英國，所謂『步道（footpath）』指的是腳行者的足跡，並不特指既定路線。在英國鄉村法案（countryside law）的文字裡，『步道』指公眾在鄉村通行的權利。英國政府劃設41個『美麗風光保護區』（Area of Outstanding Natural Beauty，簡稱AONB），以及規劃無動力車輛通行的鄉村綠廊（GreenWay），以維護鄉村美麗的景觀。（見本書p.247）
這段話宣示了一種關鍵性的抉擇。今日人類正站在一個岔路口，往右是延續百年來以開發為主，把人類的生活環境工具化、萬物為我所役的擴張主義（expansionism）；往左則是放慢腳步，回歸人的存在價值，重新思量人如何融入自身生活的環境，追尋真善美的保留主義（conservationism）。
美麗風光保留區的規劃，在步道的議題上，選擇了往左的道路。這在美國與台灣這樣的國家都是不可思議的事。
2006年4月，一些朋友合力啟動了「千里步道」計畫，企圖從這計畫衍發一場大地倫理的運動。英國AONB的概念，在這運動發起不久，便由東華大學蔡建福教授引介給千里步道籌畫中心，希望當作千里步道的一個目標去推動。
以台灣的現狀，AONB很難被社會接受，因為以開發及私有財產為中心的擴張主義，一直是台灣社會的主流。考量現實的困難，銘謙在千里步道籌畫中心執行長周聖心的邀請下，去年花了半年到雲嘉南，想利用台糖已廢棄不用的舊鐵道，規劃為千里步道西南段，順此保留沿線廣袤的糖廠腹地，作為台灣AONB的一個帶狀地區。
千里步道計畫，在具體層面上，是想闢建一條環島的步道，穿越山邊海岸甚至通過平原城鎮，專供腳行者（含腳踏車騎士）使用，並保留沿線的自然與人文景觀。工作內容繁重複雜，從探勘路線、經營地方與社區、收集各方意見，發展公共論述，並組織步道義工，到最後說服政府與民代支持，與公部門合作闢建步道。每一樣工作都需龐大的人力與熱情。
兩年半過去，千里步道計畫在許多朋友不計報酬的熱情與努力中，慢慢凝聚了一些力量，路線探勘已逐漸成形，地方經營也取得一定成績。由於眾人的投入，原來的構想與前行的腳步不斷在修正，例如原來一條的環島步道，現在變成了「千里步道路網」，大體的形狀是：在西部平原沿山與靠海各一條南北向的步道，其間則由許多東西向的河濱道路連結。台灣河流大體東西走向，所以闢建河濱步道難度不高。東部平原亦如此規劃。
這樣的特點是：千里步道路網含有許多長方形的迴路，可供一至兩天行程使用，提高千里步道的使用率。
兩年半來的地方經營，千里步道籌畫中心及各籌畫站，深度結合很多地方文史、自然觀察、生態保育、古蹟保護、健康休閒、青年旅舍等團體，一起擴展運動的幅員。有朝一日，千里步道路網闢建完成，就像一張大網攤開在台灣大地，網上串連無數文史古蹟與自然生態等景點，這些景點就像鑲嵌在漁網上的珍珠一樣，將變成台灣人珍貴的共同記憶，並以此做為台灣的觀光賣點。
千里步道路網也許慢慢會越織越密，進入村莊、進入城鎮，將現有汽機車處處獨佔的路權，分一部份出來，轉移給腳行者與自行車，從而改變我們生活的面貌。
這又是個大夢，但這個路網的大夢是大家在千里步道運動中，共同築起的夢，起點是宜蘭社區大學藍浩偉規劃宜蘭路網，經由台南社大吳成茂帶年輕人走東西河岸，…，概念一點一滴，由眾人參與，慢慢發展成形的。
八、
拿到銘謙的書稿，答應為她的書寫序時，我正在為步道的義工組織煩惱。千里步道的工作繁重，但人力有限，義工組織應進一步紮根而且擴大規模。銘謙的書適時提供了有趣的參考。她用了很大篇幅談到了阿帕拉契山徑，千百個義工從各方來參加修步道、建木屋、架橋、導覽的工作。
阿帕拉契山徑如果不是有這樣龐大而運作自如的民間力量在守護，不可能有今日這等規模的面貌，也不可能吸引世界各地的人迢迢千里跑去山徑腳行。
當然，銘謙談的不是硬梆梆的組織問題，她談的是生動有趣又感人的個人體驗。她筆下的人物，從華倫‧杜耶、副領隊克莉絲汀、大鬍子泰德、老人A、B、D，到比爾、小約翰，每一個人的樣貌與工作態度都讓人印象深刻。
但這些人物只是阿帕拉契山徑龐大義工體系的一個分支，卻能主動找到自己的區位而踏踏實實的運作。它背後的動力是什麼？在台灣有無可能發展出像這樣的義工體系？千里步道即使到闢建完成之後，若沒有像這樣一群熱愛步道的義工持續在認養、維護，並對外營運，不久便會頹敗或變質。
當然核心人員的主觀條件不能輕忽，但客觀條件呢？
台灣也有某些民間團體擁有同等規模的義工體系，成就令人矚目，例如慈濟功德會、荒野保護協會與社區大學所展現的充沛民間力量，使我對千里步道運動抱持樂觀。可是翻開銘謙的書，拉近距離觀察她筆下的人物、閱讀阿帕拉契山徑的出版資料、思索阿帕拉契的義工組織，我還是看到了重要的文化差異。
去中心化與長期實事求是的訓練，鎔鑄在一起的質素，不時表現在阿帕拉契義工的身上。這種質素來自於西方相對成熟的公民社會。我這裡所說的「去中心化」，指的是人有較強的主體性與懷疑精神。「實事求是」則指：講道理、重視並活用知識與經驗，於現實生活之中。
相對的，在台灣幾個大規模民間團體的義工組織中，這種質素並未充分彰顯。集體主義與唯心主義，在不同團體之間，或多或少都呈現不同的份量。
千里步道運動能否成功，要看眾人自主創造的力量，能否匯集。雖然它的遠景已經成形，但亟待開拓的工作內容，千變萬化，相當比例的義工必須具備開疆拓土的能力；而所開拓的工作，也要朝向那遠景，逐步逼近，很多判斷必須扣緊實際。這些在在都需要人較高的自主性及切入核心問題的能力。
因此，上述去中心化與實事求是的精神，便成為必要的質素。可是潛藏在台灣社會底層的集體意識，使人不善於主動去開拓新的工作；而慣有的唯心主義，又使人一旦從經濟領域抽離，便容易脫離實際，避開困難而空談理想。這種文化慣性既不利於公民社會的形成，也會使千里步道的組織，因不易分眾化而難以擴大，終至整體工作遲滯不前。
限於篇幅，我以這個文化差異衍生的問題，結束這篇序文。某些文化質素，例如上述去中心化與實事求是的精神，對NGO組織的推展與現代公民社會的形成，有不能忽視的影響。無疑的，文化質素與公民社會，是交互作用，而且來回辯證的。
但以台灣與西方的差異來說，到底什麼樣的文化差異，會是關鍵性的差異？哪些文化質素，是形成公民社會關鍵性的因素？兩者交互作用的機制究竟是什麼？
這是一系列值得深究的問題。
九、
當我寫到這段結語，我才有機會讀到銘謙早已寫好，並放在我書桌上的最後一節書稿。我很高興與這位年輕作者，有這樣來回往返的書面對話；更高興看到在整本書稿中，她無拘無束的思緒扣緊勇敢堅毅的生命實踐如翻山越嶺一幅幅不斷變化的風景在你眼底開展。
細讀銘謙的書稿，只因其中兩三幅風景吸引我駐足，便讓我夢囈似的喃喃自語，寫下一萬三千多個字。書稿中還有許多幅風景，風景中留有惹人深思的問題，我無暇停下來思索與回應。
銘謙的書，就是這樣一本令人玩味又讓你手忙腳亂的書。 [全文下載 (pdf)]
嗨！不要難過，親愛的朋友：昨夜我接到 Z 的簡訊：寫著「禁不住落淚，台灣的運命何處去？」
讓我記錄一點自己此刻的想法，作為回應。
嗨！不要難過，親愛的朋友：
昨夜我接到 Z 的簡訊：寫著
「禁不住落淚，台灣的運命何處去？」
讓我記錄一點自己此刻的想法，作為回應。
一
世上有兩種東西，一種是Macro-X (大局的事物)， 另一種是 Micro-X (細部的事物)。像政權轉移與隨之而來的權力資源的再分配，屬於前者，而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與工作，則屬後者。
Macro-X 發生的時候，Micro-X 經常還在遠處，而且無聲無息。
等這幾天熱潮過後，我們自然回復正常。我們的生活與工作，不會有什麼影響。希望朋友們不要難過，還是要高高興興的過日子。
當然，隨著時日推移，Macro-X的影響會逐漸浮現，變成Micro-X，一點一滴的滲入我們的工作與生活。而一般人不是健忘，就是沒有足夠的分析力，去追溯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確實，當Micro-X浮現的時候，這層因果關係，已經被其他現象覆蓋，也變得不易辨認。
這也是唯心主義盛行，人類很難窺見事物結構，而把種種難解的現象歸之於上蒼，歸之於先天，歸之於文化的緣因。
舉個身邊的例子說明因果回溯的困難，人對敗壞的食物，十分敏感，很容易從經驗中學到教訓，因為吃了立即顯現效應。但對癌症之類的的病變，由於病因與發病，兩者時間差距太久，人很難回溯當初促成病變的真實原因。
政治也是這樣。若說國民黨半個世紀的專制統治，是Macro-X。它點點滴滴滲入我們的思維，影響我們每一個人看待問題的方式，甚至左右今日大家的言行，包括我們的選舉行為。它無限細密的幻化成許許多多Micro-X，變成今日台灣的文化 (想想有多少救國團文化殘留在這一整代人的身上！)。
當我們說，要遺忘過去的時候，我們就無法瞭解今日的自己。
當然，我不是決定論者，正好相反，我相信人的主體性。人的主體性可以相當程度的擺脫Macro-X的影響，重新建立起新的文化。我寫《童年與解放》，寫《學校在窗外》，所寫的無非是圍繞著人的主體性。人的主體性，需建立在人的自覺，與面對問題的誠意、理性與批判的能力。
這是當前台灣社會，所最欠缺的東西。
半個世紀前的Macro-X, 幻化成今日我們文化裡的Micro-X。
這些Micro-X，又凝聚成今日的Macro-X，在塑造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半個世紀之後的Micro-X。
這大概就是Z所感嘆的「台灣的運命」吧。
二
我既不是決定論者，也無能預言將來。有時我悲觀，有時我樂觀。我處於矛盾之中，尤其此刻。但也因為矛盾，所以不全然是絕望。我總還心存希望，就像我們中的每一個人。
我相信人的主體性，人是活的，不會就此蟄伏於Macro-X籠罩的陰影。
我悲觀的是：
(1) （環境）我擔心在拼經濟的美名之下，台灣會加速開發，環境會加速破壞。從都市到鄉野，到處都會受到很大的衝擊 (想想北縣市年來容積率的開放管制)。消費主義更加抬頭，公共空間更加萎縮。台灣的公共環境會變得更醜。而且這條路走下去，以後更難回頭。
(2) （公共性）人民公共參與的熱情，會被導向往休閒化的方向傾斜。台灣表面上看來會更多元活潑，但距離公民社會卻越行越遠。
(3) （教育）教育會走回頭路，回到教育工具化、單元化的老路；用表象的活潑創意，取代獨立思考能力的培養；讓競爭、謀求較好的個人出路，又變回教育的目的。原來教育現實亟待解決的結構問題，更是無人聞問。
(4) （兩岸問題）：雖然台海的緊張會紓緩，但台灣的主體性會被逐日蠶食，開放大量中資進來購買土地，開放大量對岸人民進來工作或居住，對岸在台的發言權將大幅增加。開放學歷認證是早晚的事 (我自己並不特別反對開放，但要有先有配套及相關共識)。如昨夜JB所言，十年之後，留中的學生一批批回台，進入菁英階層，加上兩岸文物交流頻繁，人才相互為用，台灣歸屬中國的意識與文化，將成為絕對主流。
(5) 這裡我無法深談：接下來這些年，從地方到中央，會有多少不當的利益，在無人監督的地帶，大規模的流入如飢似渴的私囊。這些利益是人民的血汗錢，是發展公共利益，建立社會福利的資源。今天砲火密集的媒體，明天可能用同樣的標準檢驗新政府嗎？ 唉！
(6) 我也無法預知，一二十年前，奔走門路找關係的風氣，會不會死灰復燃，這些年，公務機關與學校單位，的確冒出一些肯做事，有擔當的人。但從今天起，台灣會不會又走回「人才反淘汰」的時代？我祈禱不會，但毫無把握。
三
我樂觀的是：
(1)不管在什麼樣的時代，都會有一批人保持清醒，努力追求較好的社會。這批人通常也是那些 ”有能力洞悉Macro-X 與Micro-X 之間那層層因果關係” 的人，儘管他們是少數。不管在什麼樣的社會，人究竟是活的，人的主體性，是人與生俱來的，只是後來慢慢被社會馴化，才導致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對於人，我總是抱持這樣的信心。如果社會向下沈淪，自然會有一批人發聲，甚至站出來批評，也會有更多的人因甦醒而響應，於是一股新的、代表公共利益的公眾力量，便會形成，沛然而莫之能禦。
(2)這次大選，看到新生代，不管是藍或綠的支持者，都有很多人在網路，在各個場域討論問題。大家都希望我們生活在一個較好的社會，只因所接收的資訊不同，每個人的經驗不同，而造成對事物的詮釋不同，以致所支持的對象迥異。大選之後，熱情慢慢冷卻，證諸新的事物一件件發生，也許有機會冷靜下來，重新思省與深入討論，由於這次沒有各擁其主的包袱，因而聽得到不同的聲音，對事情全貌慢慢有了更深入的瞭解。
(3)民進黨又變回在野黨，這次面對的是掌控行政、立法，甚至囊括司法與媒體的執政黨。這回，國民黨對日後施政必須負起完全的責任。這回，民進黨必須在徹底反省之後，重新出發，站在人民整體利益的立場上發聲，日後才會有轉機。這比兩黨共治，兩黨合作直直往右傾斜會好些。台灣需要發展出中間偏左的政黨，左右制衡，政黨政治才具有民主的實質。台灣民主的歷程，在2008年的挫敗，說不定反而是個轉機，也許從此有了空間，發展出一個真正中間偏左，能代表公共利益的新政黨。經營基層民主與發展公共力量，這兩件事是台灣深化民主，今後最重要的課題。
我總還心存希望。
天佑台灣。
舉個明顯的例子，藍綠執政都在大量變賣國家或公有土地，售予私人財團，完全不顧公共利益。最近容積率又大幅開放，破壞環境，降低城鄉居住品質，只為討好地主與房地產業者，可是看不到有那個政黨出面反對。這些都是右派立場的特徵。
藍綠所以一律右傾，源自半世紀的思想控制，斷絕左派思潮。沒有左派政黨，中低階級就沒有代言人，公眾利益與自然環境經常被犧牲。
從一九八七年解嚴到今天，台灣的社會有沒有向前走？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慎重評估，不能人云亦云。基本上，人民的自由度提高了，在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方面，都已百無禁忌。過去政府普遍的官僚作風也改善了好多，例如今天警察對人民的態度，客氣多了，不像戒嚴期間，隨時要管束人民，甚至隨時把人民都看成嫌犯或小偷；公家機構對老百姓也親切得多。這是台灣政治的進步。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在民主化的進程中，很多紛擾不斷湧現，台灣經過四十七年戒嚴，累積很多問題，解嚴之後，這些問題勢必會一一浮現。
大家都很擔心，政情時而騷動不安、是非曲直搞不清楚，國家無法穩定而持續的發展。尤其近年來，台灣內部藍綠立場兩極分裂，讓人不安，也讓國力嚴重內耗。
在這樣的情境中，讓我回想十多年前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
一、
先談當時的背景。
四十七年的軍事戒嚴，台灣變成一個完全封閉的孤島，長達半個世紀。這帶給台灣社會極其嚴重的停頓與創傷。今天許多後遺症都不斷出現。台灣是一個海洋國家，但是當時海防部隊在很多地方都嚴加戒備，怕人民接近海洋，只有少數的漁村漁民可以出去捕魚，可是也要受到海防部隊嚴密的監視。至於空中的管道，國內外郵件的往來，統治者與特務單位對人民所強加的控制與檢查，更是密不透風。
在戒嚴期間，台灣不止成為文化沙漠；教育、社會、媒體、政治思想各方面都同時出了問題。像今天幾個檯面上的的政黨，雖然在左右光譜的落點不同，但都屬右派政黨。
民進黨在八零年代（指西曆）崛起之初，還帶有一點中間偏左的色彩，但到了九零開始，因急於執政，便開始右靠，爭取中間選民的支持，而非深化民主的訴求，以博取人民的認同；及至2000年上台，更是明顯偏右。國民黨原來是極右，後來迫於情勢，做了小幅調整，變成今日典型的右派政黨。新黨還保留極右的特質。台聯自國民黨分出來，雖高舉本土旗幟，立場依然是右派，最近號稱要轉型，改走社會民主的路線，可是本身的體質絲毫沒變，還是原來的所謂本土右派。
舉個明顯的例子，藍綠執政都在大量變賣國家或公有土地，售予私人財團，完全不顧公共利益。最近容積率又大幅開放，破壞環境，降低城鄉居住品質，只為討好地主與房地產業者，可是看不到有那個政黨出面反對。這些都是右派立場的特徵。
藍綠所以一律右傾，源自半世紀的思想控制，斷絕左派思潮。沒有左派政黨，中低階級就沒有代言人，公眾利益與自然環境經常被犧牲。政黨政治沒有左右之間的競爭，自然會扭曲。政治立場沒有實質的差異，一到競選時，端不出不同的牛肉，以相互區隔，只好流於口水之爭。為了中間選票，連統獨的問題也不敢直接面對，政黨不敢公開向人民說明白自己的政治主張，並分析利弊，尋求人民支持，只能打高空互戴帽子，或把公共的事，轉化成個人的是非來相互攻伐。因此政黨政治變得光怪陸離，解嚴快二十年，政黨也輪替了，但台灣社會還不斷在空轉。大家都覺得無力又無奈。
戒嚴後期，亦即在一九八七年前後，台灣社會各方面被壓抑的問題，像原住民、勞工、農民、環保、教育、文化、經濟、農業各方面的社會問題一一浮現。那段時期很多示威，很多社會運動陸續走上街頭，文化上也不斷抽出新芽，像實驗劇場、地方戲、各面向的紀錄片，一時百花齊放。社會經過這麼長時間的壓制與停頓，一旦壓力減輕，一些內部矛盾自然會冒出頭來。需要把這些矛盾之後隱藏的需求整理出來，想辦法解決。這便是社會運動的價值。
這些社會運動、文化運動所蘊藏的的熱情與力量，原本是社會非常珍貴的生命力，可惜很快就被蹧塌掉了。
台灣這一百年來，有過三個希望的年代，不幸都曇花一現。第一個希望的年代是在日據時代結束，從日本戰敗，到國民黨還沒完全掌控之前的這段期間。當時的台灣社會充滿希望，人民積極尋求合理公義的新秩序。那時候人民普遍明辨是非，無私而守法。上海大公報曾用頭版標題寫著：「台灣本是清淨土」，來形容那個時候的台灣社會。
另一方面，當時的台灣已經跨出現代化的腳步，擁有現代化的基礎建設，而且第一代到第二代的現代化人才也已經養成。
現在很多人聽到日據時代後期，台灣的現代化，便指責是媚日忘本，這是不對的。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不斷反抗，但到了悲慘的礁吧哖及霧社事件之後，只好從武鬦變文鬦。這就像清兵入關，明末遺民經清兵血洗揚州之後，漢人也只好臣服，還順從的學著滿洲人留了辮子。那時滿清就是外族，但滿清時代的建設，後來也被歸成近代中國的建設。台灣在日據時代的建設，當然也算是台灣的建設。
日本統治台灣，對台灣的正面影響是引入西方自由法治的現代思潮。戰前日本內部也有兩股勢力相互對抗，一股是大財團與封建專制勢力結合的軍國主義，另一股則是明治維新之後大量引入的西方自由與法治，甚至重視人道的現代思潮。
台灣在日據後期的現代化人才，基本上是受後者影響，而反抗軍國主義的。
這些人才大多數是小地主階級的子女，日本統治台灣的時間還不夠久，還不能使它的根深入到能把這些人才收編為日本人的統治工具，來欺壓台灣的勞動大眾。反過來這些人才，或明或暗都有反日思想，並崇尚自由平等與法治。他們確實在日本人施行的現代化教育中，受到啟蒙。就是在這套教育中，他們接觸到西方的現代思想與訓練，使他們有了判斷力去建立現代社會的世界觀，分清楚公義與私利，追求法治、自由平等與人道。
戰後日本人撤離台灣，就當時台灣的軟體與硬體的條件來說，那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年代，不幸在二二八事件中，幾萬菁英無辜被捕殺而犧牲，使台灣陷入歷史與文化的斷層。
第二個希望的年代，是一九八七年解嚴前後，那時台灣長年被壓制的社會力開始萌芽，人民關心也想參與新社會的建設，可惜當時的執政者沒有看到這股力量。解嚴之後略過社會重建的階段，沒有讓人民啟動並參與社會重建，便直接進入選舉政治，是今天政治亂象的根源。
一九八七年的李登輝先生雖有心民主化，但他的侷限是，沒有跳脫菁英主義式的意識型態，未能下放權力讓人民參與社會重建，為公民社會奠定基礎，從而消弭保守勢力。相反的，他迷信於運用手上的權力，關起門來進行宮闈鬥爭，要打垮保守勢力。同時當時在野的民進黨，也沒有進入基層，深化民主。歷經十幾年的所謂「寧靜革命」和民主化，都把民眾當觀眾，蹉跎了社會重建的關鍵期。人民只能在臺底下看戲，社會參與感轉趨冷淡。唯在選舉期間，才被動員起來，把無奈的情緒，轉而投射在政治人物的身上。
第三個希望的年代則是2000年的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了，但它崛起的過程中，從未深入基層，執政的國會又只佔少數，無法主導改革的方向，面對強大的保守勢力，本身論述能力薄弱，加上不知未雨綢繆，努力經營公共論述的平台；而領導中心又缺乏遼闊的視野，以指引方向，一味相信政治謀略，用人只有術庫沒有智庫，黨的內部各派系亦短視近利，終至錯過時機，辜負人民的期待。
社大的定位在於「引發知識解放」與「催生公民社會」，都是台灣社會從來沒開展過的東西。甚至社區大學本身，便是公民社會的一個樣態，這個樣態既跳脫集體主義，也不自囿於唯心主義，所以它對於台灣社會，也是陌生的。台灣社會到處都可以看到集體主義的影子，也到處都可以聞到唯心主義的氣味。超越集體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成人學校，對台灣社會，自然也是「新生事物」。
因為這個緣故，我說社區大學是新生事物。
社大的定位在於「引發知識解放」與「催生公民社會」，都是台灣社會從來沒開展過的東西。甚至社區大學本身，便是公民社會的一個樣態，這個樣態既跳脫集體主義，也不自囿於唯心主義，所以它對於台灣社會，也是陌生的。台灣社會到處都可以看到集體主義的影子，也到處都可以聞到唯心主義的氣味。超越集體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成人學校，對台灣社會，自然也是「新生事物」。
因為這個緣故，我說社區大學是新生事物。
社大十年。
從1998年第一所社區大學在文山成立以來，社大運動走了十年，一路真是跌跌撞撞。
在資源與空間極其有限、社會支持度相對薄弱、穩定度欠缺，而主流價值對社大的認知與社大本身的自我定位又有巨大落差的情況下，社大能從這夾縫裡抽芽、成長，真是台灣社會的奇蹟。
這奇蹟是靠無數對社會的改造抱著無限熱情的朋友們，在各個角落堅守崗位，為理想注入心力，共同開創出來的。尤其第一線的朋友們更是辛勤工作，殫思竭慮，甚至日夜在剝削自己。我只是早期倡議社大運動的一員，沒有資格出面來感謝這些朋友們的默默付出，但台灣社會應該深深感謝他們多年來辛苦的耕耘。
十年社大。今天應該討論的主題是社大的存活、深化與種種現實的問題。可是我從2001年春天就從第一線退下來，對實務已相當陌生。幸好顧忠華教授及其他同仁，在接來幾個場次都會與大家深入討論這些重要而實際的議題。顧教授的引言文〈社大的發展策略〉中提出許多很好的策略，像設立「台灣社區聯合大學系統」、「成人教育進修學院」或「與空大合作」等等，希望大家能認真考慮，形成共識。周聖心談〈學分學位的認證與接軌〉，也很實際可行[1]。
另外，我上文特別提到社大的存活，是因有些縣市政府用「最低標」的競標方式，決定縣市內社大的承辦或續辦。這是反淘汰的作法，優質的社大可能因此被劣質的社團或財團法人取代。這是嚴重而且急迫的問題，我們也應該藉由今天「社大十年」的研討會，向社會發聲，要求這些縣市政府改弦更張，用「評鑑」或「最有利標」的方式，來委辦社大。
讓我把社大往後的實務問題，留給以後的場次討論。現在這個場次，我將集中談社大的定位。
1998年文山與青草湖兩所社大相繼成立。同時，台北縣五所社大在當時的縣長蘇貞昌先生支持下，也開始籌備。我在台北縣設置社大的評議委員會上說：
「社區大學是台灣社會的新生事物。」
蘇縣長當場也認同「新生事物」這個概念。
為什麼說是「新生事物」？新生事物指的是：「從沒有出現過的東西」。任何東西從無到有，當然都是新生事物。一家麵店在某個街角開張，本來這個街角沒這家麵店，現在這家麵店開張了，它便是新生事物。我的意思當然不是這樣。我的意思是：這家店賣的東西是從來沒有人賣過的東西，甚至這家店都與過去的店大相逕庭。
社區大學賣的兩樣東西：「知識解放」與「公民社會」，都是台灣社會從來沒開展過的東西。甚至社區大學本身，便是公民社會的一個樣態，這個樣態既跳脫集體主義，也不自囿於唯心主義，所以它對於台灣社會，也是陌生的。台灣社會到處都可以看到集體主義的影子，也到處都可以聞到唯心主義的氣味。超越集體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成人學校，對台灣社會，自然也是「新生事物」。
因為這個緣故，我說社區大學是新生事物。
社大成立之初，大家有個共識，認為社大的定位在於「引發知識解放」與「催生公民社會」。十年過去，我們要重新檢視這兩個主要目標在社大發展中的位置。
關於「知識解放」，我在1999年寫過的一篇〈經驗知識與套裝知識〉，已大略勾畫出它的意義。並提出以（1）問題中心；（2）經驗穿透；（3）切入根本問題的入手方法，來發展經驗知識。十年過去，知識解放不易開展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條件不夠，例如沒有學位的誘因、修課學員的人數不足，致許多學術課程無法存續。而且修課的學員沒有長期的實踐，便無法累積經驗。
在一些成功開授的學術課程中，許多講師都不斷在嘗試不同的方法，得到很好的成就。但有些核心的工作人員不斷反應掌握社大精神的師資取得不易，而且以目前這種方式開授學術課程，要達到重建個人世界觀的目標，非常困難。雖然，十年來也出現過一些成功的個案。
十年來，社大有許多朋友都為知識解放如何落實而殫思竭慮，提出種種想法，有些甚至進一步在著手發展某些社大的特有課程，例如社大核心課程的設立、成人教育知識論的研究、三類課程的整併、「與世界連結」系列課程的發展。這些現象，讓人看到社大內部充沛的生命力，尤其是不斷反省、不斷修正、不斷創新的活力。
對於這些，我有幾點補充，也許有助於知識解放的實踐：
（1）一般人想到知識解放，便立即想到要把學院的專業知識經驗化，轉譯成淺顯易懂的白話。這當然不容易，要做好它，必須先尋找對本身專業精通又有能力轉譯的人，來教課及編寫教材。如果能找到並集合這些人才來做最好，核心課程也許可以在這樣的基礎之上，結合網路的資源，像 Open University 的教材、MIT 開放課程等等，慢慢規劃出來。
但這些需要許多條件與時日。事實上，我也看到有一些零星的兼具專業與轉譯能力的講師，正在開授這樣的課程。對我來說，在現有的限制之下，退求其次，並從課程規劃者的立場轉向學習者，重新看待這個問題，事情也還樂觀。
（2）我思考「教育」的問題，通常會不斷回去檢視自己的成長歷程，回去探究周遭親人、朋友們的學習經驗。我相信大部分人最有效而紮實的學習，都不是靠聽教師講課而來，而是先靠「點」的啟發。這裡所說的「點」，是讓你忽然觸電似的概念、衝突、故事、畫、音樂或某種特殊的感悟。例如「基因變異」、「時空的相對性」、「開發主義」、「階級革命」、「邊緣化」….「拿破崙進入莫斯科空城」的故事…。然後藉一本書、一些資料，你開始把一些相關的「點」連繫成「線」，變成有系統的知識，進一步你透過觀察、思考、閱讀、討論、體驗再處類旁通，把「線」拓開成「面」。這樣學來的知識，才會變成你生命的一部份，變成別人拿不走的東西，也才會促發人的知性成熟。
（3）這便是我所說的「知識經驗化」。學習者是個主體，是他自己把知識經驗化，這些知識才會變成他主體經驗的一部份。別人（包括教師）是無法代替他把知識經驗化。如果你同意我所說這種「點—線—面」的學習觀點，那麼社大要作的「知識解放」將變得容易而有效。課堂上所該做而且能做的，便是「點」的啟發，提供共同閱聽與思辨討論的場域，催化人去自己連成線，延伸到面。
（4）這裡我漏掉一個重要的東西：「抽象能力」。人可以靠閱聽從點走向線與面，但最紮實的方法，還是要依靠自己的抽象能力去做系統化的連「線」，進一步去整合經驗、觸類旁通，拓展成「面」。抽象能力是太早失學的成人比較欠缺的能力，因此社大學術課程容許三成的套裝知識課程，催化人的抽象能力，不見得不好。
（5）無論如何，從「點」連成「線」與「面」的能力，難免要看個人的造化，但透過資料與故事，共讀與討論，每一個人還是會學到很多東西。用這樣的學習觀點，重新看待社大知識解放的工作，就不會那麼沈重而遙不可及。每次談到通識教育，談到知性教育或獨立思考，大家就會露出苦瓜臉，會因有學問又通達人世的師資難求，或因精心規劃的好課程不易得，而沮喪。可是從學習者的主體性來說，大師澤被或精心調教，未必是福氣。
（6）自然科學的課程，就自然觀察、生態保育、永續發展這些方面的師資，比較齊備，而且已現存於台灣各地。至於物理、化學、生化方面的專業，人才只集中在少數大學附近，而且他們也不一定擅於轉譯成經驗知識。可以考慮共讀一些科普書籍（輔以網路資源如MIT的開放課程），等社大有了學位之後，再進一步發展。
（7）在人文與社會方面，除了現有一些已經帶得不錯的課程之外，可考慮共讀重要的小說、報導文學與歷史事實的書。諸如讀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妮娜》以及羅曼羅蘭《托爾斯泰評傳》，便有許多「點」的啟發，無數可供連成「線」與「面」的討論資料。
（8）研究成人教育的知識論，當然不錯，只是我擔心沒有那麼多的內容可以探究，除非引入腦神經認知科學，從事尖端研究。最重要是先要有幾個根本問題。為了答覆這些根本問題，去進行研究、建立理論，研究才會有生命力。課程結構化的想法亦然，有些時候，我覺得某些教育理論，不太需要耗費心力去做。社大年輕有創造力的師資，行有餘力應該直接切入台灣社會與文化的研究。讓我引述 1999 年我在〈幾個問題，一個夢〉文章中所寫過的一段話：
「…如果社區大學中年輕又具才華的師資，能把社區大學當作發展另類學術與文化的搖籃，珍視大家交會與激盪的時刻，深入耕耘，深入研究，也許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會有某一個社區大學，變成一流的大學，就像紐約前身為社區學院的 New School 如今已成為社會科學的國際重鎮。最近我讀吳潛誠寫的《航向愛爾蘭》一書，書中談到愛爾蘭文學在喬哀思與葉慈等人的手中，如何從賽爾特（Celtic）古老文化中汲取養分，建立新傳統與新文化。社區大學若人文薈萃，有朝一日或許會從平地建立起台灣的主體文化。勾繪這些願景，就當它是作夢吧，談這些無非是想讓年輕人用另一種心情，認真的來經營社區大學，也經營自己。」
什麼是「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特徵是：公民經由討論、學習及參與，可以影響甚至主導社會的公共政策，可以塑造自己周遭的公共環境，累積起來會展現社會多元活潑的新文化，並形成國家的新面貌。
例如：社區或一村一里的公共建設，像道路的闢建與拓寬，或地方的設廠、土地開發、河川加蓋等，有無機會開放居民參與討論、共同規劃，才作成決策？再例如居民覺察河川污染、林木砍伐、公用土地被侵占，或周遭的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社會有無機制迅速回應，並加以處理？又例如公共資源的分配、知識與技能的學習，有多少管道開放居民集思廣益？
近幾年政府大量在變賣國家土地，轉手讓渡給私人或財團，人民全無置喙餘地，這便反映了台灣雖然已經擁有高度的言論自由，廁身民主國家之列，但這樣的民主，距離公民社會的理想還非常遙遠。舉個例子，以台北首善之地，捷運逐一完成，市容也逐漸改善，公共空間是形成市民新文化最重要的場所，像新店捷運站是新店-淡水線的終點，又在碧潭河畔，為風景勝地。原本捷運站區有一大片廣場，若提供市民發展文化活動，即興表演音樂、舞蹈，或弄跳蚤市場、有機農產品市集，將蔚為一大景觀，可惜捷運局在未告知市民之前，便把廣場變賣給建商蓋大樓。此事只有少數居民起而抗議，但木已成舟，徒呼奈何；多數市民也默默承受，不聞不問。
再舉些例子，都市街道的規劃純為便利汽車，行人與單車在都市裡幾乎無路可走，多數市民出門走路，都備受汽機車的排擠與威脅，可是幾十年來大家都默默承受，發不出聲音。
最近容積率的限制被大幅放寬，一時雖有利於地主及房地產業者，但長遠看來勢必嚴重衝擊城鄉居住品質，而且江河日下，以後很難回轉，大家手中雖然握有選票，但也只能默默承受或冷漠以對。
人民對自己工作與家庭以外的事，在制度上沒有發言權，任由生活周遭的公共環境惡化，而只能默默承受或毫無所覺，這便說明台灣社會的民主，距離公民社會還有很遠的路要走。
幾個罕見的事例，值得提出來鼓舞大家。台北縣平溪鄉曾為國內主要煤礦礦區之一，鄉內柑仔店（雜貨店）林立，除了買賣的經濟功能外，也附帶有居民資訊交流、聯絡情感的重要社會功能。2003年台電公司曾有意將位於平溪鄉內的分處所出租給便利商店經營，但平溪鄉居民經由公眾討論，發現平溪鄉未來的發展尚不符合「便利商店帶來繁榮」的模式。其後便在平溪鄉的社區營造者與當地鄉代的奔走努力下，與台電公司達成共識，而延緩便利商店進入平溪至今。今日，平溪鄉不但是台灣唯一一個沒有便利商店與加油站的鄉鎮，平溪鄉內的柑仔店更保留其原來的面目存活下來，日夜與鄉民有真實親切的互動，成為鄉民生活的一部份。這是公民社會的特徵被成功落實的一個案例。
另一個案例是2007年中埔山開發案。中埔山是台北市南邊的重要山系支脈，台北市的山系中，古來素有「北劍潭、南中埔」之稱。中埔山雖不高，卻是林相豐富原始、連結整個南港山系，甚至可連通到往昔淡蘭古道的中心點山脈。2007年台北市政府有意通過建商的開發案，在中埔山上闢建十數棟樓房及柏油道路，後在中埔山附近居民的強力關切、資料蒐集、研讀，與政策討論、奔走下，最後不但提出以中埔山為中心，結合台北市南部山系與捷運路線的「城南綠廊」旅遊概念，並成功與政府及建商達成「容積移轉」共識，保留了中埔山，達到了「民眾生活環境、政府、建商」三贏結果。這又是一個展現公民社會特色精神的一個案例。顯然，一般大家認為不可能的事情在某些主觀（若在居民積極關心地方事務←平溪鄉受訪的李溫泉先生所言）的條件下，還是可以突破。
[1] 寫稿之時，我只看到這兩篇引言文。
（本文完成於2008年1月17日，為社大十年成果研討會而寫。）
黃武雄教授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