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藍綠的夾縫中談人民的主體性

政治立場不是藍綠立場。….民間社運團體,在藍綠的夾縫中,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態度,去對待雙方的政治勢力?顯然,我們要實現理想,必然不能自外於國家權力與資源的分配,換句話說,我們不能自外於政治。

政治立場不是藍綠立場。….民間社運團體,在藍綠的夾縫中,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態度,去對待雙方的政治勢力?顯然,我們要實現理想,必然不能自外於國家權力與資源的分配,換句話說,我們不能自外於政治。

 

Dear All,

幾天前麗花來電,同我提起千里步道內部,藍綠不同立場如何彼此包容的問題。

她的擔心也正是我的近日的憂慮。

我希望大家有共同的體認,藍綠立場儘管不一,但絕不要影響大家的情誼。

我們追求的理想,本來是要超越藍綠的,不要反而被藍綠侵蝕。

 

我當然不會天真的以為政治無關緊要。相反的,我覺得任何思想都要有政治哲學。

因為政治便是國家權力與資源的分配。我從年輕時代,就一直密切注意政治,在《學校在窗外》及《童年與解放衍本》兩書中,我都沒有避諱談論自己的政治哲學。

但從事社會運動,我認為我們不應立即被捲入藍綠的對抗中。今天大家會親藍或親綠,並不因為我們真正的政治立場不同,而是因為我們的生長背景不同,所累積的資訊與經驗不一樣。要釐清藍綠問題,必須大家願意好好坐下來閱讀過去,瞭解歷史,穿透彼此不同的經驗,當然相互的牟合也要經過一段時日。

政治立場不是藍綠立場。

我認為我們的政治立場是一樣的,因為我們都贊同公民社會的理想。我們關心環境保護,關心社會民主,希望每個人都可以免於恐懼與飢餓,免於遭受歧視與暴力,希望每個人都可以過得快樂一些,希望每個人的潛能都可以充分發揮,希望台灣會越來越好,希望這塊土地,這個地球能夠永續經營。

我們不是心底都這樣企盼著?我們期待台灣社會整體的權力與資源,能依循這樣的目標進行分配,這不就是我們共同的政治立場嗎?。 

有這樣共同的政治立場,若要談統獨,要談藍綠,所剩的不過是理性思辨的問題,而非有什麼深不見底的,無法跨越的界線。只由於現階段每個人對時勢的評斷,對歷史的瞭解不同,才會產生歧異。

如果必要,有朝一日我們能坐下來,一起慢慢討論,一起閱讀資料,一起查訪事實,一段時日之後,我相信大家的看法便會漸趨一致。即使不一致,我們也應該相互包容。

我們有了上述共同的的政治立場,這點便已十分難得,值得我們珍惜。

 

我這樣說,是很重要的。但還有一個相關的問題,對於我們往後的攜手合作,也同等重要。

作為像千里步道這樣一個要「推展大地倫理」的民間社運團體,在藍綠的夾縫中,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態度,去對待雙方的政治勢力?顯然,我們要實現理想,必然不能自外於國家權力與資源的分配,換句話說,我們不能自外於政治。例如,我們之中,有為數不少的人認為:應該保存阿朗壹古道,應該規劃糖廠舊鐵道作為千里步道的西南段,應該反對蘇花高,應該推動單車生活化,甚至應該抑制汽機車總量,這些無一不涉及政治。何況我們終究要把千里步道的理想付諸實現?

但我們如何對待雙方的政治勢力?這點我倒覺得需要大家一起來深入討論。

對我來說,什麼是人民的主體性?什麼是民間社運團體的主體性?

我們自己先要超越藍綠:哪方認同社運的理想,我們就鼓勵哪方。哪方違背社運的理想,我們就譴責哪方。這樣,人民就可以把政治勢力帶著走,而非反過來被政治勢力吞噬或綁架。

2004年,執政黨主張公民投票的制度。我理所當然的出面領銜連署,就因我認為公投讓人民有權直接選事,不必只靠選人來替自己講話。公投是進步的參與民主,可以用來彌補代議民主的不足。公投制度應該肯定並加以支持。當時有人指責我被執政黨利用,因公投綁大選,有利於綠營。我卻認為那樣的考慮,正好顯示民間失去主體性,在藍綠之間仰人鼻息。凡是對的事情,我們就應該不避諱的支持,錯的,我們就反對。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會畏首畏尾,讓自己淪為政治勢力的工具。當時我寫了一篇〈別讓公投污名化〉,說明了我的這種想法。

2005年,我反過來,與執政黨唱反調,公開呼籲反軍購,主張非戰和平,間接促成非戰家園的和平運動。我認為台海的問題,不在於購買那六千億的軍備。反對軍備競賽,是我幾十年來一貫主張的立場。國民黨時代我就反對軍事擴張,民進黨時代我也一樣反對。台灣的安全,對外要有更靈活更深刻的思考,對內要投入更多資源下放更多權力,使社會生命力蓬勃發展,凝聚社會認同力。為此我也寫了文章闡述相關論點。這一次則有另外一批人,指責我被藍營裡的統派利用。

我無意在此詳細分析公投與反軍購的利弊。重提這兩件事,只為了要闡明什麼是人民的主體性。

最近為了大家在台北市推動單車生活化,我也主張安排一些有聲望有影響力的人士去說服郝市長,在各主幹道上,逐步讓渡出一線汽車車道,規劃為單車與行人的專用道。我曾在千里步道的一封公開信中提到:「如果這件事順利啟動,對郝市長來說,將成為他任內最重要的政績。」截至目前,我個人對郝市長的見識與作為,並沒什麼好評,但如果他能突破格局,做出影響深遠的貢獻,我便會摒棄自己的成見,加以肯定,並予以支持。

這便是我所說的「人民的主體性」。

像森田兄一樣,用電腦寫信,也耗掉我很多力氣。其實這封信是上星期六剛接到麗花的電話,便開始寫的。斷斷續續在鍵盤上敲了好多天才寫好。這段時間又接到森田兄,宜方與麗花的信,看來大家慢慢有了非常正面的共識。真感謝大家的努力,智慧與誠懇。我本來自忖,不要再多嘴。但想想,把那天已經起了頭的信完成也不錯。希望這封信還有助於千里步道內部進一步的凝聚。我相信,經過這次論辨,大家應可以完全釋懷,對藍綠、對政治坦然以對。

彼此的情誼,還是最重要的。我很高興看到,我們這個團體也跟著更成熟了。

當然,大家對我信中所提的觀點,若有異議或補充,仍請來信繼續討論。

安好。

 

(本文寫於 2007 年 12 月 19 日凌晨)

 

淺聊托爾斯泰與人民意志

「人民意志」是永遠的歷史之謎。但代議制度的民主只是間接民主,這種間接民主很容易背離人民大眾的利益。今日台灣的政治亂象正好說明這項事實。

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時,不斷在探討什麼是「人民意志」。對他來說,庫圖佐夫元帥要軍隊放棄莫斯科城,反映的是人民意志。但睿智疲憊的庫圖佐夫,不能代表人民意志。《安娜卡列妮娜》書中關懷農民生活的康斯坦丁‧列文也不能代表人民意志。什麼是人民意志?這一直是困擾著托爾斯泰的問題。

托爾斯泰反對自由黨人的立憲思想,蔑視社會主義,使他看起來像保皇黨人,站到沙皇那一方,連高爾基都說托爾斯泰瘋了。但托氏反對西歐的民主,是因這種制度用一套繁複的議會選舉,造成民主的幻象。他在1905年寫〈世界的末日〉時說,這種制度「使人民在選出議會代表時,便幻想自己參與了政權;而在服從他們選出的代表時,誤以為自己在服從的是自己的意志,因而錯認自己是自由的,這正是一種欺罔!」

我無意要為托爾斯泰反對立憲、反對議會的立場而辯護,但他用來反對的理由卻是一針見血的真理。這個真理穿透百年來人們的迷思,揭露今日代議民主的欺騙與偽善。

「人民意志」是永遠的歷史之謎。但代議制度的民主只是間接民主,這種間接民主很容易背離人民大眾的利益。今日台灣的政治亂象正好說明這項事實。

代議制度的間接民主,必須補以公民投票的直接民主,才能使國家的施政與重大決策接近所謂人民意志,或更進一步符合人民大眾的利益。

但要達到這種民主理想,有些機制必須要創造出來。

台灣從1987年解嚴之後,這些機制並沒有被真正重視。這些機制包含:

社會學習(如社區大學的普設與深化,及其他各種社會進修與讀書會。)

公共思辨(如媒體獨立於政治勢力及商業利益的干預,發展公共論述,進而形成公共力量。)

公共參與(如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規劃與決策,又如國家重大施政付諸公民投票。)

這三者必須同時進行,相互為用。有社會學習及公共思辯,公共參與的決策,如公民投票的結果,才不致偏離人民的公共利益。

但有公共參與的機會,如健全的公民投票管道,社會學習及公共思辯才會內化至人民的生活,人民看待問題才會就事論事。當人民因為自己參與決策、承擔決策的責任,才會提高意願加強學習、打開視野,並進行公共思辨。

有這些機制,不一定立即冒出完整的人民意志,但這些機制會使人民意志與人民福祉的輪廓愈來愈清晰。只有這樣,真正的民主才能進一步彰顯。

公民投票是這些機制中重要的一環。這本「民主到底」的書,是揉合了近二、三十年台灣關心民主政治的意見領袖,注入他們珍貴的心力編寫而成。在今日台灣的民主政治陷入思想困境,一般人民因失望而對政治轉趨冷漠之時,台灣智庫出版了這本書[1],使人耳目一新。我樂意推薦這本書,並期盼它為深化並導正台灣的民主進程,帶來啟示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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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智庫於 2007 年  7 月 1 日,出版《民主到底──公投民主在台灣》一書。本書由林佳龍主編,收錄汪平雲、黃玉霖、張國龍、曾建元、徐永明、陳英鈐等多位學者專家的文章。

 

(本文寫於 2007 年)

致「親綠學者聲明」函

過去我們連署一份聲明,只要理念正確,符合民主理想,便可以達成共識,因為發話的對象是獨裁者。只要理念對,便可以支持。但這次,我們面對的是政爭,當然聲明中所堅持的還是民主價值,我們必須用同一標準要求政爭的雙方皆能服從並尊重民主價值。我們不能大意,變成政爭中的棋子。請注意我們自身的局限:我們毫無政治實力,又無法起而行,投身其中去力挽狂瀾。

過去我們連署一份聲明,只要理念正確,符合民主理想,便可以達成共識,因為發話的對象是獨裁者。只要理念對,便可以支持。但這次,我們面對的是政爭,當然聲明中所堅持的還是民主價值,我們必須用同一標準要求政爭的雙方皆能服從並尊重民主價值。我們不能大意,變成政爭中的棋子。請注意我們自身的局限:我們毫無政治實力,又無法起而行,投身其中去力挽狂瀾。

 

敬愛的范雲、丁讚兄、介民、永祥,……諸友:

非常感動發起這項重要的連署聲明,尤其在這關鍵的時刻。

我知道要擬一份大家都能同意的聲明,非常不容易,尤其我們各自都擁有一個精細的頭腦,難免會過分挑剔。我要修正的是我們的立場問題,而非文辭。

(一)我覺得這份聲明(請恕我直言),顯然已直接介入藍綠政治版圖的重劃;更重要的是,對於日後可能引發的進一步混亂,我們卻毫無約束其往正向發展的實力;我們對陳水扁用政治道德的「高標準」要求,他「應該」主動辭職,但對於宋馬,則只做溫和的「建議」,並未要求他們也用「高標準」反省自己;亦即:對於宋馬用來為政治利益而把弊案無限上綱,升級到當前混亂的政局,我們並未在聲明中要求宋馬出面負責,並向人民道歉。

而且我們所做的「建議」也毫無約束的實質力量。屆時,藍軍置之不理,繼續無限上綱,我們的連署將淪為擴大政爭的棋子。

(二)我以為我們的立場應該稍微內斂:

(1)要求民進黨內部迅速達成共識,回歸早期建黨的民主價值,在政治道德層次上,以「高標準」自我要求,從內部要求陳總統主動辭職,或要求彼主動退黨(如丁讚兄在「中時」文章中所言,以重建清廉形象)。

(2)同時要求藍軍應自我節制,把人民利益改置於政治利益之上,在(1)的情況下,與執政黨理性協商,回歸憲政,共謀人民福祉。

過去我們連署一份聲明,只要理念正確,符合民主理想,便可以達成共識,因為發話的對象是獨裁者。只要理念對,便可以支持。

但這次,我們面對的是政爭,當然聲明中所堅持的還是民主價值,我們必須用同一標準要求政爭的雙方皆能服從並尊重民主價值。我們不能大意,變成政爭中的棋子。請注意我們自身的局限:我們毫無政治實力,又無法起而行,投身其中去力挽狂瀾。

匆匆寫完這封信,請諸友參酌。

我目前人在美加旅行,無法多談,仰仗諸友明斷。

如果已經箭在弦上,無法修正,請不必理會我,僅管將我排除在外。我多月來未看報紙,對時事判斷,恐有誤差。

再度表達我衷心敬佩之忱。

 

(本信作者寫於 2006 年 月 27 ,加州旅次。其時,立法院由在野黨發動之總統罷免案剛表決未果。2006年 月 15 ,紀萬生、吳乃德、范雲、張富忠、簡錫堦等 15 位人士發起「親綠學者 715 聲明」(親綠人士倒扁聲明),要求當時的總統陳水扁辭職下台。 2006 年 月,倒扁行動紅衫軍佔領總統府前凱道,台灣再一次陷入藍綠兩極化對立的社會動盪高峰。2006 年 10 月,立法院在野黨第二度發動總統罷免案,表決仍未果。後在社會輿論日益出現反彈、紅衫軍財務帳目不清、嚴重內訌下,倒扁行動草率收場。

 

智庫沙龍談話

千里步道運動的定位不只是要做一條千里步道,而是要重建環境倫理,回歸內在價值。(黃武雄,2006.05.19)

【一】

從千里步道開始起動、媒體披露、我個人所看到的種種訊息、整個社會的反應,我開始思考運動的定位不只是要做一條千里步道,而是要重建環境倫理,回歸內在價值

最近這十幾年來,環境破壞嚴重,各地的朋友都在救火,這太消耗社會成本。從另外的角度來看,我們弄一個大遊行,共同提出訴求,希望公部門可以改善。民間團體一直處於在守勢,我們應該創造新議題,讓大家集結起來,讓人可以行腳大地,可以感受山與海之間的氣息,千里步道就是一個切入點。而讓它的結合面擴大,這是最早在想這個千里步道的時候,我個人的思考。第二個它是建設性的,不像每一次大家很辛苦的去反對,我想在座朋友有一些是經過戒嚴時期前後種種抗爭度過來的,包括我自己,我都覺得我一生的生命花在這種抗爭這件事情太不值得了,你不斷的抗爭,卻沒有機會去做建設性的工作。就像早期我在台大的時候,我常跟大家講,一流的人才要去做抗爭性的工作,這種自我消耗的工作,而不是創造性的工作。在我們那個時代沒有那樣的條件,包括像今天在座的王拓,他也是被關了好多年,我們不斷地在消耗自己。我們在二十一世紀能不能去開創一個新的局面,讓我們去create一個新的東西出來,我們希望台灣幾年之後也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再來就是有遠景。在這三個條件之下,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結合點。從這個運動啟動之後,一方面大家把不同的觀點注入,另一方面很多人也帶著疑慮。其實最早我寫那篇文章之前,大概半年左右,我就接觸到荒野的朋友跟他們談了這些構想,他們就提醒我說,開了這條千里步道會不會又增加了山林的開發,破壞環境生態,我就說當然我會考慮這件事,這是一種座標,這一點很重要。但是就是我們怎樣重新去思考這個問題,盡量我們不要去開闢一條新的道路,我們盡量想說用另外一個角度切入,除非到很必要的時候我們再去開闢一條新的路。我自己的思考是這樣,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利有弊。譬如說我們能透過這個運動本身,假定我們還是要開闢很多路段的話,可是如果我們能在二十年之內避免再去開三十條四線道六線道的大馬路讓很多汽車在那裡行走的話,那這個本身就有意義。也就是透過這個環境倫理的重建,一方面我們可能要付出一點東西,但是我們可能會回饋更多對環境保護的這樣的好處。整個事情,我一直覺得說從比較辯證的觀點去看去思索,也許我們可以共同走出一條新的路來。

我覺得千里步道從開始到今天,另一方面我的定位是什麼?其實423當天晚上,中國時報王超群他打電話給我,他就說編輯部想要問我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做教育改革、社區大學跟千里步道看起來好像不同領域的東西?我當然自己很自責,說真的我會的還是數學,這麼多年搞這些東西,對我來講是減分不是加分。我的個性又有一些奇怪的地方,使得我一步一步跳進去。他問我說為什麼這三個東西可以聯繫在一起,我說很簡單:「公民社會」。台灣的根本問題就是沒有一個公民社會發展的徵象,我希望透過這樣一個運動本身能夠讓各種民間力量投入,從生態保育、文化、地方文史、運動休閒、身心靈健康、大地行腳還有緩慢作息。緩慢作息是現在目前速食文化資本主義全球化浪潮的一種重要的反擊力量,讓緩慢作息這種東西能不能進來在台灣這個社會形成一股力量。

再來的問題就是如何去整合這些力量?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課題。我個人並沒有積極地一定要去排除跟公部門合作,但是第一個階段民間一定要先整合出一股力量出來。第二階段,因為這東西要實踐當然是要透過公共資源,透過政府資源處理,所以我覺得跟公部門要保持一種善意的,要能夠相互了解的,慢慢一步一步相互了解,相互融入的一個態度去面對。不然的話這個運動可能就停留在最後我們自己想,停留在那邊,最後又變成抗爭,原來這種建設性的目標就可能不能達成。所以在這種思考之下,現在就是怎麼整合這股力量,大家可以看到像今天這種聚會就是要整合這股力量。老實說,我自己沒有堅持什麼,我只是希望大家把力量整合在一起,很多疑慮在這邊慢慢透過討論,透過相互聆聽相互了解,把它整合起來,這是我們在處裡意見的整合很必須的,須要這樣的一種機制。

智庫沙龍我們私下稱之為大腦會議,大家來這邊多談。前前後後我們聽到很多疑慮很多顧慮很多提醒,這都非常好。最早我們在開工作會議的時候,蔡博文教授在談在地的參與,我在這段時間看到在地參與的重要性。那這股力量在慢慢形成的過程中,我看到不同的觀點進來,我們稍微轉化的話,都可以變成一種正面的力量。所以我是希望透過運動本身台灣可以出現一個「參與民主」,過去我們的所謂民主是「代議民主」。我們自己沒有辦法決定自己周邊的事情,我們沒有辦法要求我們的環境變成什麼長相。我們只有去選舉一些政治人物出來,然後仰仗他們來替我們解決一些事情。可是一旦有了政治權力之後,他們的思考面就不一樣了。我希望在我們朝向公民社會的過程裡頭能夠出現參與民主,參與民主是相對於代議民主。我講得更專業術語一點但是可能也會更刺激一點就是所謂的「激進民主」,透過參與民主去建立一個參與民主的平台出來。我不特別主觀上希望這個運動後來變成什麼,包括我們剛剛談這個緩慢作息,也許我們可以慢慢地想,最重要第一步就是整合大家的力量,整合不同的思考。

可是這裡頭有一個盲點,就是我們所碰到的,參與民主最困難的是什麼?就是很多人常常開始用他的原有的經驗去談這些東西,很多開會的時候,幾十個人坐在一起,每個人都是在各說各話聽不到彼此在講什麼。所以第一個階段我們在網站上面不斷地把一些論述發出來,讓大家來之前可以多了解一些狀況,這是第一個我們在平台裡頭能夠有的一個機制。第二個是要累積經驗,像這個大腦會議是要一次一次大家去談,彼此知道自己的觀點比較能夠相互了解,在這個過程裡頭我們要累積,不要再回到最初期的問題去。像今天這個大腦會議之後我們會有完整的記錄然後放到網站上面,諸位朋友能夠每一次來最好,如果偶爾一次不能來至少也可以透過網站知道什麼事情在發生,另外一方面對社會大眾也比較不會產生隔閡,這些東西都是我們需要考慮的。

前幾天有幾個朋友來跟我講一些疑慮,我就跟他們講,其實我沒有那麼笨,說真的。很多問題大家都在思考,都在想怎樣突破這個困境,怎樣整合大家的意見,這是第一個階段要去發展的事情,第一個階段在跟公部門直接合作之前先要整合民意整合大家的力量,種種不同的觀點慢慢你會覺得很有意思。有些時候我聽到一些聲音,一開始我就覺得怎麼又在講這些,可是隔了一個晚上,我常常是晚上在思考,尤其是半夜的時候,我醒來突然看到原來他在講的東西還有一些不錯的,還是有他的點子,我也希望大家用這種態度去想。譬如說我剛提到的蔡博文他說的在地參與,一開始我就想行不通的怎麼可能嘛,在地參與的話一定是地方角頭力量進來,那他們所需要的是產業發展,是帶動經濟,那他希望的這條路一定要有水銀燈要很多攤位要賣這個要賣那個。所以我一開始就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最近在探查的過程裡頭,從惠忠跟祥傳他們的言論裡頭,我看到這些東西, 我們在擔心它會過度走向經濟產業,被經濟產業帶著走之前,我們要想一下這地方我們要配合小民的生計,這可能要一併考慮,那怎樣去規劃是需要細膩去操作。等一下我會稍微說明在規劃的過程中我們遇到什麼事情,我們再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大家一起來談是一件蠻重要的事情。這是我的開場白。

再來就是講我個人對這個運動的期待,我分成兩句話。大家知道什麼叫最低綱領什麼叫最高綱領嗎?這個運動我們有個最起碼要達到什麼樣的目標,這是最低綱領,最高綱領是我們希望最好要達到怎樣的理想。我個人一直這樣想,最低綱領一定要從路權著手,要替交通上的弱勢者腳踏車和步行的人,長期被忽略的這批人,也許你同時是開車有時候你走到路面,這時候你從一個強勢變成弱勢。就是你要替這些「行腳者」,行腳就是行人跟腳踏車,每次要講徒步和自行車有點麻煩,慢慢我就講行腳代替,如果你反對也無所謂,我的意思就是行就是行人,腳就是腳踏車。我們要替這些「行腳者」向汽機車爭取路權,這是最低綱領。第二個最高綱領,是蔡建福先生最早提供的意見,我們能不能透過立法,民意的匯集包括立法院的支持透過立法,去設立AONB(area of outstanding natural beauty)就是特殊的美麗風光保留區,像英國的經驗那樣。我想大家可以在網站上看到蔡建福的幾篇文章。上次他也在我們大腦會議做了些報告,不過因為他用的是PowerPoint,其實很難解釋一些事情,我個人還是老式的,我喜歡用黑板。不管怎麼樣,這是我們的最低綱領,我們希望說台灣能出現這樣的一種概念,透過民意的匯集,包括立法院的支持政府部門的支持來設立一些特殊的美麗風光保留區。除了生態敏感的一些地區需要保護之外,進一步的不只是自然生態的,而且人文的,那些台灣的最後之美的田色風光,這些東西很快在消失,我們能不能保留這些東西下來,然後步道基本上就架設在其中,這是最高綱領。然後現在就看我們怎麼做,我們能不能達到最高綱領或是至少最低綱領,或是大家覺得時機未到,大家體力也不足,意志力也不夠,然後整個事情難度這麼高,那我們就往低一點,去做更低一點的事,這我也不反對,我覺得這個運動是大家的。

我總覺得我在幾次會議裡頭,每次碰到就是”這太難了”,不管是在電話上,在很多地方,從這運動開始到今天,大家都在說你在做大夢,我說不是我在做大夢,是大家還在睡覺。我做的是一個很平常的要求,就是台灣有一天會出現一條腳踏車道,而且會出現步道,可以讓走路的人讓騎腳踏車的人能夠悠遊其中,不要一天到晚受汽機車的威脅,這在一個這樣高的國民所得的國度裡並不過份。那真正的阻力在那裡?也就是在我們自己心裡。我們自己設想一個社會主流,這社會主流是我們沒有辦法對抗的。可是今天我仔細估計台灣的社會力,這東西最後還是在我們心裡,所以我們怎樣去克服,這是在我們凝聚這股力量的時候,我們同時要去反思要去想到底我們在擔心什麼。我把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全部提出來了,大家可以再進一步去討論。

我應該再爭取一點時間,我要談一下最近可能的活動。我再講一遍上次我已經提過了,就是我們這個大腦會議是開放性的,工作隊也是開放性的,我們的大腦會議在這裡雖然不做決議,但是如果我們之間有共識,工作隊基本上會尊重。那我們的大腦會議不想要說來作表決來作決議,主要是這個討論更重要。這段時間我們需要去聽到對方的東西。我個人一生參加太多的會議,每次的會議都急著要做決定,為了要作決定你必須不斷去強調自己的立場,你越強調自己立場越聽不到別人的聲音,到最後作成的決議可能不是最好的決議,所以我想這地方基本上是大腦會議,但是我們談的東西會累積下來,工作隊的朋友都在這裡,如果你覺得不放心,想真正去影響這個決策的話,歡迎你加入工作隊,工作隊也是開放參與的。並不是我們把大腦會議架空,然後讓工作隊為所欲為,基本上這是完全開放的場域,大家要了解目前這些發動者以及邀請者的用心。我講話太嚴肅了,我一直批評自己從來沒有幽默感,每次都把大家帶到很嚴肅的很沉重的狀態,這不是我原來的用意。

【二】

重建環境倫理的方式有的是像荒野保護協會長期在做的教育工作,培訓人認識生態環境動植物,進而保育自然,不只是荒野還有賞鳥協會等等也都是在做這樣的工作,這是從教育的觀點著手。另一方面是從議題著手,千里步道能受到社會矚目是很難得的,這讓我們能夠把議題端出來,議題提出之後就會有爭議。譬如我們要爭取路權,這爭議本身就可以讓社會進入共同思考。一個社會要蛻變就要不斷把議題提出來,讓社會進一步思考。所以初期工作隊要辦一些活動,讓大家知道千里步道的方向要怎麼走,讓社會認識,這過程大家在網站上都會看到,我只講重點。

從台北到宜蘭除了走海濱和縱貫鐵路就是北宜路,再來就是走桶後越嶺到宜蘭縣界的小礁溪。目前車子已經可以走到縣界了,那生態需要保護的是這個地方。海濱牽涉太多暫時不考慮,鐵路部份還沒進行,那北宜路方面我講我的意見。

由於北宜高速公路已經打通,原來的北宜路車輛變很少,有人算過一分鐘大概才十部車通過。道路周邊的店鋪都關門了,路其實很寬,車子都開得很快,很多路段都快二十米。假設是十五米,如果我們能撥出四米讓腳踏車行走,留十一米給汽機車來回都還可以走,大卡車也還可以走,只是速度慢一點。譬如腳踏車走這條到宜蘭,人行還是走桶後越嶺,在小礁溪的山的這一側找一條步道,之後即可和腳踏車合流。我剛講這些店舖關門了,如果我們跟坪林鄉鄉長,石碇鄉鄉長和周邊的里長做一些協調的時候,最後他們可能會支持,因為腳踏車會通過,可能會帶來一些商機,而路本來就已經在那裡了,所以談不上破壞,這樣一來我們會得到更多支持面。另一方面像礁溪有很多旅舍,早期支持打通北宜高的旅舍現在都後悔了,因為旅客一天就往回了並不留宿,所以如果我們和礁溪地方人士去談的話,說不定礁溪會支持。路面如果處裡不太困難的話,也許腳踏車就走這條。那路面要去做區隔,如果四米給腳踏車的話,材質要不一樣,路面要墊高一點,這在規劃上都不困難,主要是腳踏車能行走而不受汽機車威脅。步道的部份,以新店捷運站作為起點,腳踏車往北宜路走,步道就乘渡船進入灣潭來到海會寺,海會寺目前沒有渡船,如果有步道經過的話,以後應該會設立,坐渡船到直譚過思源橋到塗潭。

我記得大概是十年前,尤清還在當縣長的時候,由於烏來觀光的需求,許多汽機車堵在新烏路上,就要找替代道路。於是從廣興沿著新潭路就變成替代道路,但是對當地人沒有好處。如果我們能得到當地人支持,可以爭取把這條替代道路封閉,或是說盡量不當替代道路用,讓當地居民使用,那麼車流量在管制之下可以減少許多。而烏來的觀光需求如何被滿足呢?我覺得應該使用公共運輸。朋友曾經仔細算過告訴我,在新屋路堵車堵得很嚴重的時候,算算只有一百多人在車裡頭,車輛卻可以堵塞綿延四公里。其實只要有很好的接駁車,觀光需求就可以被滿足,也可以減少很大的車流輛。我聽祥傳講直潭地區已經列入都市計劃,地方希望進入都市計劃之後就進一步開發。我們希望透過地方協調看能不能擋住。大家常覺得只要列入都市計劃就能賺錢,這其實是幻象。而如果我們不碰這個議題的話,台灣很多開發都不能避免了。

從廣興到加九寮過去有一個步道現在是無法通過,要不要開闢大家還要思考一下。到烏來就沿著桶後溪到宜蘭縣界。那天有一個在福山國小當主任的原住民朋友,幫我們打聽這地方自行車能不能通過。這段桶後越嶺大概兩個多小時的腳踏車的路,專業的自行車騎士可以過得去。我一直講要感受自然之美一定要付出努力,沒有道理是不努力就可以享受到自然之美,這是不可能的。這個概念我希望透過運動本身去呈現,就真的要流一點汗才會感到看到一些東西,看到東西時也才會有感動。台灣的社會如果成熟到它就是這種程度的通過而不再去作進一步開發,我覺得是可以的。一旦覺得說是千里步道的話,這邊的人會不會覺得這邊也要打通?這是大家要去討論的。

另外有一件事,前一陣子烏來地方人士想要從這邊開一條路到三峽,這樣觀光人潮會大量擁入,避免烏來到新店交通的瓶頸。台大生態保育社和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以及可能還有其他環保團體加入,他們經過了幾年的努力並深入地方經營,最後終於透過環評把案子擋下來。最早你很難想像這個案子可以擋得下來,因為在地方角頭及地方有力人士索求無度的狀態很難擋得下來,但是經過他們深入基層的努力還是擋了下來。台灣社會你說沒有希望也不見得,很多時候大家覺得是地方需求,其實並不是真正地方小民的需求,而是地方角頭的需求,如果透過這個運動本身能夠分離出來,環境倫理才可能重建。我希望下次有機會可以請黃泰華來做一個報告,看他們當初是怎麼經營烏來這個地區,使得這個環評能夠通過,把案子打掉,我覺得這是非常寶貴經驗。

 

(本文係黃武雄教授於千里步道第二次智庫沙龍會議(2005.05)中之談話,其中【一】為開場講演之逐字稿;【二】為黃武雄教授針對千里步道運動當時活動路線講解之摘要整理。)

 

遴選大學校長不該變成選舉

大學校長的產生的方式,應為遴選,而非選舉。…當然遴選委員會本身的組成,必須經由一定的民主程序,並因而被充分授權。….遴選委員會可聘具有遠見及清譽的校外人士參加,亦可以有學生代表加入,但不宜設學院代表。目前校長仍握有分配校內資源的巨大權力,學院代表會從本學院利益去遴聘校長,著眼點易失於偏頗。遴選委員會,應著眼於大學品質整體的提升與大學對文明的貢獻,依此去遴聘校長,而非為某一群人爭取利益。

今日選舉校長,弊端叢生的緣由,正是每一候選人都代表某一群人的利益,以致拉票換票,斯文掃地,其醜相令人掩面嘆息。

大學校長應如何產生? 十多年來各大學選舉校長的風波不斷,所選出的校長人選是否適當,亦屢受質疑。根本的問題出在:大學校內民主的意義,被簡化成數人頭的選舉民主。十多年前仍處戒嚴時期,大學為了對抗政治干預教育,提出"教授治校,校園民主"。但此一訴求在解嚴之後並未進行較細膩的公共論述,便由部份人訂定成選舉規則,以致實施起來,弊端叢生.

一、

大學校長的產生的方式,應為遴選,而非選舉。遴選指的是,物色校內外單一人選,提報校務會議同意而遴聘,選舉則是弄出一群候選人,經由拉票投票而產生。兩種產生方式截然不同,後果也大相逕庭。一旦選舉必然有競選,尤其在台灣這種特有的競選文化裡,競選每每衍成明爭暗鬥,人性最醜陋的一面俱展露無遺。

遴選則不同,當然遴選委員會本身的組成,必須經由一定的民主程序,並因而被充分授權。委員最多五至七人,以便於深入掌握情況,並密集交換意見。遴選的重任加在每一位委員身上,遴選的成果,便是這五至七人的集體創作。他們必須先列出校長遴選的基本原則,於大學內公開討論,並設網站引發思辯,以達成師生共識。亦即先要抽象的描繪出理想校長人選的形象,然後再於校內外,甚至國內外,物色最適合此一理想形象的人。遴選委員會必須密集聚會,搜集資料,並彼此溝通說服,而非只憑一己好惡,遽以投票決定人選.

遴選委員會可聘具有遠見及清譽的校外人士參加,亦可以有學生代表加入,但不宜設學院代表。目前校長仍握有分配校內資源的巨大權力,學院代表會從本學院利益去遴聘校長,著眼點易失於偏頗。遴選委員會,應著眼於大學品質整體的提升與大學對文明的貢獻,依此去遴聘校長,而非為某一群人爭取利益。

今日選舉校長,弊端叢生的緣由,正是每一候選人都代表某一群人的利益,以致拉票換票,斯文掃地,其醜相令人掩面嘆息。

 二、

遴選委員會物色的單一人選,提報校務會議,若非校務代表超過一半(或三分之二)以上不同意,則大學應接受其所提人選,報部聘任。此意謂遴選委員會有充分的決定權,使其集體創作成型。若校務會議不同意,則遴選委員會應解散重組。

這樣的制度設計,使遴選委員會一方面被充分授權,另一方面則負有相對的重責,去遴聘一位好校長。

遴選委員會既被充分授權,其成員的產生自須十分審慎。若校內民主的運作尚未成熟,對一般事務,共識達成不易,則遴選委員之核心,可由校務會議自校內外,提名正直熱忱,瞭解大學且素孚眾望之清流為候選人,(必要時)經校內普選產生。既經如此審慎的民主程序產生,遴選委員遂有被委以重任的榮譽,去遴選好校長,也有被充分授權,以完成重責大任的正當性。遴聘工作費時費力,規定少則一年,多則一年半。這項工作必須大膽而細膩,不能倉促進行。以目前校長有任期制,提早在現任校長任期結束前一年半,開始展開繼任校長的遴選工作,自無困難。

總而言之,在這套設計中,要經由選舉產生的,不是校長,而是遴選委員。選舉遴選委員,不會像選舉校長那樣惡質化,因為遴選委員本身不是權位,只是替人抬轎,一經選上,又需密集工作一年半載,對內對外進行溝通討論,回答各方質問,並接受校務會議監督,無法關起門來分贓。這種苦差事,不會像校長那樣引人垂涎。

睽諸實際,現行各大學的校長遴選委員會,雖名曰遴選委員會,事實無異於各級政治人物的選舉委員會,其選舉過程會變成政治化,是制度設計的必然。

 三、

另外,從結構面來看,大學校長選舉惡質化的溫床是:大學功能的庸俗化,大學變成擴張主義的外緣,而非創造文明,批判文明的核心。在資本主義強大的浪潮衝擊下,大學校長的位置,正處於經建科技發展,與學術人才培育的交會點,校長的職責不在於守護大學原有的獨立精神,而在於追求量化的卓越,提高大學能見度,以便於擴充資源,從而對內提供資源、分配資源。校長既握有分配資源的大權,校長的寶座自然成為各路諸侯覬覦垂涎的對象,選舉惡質化是必然的結果。

可以想見的是:選舉惡質化又會回過來,加速大學進一步的庸俗化。這正是眼前一些大學的真實寫照。

同時,大學的民主只徒具形式,使分配資源的大權仍掌握在校長及其一級主管的手中,因而提高了選舉競爭的誘因,促其惡質化。大學的決策,這些年來表面上已民主化,事實上,校內依然沒有由教授組成的常務委員會,經常參與校內決策,校務會議下設置的各種委員會,仍以校長馬首是瞻,未能獨立作業。教授治校應落實為"參與民主",而非"形式民主"。十多年來台灣的民主化,在各個層面,從大學的教授治校、教改、社改到政改,都犯同樣的毛病,以致民主化之後,未能釋放出社會的生命力,反而滋擾不斷。

(本文完成於 2005 年 4月 23日)

 

別讓公投污名化

民主不只在於選人,更在於選事。代議民主是選人,公投是選事。只能選人的民主,人民容易淪為政治菁英的動員工具,人民的權益更經常被所選出的人所漠視。選人更兼選事,人民才能成為國家真正的主人。選事可使眾人超越情結,理性思考國家整體利益,提升全民(包含政治菁英)的政治水平,並彌補政治菁英思考盲點的缺失。公投制度如果搭配良好的社會學習系統(如社區大學),以及獨立評論的媒體,使人民有機會在學習中參與,在參與中學習,一、二十年之後,批判性的公眾力量,便可望在台灣社會萌芽,所謂民粹政治的疑慮自然消除,公民社會的現象也將指日可待。

對於政治菁英來說,公民投票無異於要讓人民分享其手中的權利。透過公投,人民便可參與重大決策,這事並非政治菁英真心所願。只有獨具慧眼的政治家,才能由衷認同。

    週前 (按:2004年總統大選前) 千名學者專家連署呼籲大家重視三二O公投,引發若干批評。近日江宜樺教授亦以「民粹公投再挫憲政發展」為題,撰文陳述不同看法,理性論辯,語重心長。我忝為聲明發起人之一,應有責任予以回應,並藉此深化公投論述。唯本文論點純屬個人看法,不代表其他連署人立場。

連署聲明強調「公投的核心價值在於民主參與」。江文指出「參與」只是民主價值的一面,其他重要的民主價值如自由、平等、法治、正義等,卻難以因公投而彰顯。更由於公投只能作正反表決,不能在議題中加入複雜的條件與但書等,人民無法參與細緻的政策討論,因而公投也就無法如連署聲明所稱,可藉以孕育「批判性的公眾力量」。    

     江文的觀察是對的,但結論卻下得太倉卒。公投只是民主的部分機制,而非其全部。它的功能在於補償「代議民主」之不足,而非完全取代。自由平等的民主價值,固然無法依賴「直接民主」(如公投)而彰顯,但也不能指望由代議民主去達成。人民選出的所謂「政治菁英」,因自身的利益或思考的盲點,亦常會扭曲自由平等的民主價值。台灣幾十年來的政治,一直由少數菁英所支配,自由平等的民主價值並未因這種代議民主而彰顯,以致今日亂象不斷。最近民間稍激進的人士發起總統大選的百萬廢票運動,較溫和者則慨歎兩個爛蘋果,只能選個較不爛的將就,無非說明了人民對政治菁英普遍失去信心,也反映了菁英政治的侷限。把重大政策交付公投,可以衝激政治菁英的思慮使納入人民的需求,催生較符合自由平等與社會正義的民主政策,亦可避免政治菁英閉門造車或進行利益交換。

    以眼前爭論不休的三二O公投來說,我們也可看到政治菁英的思考侷限。對於「強化國防,購置反飛彈」的公投題目,自始藍綠兩營皆認為人民都會舉雙手贊成,因此藍營批評以此進行公投,係「多此一舉」,綠營則一廂情願,以為藉此可鞏固台灣人民心防。但這事顯非人民共識,此由近日報名參加反方辯論者積極踴躍,可見一斑。且以個人而言,我自始便反對武器競賽,兩岸和平的基礎不在於加強軍備,而在於呼籲裁軍,尋求真正的和平,尤其大幅提高軍費,將削減文化教育、社會福利各方面的資源,嚴重阻滯社會進步。兩岸問題,台灣應在中美兩大強權之間尋求支點,而非反過來依靠美國,仰賴其軍事保護,讓美國在兩岸之間從中取利,使台灣主體盡失。這種大戰略的改弦更張,須借助於高度的政治智慧。

    人民因有權參與決策,才會關切公共事務。就因為有三二O公投,反對購買武器以擴大軍備的聲音,才會有機會廣受社會矚目,發展成公共論述。公投之前正反辯論的過程,正是促發「批判性公眾力量」的時機。民主不只在於選人,更在於選事。代議民主是選人,公投是選事。只能選人的民主,人民容易淪為政治菁英的動員工具,人民的權益更經常被所選出的人所漠視。選人更兼選事,人民才能成為國家真正的主人。選事可使眾人超越情結,理性思考國家整體利益,提升全民(包含政治菁英)的政治水平,並彌補政治菁英思考盲點的缺失。公投制度如果搭配良好的社會學習系統(如社區大學),以及獨立評論的媒體,使人民有機會在學習中參與,在參與中學習,一、二十年之後,批判性的公眾力量,便可望在台灣社會萌芽,所謂民粹政治的疑慮自然消除,公民社會的現象也將指日可待。

    對於政治菁英來說,公民投票無異於要讓人民分享其手中的權利。透過公投,人民便可參與重大決策,這事並非政治菁英真心所願。只有獨具慧眼的政治家,才能由衷認同。藍營向來奉行菁英主義,一貫立場是反公投,及至情勢所迫,不得不敷衍回應,所提公投法旨在壓縮人民公投權利。至於民進黨在野之初,雖主張公投為人民的基本權利,及至執政卻轉趨消極,反而是台聯在後鞭策。近半年綠營推動公投立法,雖然厥功至偉,但也留下許多瑕疵,尤其近日陳總統辯稱七千億軍購即將進行,不受公投結果拘束,如此蔑視人民意志,令人匪夷所思。

    公民社會的先決條件是社會民主,公民投票則是台灣從菁英民主步入社會民主的起步。只有政治菁英之間有了矛盾,一般人民才會有縫隙參與國家與社會決策,這是台灣目前的政治現實,人們不能存有過度幻想。江文指出公投是兩面刃,公投結果「可能」通過保守反動的方案,甚或促成獨裁者崛起,這是事實。但代議民主本身也是兩面刃,就在一個世紀前,公民參政權仍被貴族與富人視為洪水猛獸,經過一個世紀的試煉,今日卻成為普世價值。人對陌生的事物,不免心懷恐懼,但世界在變,我們必須培養應付變局的能力。民主從來便不是滿溢乳與蜜的溫鄉,而是人類理性的試金石。

    三二○公投已勢在必行,固然政治菁英操弄公投的鑿痕斑斑,固然台灣的選舉文化已把公投糟蹋得如此不堪,但這只是社會民主的開始。台灣人民應相信自已的判斷能力,在公投議題上,認真參與正反思辨,審慎投票,結果不必一致,但對第一次參與國家決策卻須嚴肅以待。支持這一次公投,才會有下一次,這樣公投才會逐漸步上軌道。如果這一次我們自己對它嗤之以鼻,國際社會也不會再尊重台灣公民的意志,對岸中國日後更將無視台灣人民的聲音。至於國內重大決策,公投從此將被污名化,公民社會的理想更是遙遙無期。

(本文發表於 2004.2.26 “中國時報",其時作者為「點燃公投民主的火光」聲明連署發起人之一)

點燃公投民主的火光 ── 公民社會對台灣第一次全國性公投的思考及呼籲

過去由於威權統治的歷史遺緒、來自中共的外部威脅、以及國內的統獨爭議,使得公民投票制度難以在臺灣生根茁壯。

2004 年 2 月千位學者連署支持公投(直接民主)機制,運動發起人:

黃武雄、蕭新煌、顧忠華、李明亮、陳傳岳、張宗仁

 

   公民投票可以決定國家發展方向及重大公共政策,體現人民「自我治理、自我決定」的民主價值,在現代民主國家中,已成為民主制度的一環。在法理上,公民投票源於憲法的國民主權原理,也是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一條、第二十五條所肯認的普遍性人權。

    然而,過去由於威權統治的歷史遺緒、來自中共的外部威脅、以及國內的統獨爭議,使得公民投票制度難以在臺灣生根茁壯。歷經社會運動及民主運動的長期推動,台灣終於在去年底制定了公民投票法,且將在今年三月二十日舉辦第一次全國性公民投票。對於三二○公投的題目,社會上容或有不同意見,但作為台灣民主發展的重要一步,第一次全國性公投的實現,至少具有四項重大意義:

一、歷史意義:公投的實現是台灣公民社會長期努力的結果,也是台灣人民的公共財。第一次全國公投的成功,具有歷史性的典範意義,對於公投制度的發展也將有長遠影響。

二、民主意義:公投的核心價值在於「民主參與」,讓公民得以參與重大公共政策之制定,並在開放的討論過程中讓多元意見充分表達。

三、和平意義:對於台灣艱困的國際處境而言,公投是一個以和平方式表達台灣人民集體意志的重要途徑,透過公投可以向世界表達台灣人民追求和平的決心。

四、團結意義:針對國家安全與生存發展的議題進行公投,有助於凝聚國人的共識,緩和族群對立與國家認同分歧,形成團結力量。

    第一次的全國性公民投票,是台灣發展現代公民社會以及培育批判性公眾力量的歷史契機。然而,公投法制定上的偏失,導致公民社會發動公投窒礙難行。更令人憂心的是,激情的選戰語言逐漸耗損公投的理想,可能使公投淪為選戰攻伐的政治工具,甚而讓全國第一次公投有失敗之虞。這將深深傷害人民對於公投民主的支持與信賴,連帶破壞公投具有的改革動能,使得未來透過公投途徑推動國會改革、憲政改革、社會改革更加艱困。其次,也將造成中共對台灣民意趨向的誤判,加強干預台灣民主進程,並對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採取更嚴峻的作法。三二○公投的失敗也可能誤導國際社會,認為台灣推動民主的自我信心及能力不足,因而加速向中共傾斜的趨勢。

   値此歷史時刻,我們珍惜台灣擁有首次公投的機會。第一次全國性公投,只能成功,不許失敗。倘若全國第一次公投在選戰的對立中不幸挫敗,無法彰顯真正民意,可能導致台灣民主的倒退。因此,基於對台灣民主的熱愛與期許,我們要向全國人民及朝野政治領袖表達憂慮,並提出最誠摯的呼籲:

一、公投的主角是人民。我們呼籲全國人民應該積極參與台灣歷史上第一次全國性公投,彰顯公投的歷史意義、民主意義、和平意義和團結意義。

二、公投的真諦應該超越選戰得失。我們呼籲泛藍及泛綠陣營都應該克制,不要以選戰一時的利害來操弄或抵制公投,並共同擔負起第一次公投成為歷史典範的責任。

三、公投的施行是政府的義務。我們呼籲政府相關部會應該立即做好宣導和資訊公開的工作,讓人民充分理解公投的意義和議題的內涵,並鼓勵人民積極參與。

四、公投是台灣人民的自主選擇。我們呼籲世界各國政府尊重台灣人民的民主決定,我們也呼籲中國理解公投對於促進兩岸理性和平對話的積極意義。

   我們誠懇希望朝野政治人物及全體國民深思,不要讓公投被選戰的煙硝所掩蓋,讓我們一齊以行動點燃民主、和平、團結的火光。

 

談無聊與創造(人籟雜誌專訪)

每個人,不管大人或小孩,其實都有兩面:「善性」與「惡性」。大人要先面對自己的「惡性」,才來談怎麼看小孩的惡性,唯有如此,才會瞭解所謂「惡性」的意義。大人常常自我催眠,以為自己是那個道德已昇華的好人,這其實與事實不符。人的欲望與社會規範經常衝突,不能假裝看不見這個衝突,或自動擦拭自己邪惡的念頭。人只有先面對自己,才能好好地幫助別人,了解孩子。

每個人,不管大人或小孩,其實都有兩面:「善性」與「惡性」。大人要先面對自己的「惡性」,才來談怎麼看小孩的惡性,唯有如此,才會瞭解所謂「惡性」的意義。大人常常自我催眠,以為自己是那個道德已昇華的好人,這其實與事實不符。人的欲望與社會規範經常衝突,不能假裝看不見這個衝突,或自動擦拭自己邪惡的念頭。人只有先面對自己,才能好好地幫助別人,了解孩子。

( 2004.7 人籟雜誌專訪)

 

Q:和我們大人的童年比較起來,現代孩子的生活真是多采多姿,但我們反而常常聽到孩子說「無聊」。您認為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無聊」有幾種不同的意義,一個人空閒下來,一時不知該做什麼,這時會有「無聊」的感覺,但這種無聊持續下去,結果經常是好事。因為我們平時都被所謂「正經事」佔滿我們的時間,這些「正經事」包含當前流行的休閒活動。人內心的成長,常常在長時間的無聊中才有了質變。我小的時候,因為父母很開明,不只不打不罵,而且給我們很大的自由,我常常覺得沒事做,就躺在房屋後面的木頭地板上,看著屋簷的雨滴或天空的雲朵發呆。因為太無聊了,家裡有什麼閒書都拿來看,比方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廂記…等通行的才子書,不用說都一讀再讀,甚至什麼君子好逑傳、常遇春、薛平貴、靈肉之道、塔裡的女人…等亂七八糟的書、唐詩宋詞、以及魯迅、巴金、狄更斯、雨果、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的小說,我也常沈醉其中。我的中文自然就好了起來,不需閱讀運動,也不需老師的推薦。我許多朋友都是這樣在無聊中長大的。孩子不隨時被盯得緊緊的,反而得以自發的學到了許多東西。我長大後,也時常意識到這個道理。例如:我在學校教書做研究時,在常軌中過著忙碌的生活,但是一天過一天,卻難有突破性的進步;反而在無聊的時候,才學會困難的東西。近四十歲時,我的研究工作轉向,而有些較好的成果,便是在一個無聊的暑假中完成的。

這是第一種意義的無聊。這種無聊是好的,它使人心思沈澱,孕育新的可能。第二種無聊是目前孩子口中常說的「無聊」。這句口頭禪,反映的是孩子對生命的倦怠,以及對主流社會的反抗。人的時間被外來的要求佔滿,原來對世界的好奇心便萎縮了,等到偶有空閒,卻不知如何打發。本來每個心智自由的小孩,對於自己下一刻要做什麼,心中都有期待,成長環境的資源再怎麼貧乏,周遭總會有一些東西可以玩,即使沒有現成的遊戲或玩具,自己也可以去創造玩具本身,或創造任何形式的遊戲。但當他的時間不斷被大人塞滿「正經事」之後,他對下一刻的生命失去了期待。當他口中說出「無聊」之時,他表達的是對生命的倦怠,或是對大人價值觀的抗議,此時,成熟的大人應該要誠心地回應這個訊號。

第二種意義的「無聊」是個警燈,警示孩子的處境出了大問題,因為他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義」。接下來的發展有兩種:第一種是平庸化。他逐漸習慣在沒有存在意義的狀態下過日子,而扭曲了生命的價值觀。當他不再要求意義時,他人生的方向便轉移到純粹「維生」,或進一步追求較好的物質生活,最後,只剩下地位與財富對他還有意義。

另一種可能的發展則是反社會或陷入自閉。記得七、八年前(:1994年)發生過一樁悲劇,兩位功課傑出、聰明穎悟的北一女學生,相偕在宜蘭自殺。我讀了朋友轉來的遺書,覺得非常難過。她們認真在思考人生的根本意義,但周遭的社會與她們沒有對話,生命一旦失去意義,那種無聊便只是一片黑暗,是一片永遠的黑暗。於是,兩位早慧的女孩毅然選擇了自殺,用「無知覺黑暗」代替「知覺黑暗」的痛苦。

問題的關鍵在於自由與創造。環境沒有給她們充分的自由去探索世界,學校也沒有擔負起責任,引導她們去理解並欣賞人類文明創造這條長河的瑰麗與壯闊,繼而激發起她們投身其間的熱情,融入文明創造的活動,去尋找生命存在的意義。

 

Q:您強調孩子需要擁有自由的時間,以及融入人的創造活動,請問如何將這兩件事結合起來?

有自由才有創造,一個禁錮的心靈不會瞭解創造為何物。給予孩子自由,然後給他們好的環境,讓他們看到人如何在艱困中開拓文明;看到文明創造過程中一步步沈重與迷亂的腳跡;看到除了轎車洋房之外,種種美麗的作品、曲折的思想、還有滲入地裡的血淚與汗水。自由的心靈會因而感動,因而聽到遠古的心跳與呼應遠方的召喚。創造的苞芽會因而甦醒,因而綻放成遍地的繁花。

可是我們對待孩子是用另一種迥然不同的方式:限制孩子們的自由,因為我們自己有強烈的不安全感;扼殺孩子們創造的興趣,因為我們擔心孩子未來的出路。「孩子們應該乖巧,多做功課、考好試、找個好工作、結婚生子、然後老去,完成世代交替!」平庸一代代複製著平庸。

 

Q:根據您的說法,當一個孩子發揮他的創造力,就等於發揮他的自由?

自由是創造的前提,但也因為生命中不斷地進行創造活動,自由才因而深刻。沒有創造的自由,會變得空虛輕浮。是的,人發揮了他的創造力,便在發揮他的自由,但反過來說,他所擁有的自由也變得富麗多姿。

自由使人敏感,一個自由的心靈才能感知山的呼吸,聽到花開的聲音。創造工作需要敏感。

一個擁有自由與創造的人生,雖則風雨不斷,終究是幸福的人生。為了孩子的自由與創造,塑造他所需要的環境,便是在鋪陳孩子幸福的一生。

 

Q:請問一個孩子本來就是自由的?還是需要被照顧、訓練的?或者說這是一種階段性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該如何幫助一個孩子從不自由的狀態,進展到能夠發揮自由的狀態?

孩子出生不久便需要有身體的自由,才能感知世界,體驗世界,並發展身體的協調能力,發展語言與概念思考。大人要做的是提供成長必要的資源與安全,包含精神的溫暖,但不是限制他身體的自由,即使面對危險時所做的限制,也必須降到最低的程度。我的兒子詢兩、三歲時,同我走在田野,他貼近水溝邊去抓紡織娘,我雖擔心他掉下水溝,但總克制自己不出聲制止,這在一般大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甚至是不負責任的。我知道他會有掉下水溝的危險,但只要那危險不會致命或殘肢,那就好了。同一段時期我常帶詢爬山,經過坍方的小山路時,我心裡也是這樣想:只要山崖下一、二公尺有雜木林擋著,我便讓他自己走過去。剛開始我還要他抓著我伸向他的柺杖,後來發現沒遞給他柺杖,他反而走得更平穩自在。

有了「身體的自由」,孩子也希望有「選擇的自由」,選擇這個或那個的自由。「選擇的自由」會牽涉資源或文化等層面深入複雜的問題。例如:買玩具、染頭髮、教養、面子、公共場合的行為舉止、做不做功課、決定自己的興趣…等,這些都需要細緻的看待。身為父親,我所持的態度是讓子女明白父母的處境與看法,再同他討論。牽涉到教養和面子的事,我盡量讓他自己去面對後果,而不擋在他前面為他承擔,因為我們這一代人已太社會化了,當我們必須為他的行為舉止承擔後果時,我們便要不斷地限制他。

最後是人「精神的自由」,這是每一個人終身修為的課題。但對於成就出色的創造工作,這第三層次的精神自由,無疑是最重要的。

 

Q:現代兒童受到影像(如圖畫、電視、電影、電腦等等)的影響似乎比語言還大。您覺得在訓練一個孩子的創造力時,該如何運用這些媒體?是否有些媒體會激發兒童的創造力,有些則會扼殺兒童的想像力?

宮崎駿的「風之谷」、「龍貓」、「魔法公主」這類動畫幽祕詭譎,又暗地裡埋伏真實的人道主義與社會批判,對孩子的創造力有正面的影響。相對來說,迪士尼的動畫聲光色影都十分重口味,十分誇張,商業色彩甚濃,刺激娛樂的效果當然是有的,但對孩子創造力與想像力的影響,卻是負面大於正面。

人不只在繪畫、作曲、寫詩、編劇時才進行創造活動。外界的一切透過感官進入大腦之時,人也在進行創造,尤其在孩童階段。外在世界提供的是素材,人在認識世界的過程中,必須不斷對這些素材加以重構,使這些素材有了意義。如果外來刺激太強烈,像誇張的聲光色影,它會霸佔我們的感官與思維,削弱了重構與創造的分量,使人失去主體性,淪為聲光色影的接受器。

至於作品創造,更是這樣。例如平日把重構後的素材貯放在大腦,到要繪畫時則需進行再創造,來呈現自己對世界的瞭解、自己的感受、感情與感悟。尤其小孩因無法精確的畫出具體圖像,常用抽象的方式表達,這樣反而脫離具體圖像的束縛,呈現他的原創力。

另一方面,大人給孩子欣賞的作品,包括繪本、詩歌、漫畫、電影等等,一般都犯了太寫實的毛病。抽象才能留給孩子較大的想像空間,太寫實的東西會把孩子的感官和思維塞滿。但抽象的處理並不容易,所以好的抽象作品很少見,許多試圖抽象的作品都流於「無厘頭」,甚至內容空洞。

孩子的內心世界是敏感又喜愛神秘多變的,三流的兒童文學作家看不到這點,所以提供許多「假可愛」或說教的作品,商業色彩太濃的漫畫家或動畫家更不管這些,他們只顧賺錢。如果真的為了孩子的內在發展,一定要先瞭解孩子,給孩子接觸的作品,必須好好的經營「抽象」與「豐富」這兩個要素。另一方面,音樂、詩歌、故事,給予孩子想像與重構意義的空間,會比視覺影像大得多。聽一個故事,人物與場景需要聽者自己在心中重構與想像,但看漫畫或電影,那些明確具體的影像已塞滿了你的心。

這也就是說,要創作好的影像作品,更要小心經營「抽象」這個質素。

 

Q:您在《童年與解放》一書中談到「思想解放」的問題,您認為在台灣應如何落實思想解放的教育模式?

這個問題牽涉太廣,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講清楚的,所以我寫了兩本書。「自由」、「打開經驗世界」,都是思想解放的基礎。台灣教育對這兩件事都沒好好的做,反而不斷在限制孩子的自由,在窄化孩子的經驗世界。

思想解放是人發自內心的一種價值重構。只有經過長年的探索思辨,到了某個時候,發現社會既定的主流價值,與自己的生活、觀察、體驗、思辨不一致,於是想跳脫那些束縛,才透過大大小小的解構重構,找尋自己作為人的意義與價值。

這個過程的先決條件是「自由」,而且在探索思辨時,必須有廣大的經驗世界作為基礎。與這世界深度連結,與人類文明相互融入,把別人在不同時空下的經驗,批判地融入自己的主體經驗,人才不致閉門造車,才能重構出一套進步的價值。人類的文明不只是一代代傳承,而且要一代代創新。創新的不只是物質生活,同樣重要的是精神生活,是價值觀、世界觀。每一個人的思想解放,在這裡扮演了關鍵性的作用。

除了「自由」、「打開經驗世界」之外,思想解放過程中必須藉助「抽象能力」去掌握世界的「普遍性」。所以「發展抽象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內在能力,但人的抽象能力,不是先天就發展得好好的,事實上,人類文明的特徵,便在於「抽象」。抽象能力是需要一步步慢慢發展,慢慢成長的。學校教育要進行思辨、討論,帶引學生進入抽象世界,擷取並發展抽象能力,這也是學校教育的重要功能。

所以,在《學校在窗外》一書中,我用了很大的篇幅在強調「打開經驗世界」與「發展抽象能力」,我覺得學校教育該做而且只做這兩件事,其他便是與孩子做朋友,平等對待,而非管教與限制。 

 

Q:您提到有關「普遍性」的問題,我們雖然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但是大家卻不知道普遍性的來源。請問普遍性的原則究竟在哪裡?

如果一個人對世界的瞭解完全陷於個人的特殊經驗,而不去找尋世界的普遍性,那麼他就很難累積知識,他的經驗世界會變得瑣碎。一個人,如果有好的抽象能力,他會善用抽象能力去找尋普遍性,這樣經驗才有了意義。例如:當他看到很多人為了要運動,每天去健身房使用跑步機,如果他常在思索能源與生態的問題,他看到的是:使用跑步機是「雙重消耗能源」。因為人吃了食物,沒有轉化成可使用的能量,這是第一重消耗;進一步使用跑步機轉動機器,甚至在健身房中開冷氣,讓人在跑步機上跑步不致太燠熱,這是第二重能源消耗。別人看到的是許多人在跑步機上跑步運動,他看到的則是深一層的「普遍性」—「雙重能源消耗」。當更多的人都能進行這類思考,看到世間事物的普遍性,世界才會因反思而變得比較美好。當然,「普遍性」也會流於教條,壓迫「特殊性」的存在,兩者是辯證的,必須細緻地處理,才能免於劫難。

 

Q:有關「抽象能力」,法國的教育是用哲學來培育一個人的抽象能力,但事實上,科學或數學也能夠發揮一個人的抽象能力。您認為台灣的科學教育是否有助於發揮一個人的抽象能力?

台灣的科學教育主要是為了訓練技術人才,而且基本上,台灣並沒有所謂的哲學教育。數學本來有提供訓練抽象能力的課程,但是數學是一種自外於人文社會的封閉系統。所以,雖然數學有訓練抽象能力的課程,但是若沒有融入整個人文社會,有時會流於封閉,對思想解放的益處也變得非常有限。

但是,數學所提供的抽象訓練最為細緻、最為深入,因為數學是抽象難度最高的學科。因此,一般說來數學家有一個好處,那就是他們思路比較清晰,而且他們考慮問題是回到根本層面去思考。數學(及數學基礎)探討的是自然最深層的規律和法則,一個優秀的數學家經常會從根本去探討問題,不易被世俗的權威所支配。反越戰時期,在美國有很多反戰的數學家都挺身而出。不過,就如我前面所言,數學家若沒有與人文社會連結,他們的思想容易流於偏頗。

 

Q:現代的父母為了讓孩子「別輸在起跑點上」,所以紛紛提早讓兒女出外學習許多藝能。請問孩子的適學年齡究竟是幾歲呢?

我難以說出一個普遍的適學年齡,因為這要根據每一個家庭的狀況。比方說,一個勞工家庭所能提供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註1)較弱,因此父母無法讓孩子有多元學習的機會,但是,他們又擔心孩子會重複停留於父母的階級地位。

許多人口頭上說現代的社會沒有所謂的階級,宣稱即使當一個拾垃圾的工人也是非常尊貴的,但是反過來問,如果他們的孩子將來去從事類似的工作,他們真的會無所謂嗎?我們雖然都反對社會有階級,但是它的確存在,而且不同的階級會有不同的待遇,例如:有些人一天要工作十八個鐘頭才能混一口飯吃;有些人一天只要工作幾個鐘頭,就有相當優渥的待遇。我們須感激並尊重那些在社會底層辛勤工作的人,而且要協力爭取提高他們的待遇與福利,但社會階級明顯地存在,我們必須面對現實,不能視而不見。許多文化資本較弱的父母提早把孩子送出去學習,無非是希望孩子將來的階級地位能夠提升,不至於跌入社會階級的底層。

所以,當家長詢問我孩子是否該提早學習一些才藝時,我會先瞭解對方的家庭狀況,以及孩子的情形,才能開始討論這個問題,否則會產生誤導。不過有一個基本的原則,即孩子都需要足夠的文化刺激。一個勞工家庭的孩子通常缺乏足夠的文化刺激,他唯一的文化刺激都是從電視來的,因此他的起跑點就輸給了中產階級的孩子,所以,不應該反對讓他有機會出去學習一些東西。相對地,一個孩子如果已經擁有豐富的文化刺激,那就該多給他一點空閒的、自由的時間

總之,這個問題牽涉到父母對孩子的期望,以及家庭的文化資本,所以沒有一個定論。有的中產階級家庭已經擁有足夠的文化資本,但是父母仍然提早讓孩子學習許多藝能,這是父母觀念出了問題。對於勞工、農夫、攤販等等,我不會一味的鼓勵他們別讓孩子學習太多東西,好讓孩子擁有一個快樂的童年,因為這種鼓勵也許會讓他們孩子的將來更沒有機會和希望。

但是,父母提早讓孩子學習許多學科和才藝,孩子將來是否一定會成功?是否能在這個階級社會中往上爬?那就不一定了,這需要看個人與環境。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別把孩子的時間佔滿,這樣對孩子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父母需要給孩子一些自由的、屬於自己的時間。

 

Q:要落實您以上所談論的這些理念,學校以外的民間團體可以有哪些貢獻呢?

推動一些可以討論問題,進行反思的場域,像《人籟》不就在做這類工作?教育改革、社會改革、改善公共媒體品質、普及並提升社區圖書館、發展讀書會……等都很重要,民間應監督並協力影響公共決策,包括用公民投票去改變目前凡事皆由上而下的決策,不要老是被政治人物操控一切。這些年來,民間在各地努力去推展的社區大學,本來用意也是為了讓人民有機會去進行反思。你若到一些社區大學去看看,也許會注意到有些人不只去那裡學一些新的東西,更重要的是,他們開始在思考原有價值觀的問題。

現代的人出生以後,就進入一個軌道,這個軌道裡只有兩樣東西;一樣是工作,一樣是家庭,所以現代人的思想變得很單調,缺乏多面向的思考。社區大學的價值就是讓人脫離工作與家庭的箝制,進入一個新的「場域」(field)(註2),在這裡他會認識一些新的朋友。不像以往只接觸親戚、同事等等。這些新的朋友與工作、家庭沒有直接的關係,所以能自由的發展出另一種情誼,並且共同學習、探索。雖然社區大學並非有計畫地去規範學生的發展方向,但它能夠提供一個環境,讓他們可以有多線角度的思考。

 

Q:在教育的事上,我們是否該討論兒童究竟有沒有「惡性」?還是最好別去討論,認為他們的本性會慢慢被塑造?

我比較傾向後者。孩子的可塑性很大,新的環境與新的教育方式,可以轉變一個孩子的原有性情。事實上,問題不在於孩子會不會轉變,而在於大人懂不懂得孩子?知不知道用什麼方式教育孩子?肯不肯細心又用力地去塑造一個讓孩子成長的好環境?

每個人,不管大人或小孩,其實都有兩面:「善性」與「惡性」。大人要先面對自己的「惡性」,才來談怎麼看小孩的惡性,唯有如此,才會瞭解所謂「惡性」的意義。大人常常自我催眠,以為自己是那個道德已昇華的好人,這其實與事實不符。人的欲望與社會規範經常衝突,不能假裝看不見這個衝突,或自動擦拭自己邪惡的念頭。人只有先面對自己,才能好好地幫助別人,了解孩子。有些做心理輔導的人,心中常有一把尺,這把尺是社會與道德制訂出來的尺,他們以此去輔導別人,而忘了真實存在的自己,塑造出一個假的、善的自己。這樣的輔導有什麼好處呢?

去處理或輔導孩子的行為與人格時,我擔心的是我們常不自覺的把孩子當作「他者」來看待。 

大約四十年前的農業社會,孩子們擁有充裕的時間玩耍。但是,現在的孩子卻需要花相當多的時間,去研習許多學科與才藝。我們不禁想問:身為四十年後的兒童,究竟是幸福的?還是一件不幸的事?

如同我們一開始所討論的,「幸福」如同「無聊」一樣,也有著不同的意義。我們大人不妨也可以問問自己:如果回到童年,你最希望擁有一個什麼樣的童年?仔細想過這個問題,我們會更知道怎麼帶引孩子長大。

回到我們的主題,對於「無聊」這件事,我們必須要以更宏觀的角度來思考:我們的社會文化和教育體制,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我們給孩子們的是什麼樣的環境?如果我們的孩子越來越不喜歡上學,不喜歡大人為他們安排的活動,或是更根本的對生命感到倦怠、對社會產生抗拒,是誰出了錯呢?是孩子嗎?還是我們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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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1)文化資本:為法國社會學家Bourdieu所提出的概念,即兒童由其學校或家庭的階級領域中所繼承的文化能力,例如菁英階級會刻意培養子女擁有某種品味,以鞏固他們的優勢地位。

(註2)「場域理論」把社會分成各種「子場域」,它們各自以各種「資本型態」活動於結構性、制度性的社會「大場域」中。

 

學校該做而且只做這兩件事

我主張學校教育應做,而且只做這兩件事:
打開人的經驗
發展抽象能力
而做這兩件事,是基於每一個孩子天生都有與世界連結的原始趣向,藉這兩件事充份發展孩子與世界真正連結的能力。從這種與世界互動的能力出發,孩子自然會發展出他的維生能力,也會延伸出豐沛的創造能力。

  一般教育工作者用「德智體群美」五育拿來作為學校教育的目的,尤其人格教育更時常被當作學校教育的重要目標,不斷被提醒要努力加強。

   我所以會從人存在於這世界的原始趨向:「維生、互動(或稱連結)與創造」出發,來探討學校教育的本來面目(見篇一),是因教育應以個人內在的發展,作為唯一的目的,而不能以這一代人的價值觀為標準,去複製下一代的孩子。

  像五育的教育觀點,看起來是中立的,但本質上還是外加的標準。例如德育,當教育者把人格教育當作教育工作的重要目的,那麼他便必須去尋找一套「好」的人格標準,複製在孩子身上。

  如果要以孩子作為主體,讓他獲取最大的內在發展,我們只能回到他活在這世界的原始趣向,去探討如何讓他沿著天生的趣向,充份發展,例如每一個人天生都有創造的趣向,教育者的工作便在於如何讓他擁有不斷創造的環境,讓他溶入人類的創造文明,從這裡去發展他獨特的創造活動?而非反過來壓抑他的創造欲望。

  同樣,因為每一個人天生都有與世界互動,與世界連結的趨向,例如每一個人都天生好奇,都天生想要找尋朋友,這便是要與世界連結,教育者的工作也在於協助孩子拓展經驗,讓孩子看到自己在世界所處的位置,從而了解自己。毫無疑問,一個了解自己在世界所處位置的人,便擁有成熟的知性與人格。

  當然,維生也同等重要,一個人如果無法維生,他的日子會過得非常辛苦,他的生命會被生活折磨殆盡,有時他的創造活動或反而旺盛,但更多時候他的創造活動會因三餐不繼而被迫停頓,他與世界的連結亦會被扭曲。教育者固然要協助孩子培養維生的能力,但前文已談過,一個透過與世界密集互動,與世界真正連結,生活經驗廣大厚實,善於思辨,善於與人、與社會與自然相處的人,維生對他不致構成困難。事實上,對於這樣的人,只須在他接受學校教育的後期,提供學習專業技能的機會,他便得以掌握維生的能力。

我要說的是,學校教育不應像今日學校的現狀一樣,純為加強孩子的競爭力,為他們未來的出路服務,以致扭曲了孩子的價值觀,背叛了學校教育的宗旨。

  在「維生、互動、創造」三項關於人的原始趣向中,維生不必教,創造不能教,留下來的便只有互動一項。所以上文(篇一)我主張學校教育應做,而且只做這兩件事:

打開人的經驗

發展抽象能力

  而做這兩件事,是基於每一個孩子天生都有與世界連結的原始趣向,藉這兩件事充份發展孩子與世界真正連結的能力。從這種與世界互動的能力出發,孩子自然會發展出他的維生能力,也會延伸出豐沛的創造能力。

 

  為什麼我會挑這兩件事:打開人的經驗世界與發展人的抽象能力,作為學校教育該做而且只該做的工作?

  未受教育的人,雖然對週邊的生活有深刻的體驗。但他的經驗世界狹小,沒有太多機會把自己的生活經驗,拿來與別人在不同時空下的經驗,相互印證,因而看待事情只陷入自己的特殊經驗。這使得他的內在發展受到很大的局限。

  知識不過是人的經驗,並非巔撲不破的絕對真理。如果把知識大體分成三個主要領域:人文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人文學是作者對人世所深刻體會的與相關的研究經驗,只是每個作者所採的形式不同,所用的手法獨特。社會科學是人組織社會經營社會所累積的經驗。自然科學則為人面對自然,與自然對話所留下的經驗。

  一個人必須把自己的經驗,拿來不斷與他人的經驗相互印證,視野才能廣闊,心思才能周延,思路才會清晰,人的內在世界才能充份發展。

  可是絕大多數長年受過學校教育的人,心智並不見得成熟,為什麼?從眾多知識份子身上,我們看到兩個通病:

套公式 與 浮離於真實世界之上

  病因如下:學校裡教的知識,是將人類千萬年累積下來繽紛龐雜的經驗,經過編裁整理,而加以抽象化、普遍化、分類化、標準化的所謂人類經驗精華。這套經驗精華是一整套有系統的套裝知識。由於經過抽象化、普遍化的處理,套裝知識的內容,看不到個人特殊經驗的痕跡,看不到眾多的例子與故事。

  沒有個人特殊經驗,沒有眾多的例子與故事,學習者不易拿自己的生活經驗,拿自己的思維經驗,與所學習的內容相互印證,學習者不易溶入套裝知識底層的那些真實的人類經驗。

  原來,套裝知識是要經由抽象,去擷取世界的普遍性,讓人掌握世界的普遍性,並以此放回真實世界,去印證真實的特殊經驗,去了解真實的、看得到、摸得到的具體現象。

  但由於學習者沒有機會參與套裝知識的編輯過程,由於他只被迫學習套裝知識中那些看不到、摸不到的抽象內容,被迫操作套裝知識中那些代表普遍經驗的文字符號,因此他也失去機會去了解,那些抽象內容與具體現象之間,那些普遍經驗與特殊經驗之間,緊密無間的關連。

  所謂公式,便是套裝知識中那些抽象內容的普遍法則。由於學習者已把絕大部份的心力,放在學習套裝知識中的抽象內容,他無暇去摸索、去累積豐富而具體的,屬於他自己的特殊經體,以此印證套裝知識中那些抽象內容所代表的普遍經驗。如果學校又不能協助他去連結這兩種經驗,讓他意識到他所學的知識只不過是特殊經驗的抽象,那麼他只好一知半解的留連於文字符號的公式堆裡,當他回來看待真實世界時,繽紛多變的特殊現象使他迷惘,他只有回去抽象內容中,搜尋現成的普遍法則,企圖用套公式的辦法,生搬硬套去處理實際世界的問題。也因為這樣,他的思維始終是浮離於真實世界之上。

  這是學校教育最大的失誤,也是百餘年來,知識與真實,發生嚴重斷裂的主因。

  如果學校教育能協助人重新對待知識,把知識當作不同世代、不同地域的人們所累積的經驗,並隨時與人的生活經驗、思維經驗,不斷印證、不斷修正;幫助人發展抽象能力,幫助人意識到抽象是為了從特殊經驗擷取普遍經驗,再放回特殊現象,那麼學校教育便完成了它的功業,因為無數經過學校教育陶冶的人,都將會進行獨立思考,作價值判斷,對種種公式教條知所批判,對世界的普遍性能拿捏分寸,也隨時能切換角度,了解他人的感受,他人的觀點。

  如果學校教育做而且只做這兩件事:打開人的經驗及發展人的抽象能力,那麼無數經過學校教育陶冶的人,將會比今天的人具有更豐沛的創造力,因為他們天生的創造力未如今天受到套裝知識的壓抑,也未如今天受到集體管理的馴化;他們會做出更好的創作,因為當他們打開自己經驗的同時,不斷溶入他人的創造經驗,溶入人類的創造文明。

  無數經由學校教育陶冶的人,將會比今天的人更知道如何恰如其分的擷取自然資源,發展更佳的維生方式,經營較充實較愉快的生活。不致像今天的人類這樣貪婪又無知的踐踏我們賴以維生的蓋婭-大地之母,因為在他們打開自己經驗的同時,他們不斷的思索自己在真實世界中的位置,他們將比今天的人類更了解世界,了解自己。

  如果說學校教育還有第三件事該做,那麼這第三件事便是留白;留更多的時間與空間,讓學生去創造、去互動、去冥想、去幻想、去嘗試錯誤,去表達自己,去做各種創作:編舞、搞劇場、玩樂園、打球、辦社團,讓他們自由的運用時開與空間。

  今日多數人對學校教育的了解,不外是:

-教歷史、地理,以打開人對世界的認知,使人知道過去會發生些什麼重要的事,知道遠方大概是個什麼樣子,有哪些物產,哪些城市,哪些河流。教科學以使人深入大自然,知道物質內部、知道地球之外的宇宙、知道生命演化與機轉的層層秘密。教語文,以促進不同民族之間相互溝通。至於教數學,除了使人學會加減乘除以敷日常生活需用之外,教數學做什麼?

  有人會說,學習數學是有用的,至少對未來以理工為專業的人而言,是有用的,因為數學是科學之母。但學生在兒童或少年時期誰也分不清他未來是否要學理工,所以每一個都應該學數學,所以學校也應該教數學。例如教每一個人二次方程式如何求解。

此外,學校還應該教一點做人處事的道理。教一點音樂美術。

  許多年前對於學校教育該做什麼,我也是樣想。六○年代我剛從大學畢業,我還沒把自己成長的經驗與學校教育的角色,連結起來思考。我經歷過的學校教育,讓我對學校教育的了解停留在套裝知識的傳授,停留在上述歷史地理語文數學的思維,當然當時台灣的學校教育已不再這麼單純,它還教你兩樣東西:競爭與規矩。

  競爭在於替未來謀生鋪路,規矩則為了馴化(並效忠當時的統治者)。這是大人主流價值的兩條主軸。

  可是年輕時,我連這些都不很清楚,只是不喜歡學校,不喜歡考試,厭惡體罰、厭惡口哨的號令聲及擴音器的吼叫聲。

  我以為學校本來就是那個樣子。

  到一九七四年,因參加教育部委託台大編寫的高中數學實驗教材計劃,經台大借調深入各地中學去試教,我才有系統地重新思索學校教育的角色。

  前文提過伊凡.伊里奇的一段話[註一﹞。他在同書中又指出「教」與「學」經常被混淆在一起,一班人常誤以為有教就有學,誤以為教師教某些知識,學生就可以學到那些知識。固然技能方面的培養,或許能因教而學,換句話說,學習者可能因技能課程的加強教導而有效學得那些技能,但其他方面像文化性的、感知性的、思考性的、探索性的、批判性的知識,有教無學,反而是常態。他說:「大部分我們所認知的東西都是在學校之外學會的,大多數(有效)的學習都是學生自己進行的。我們在沒有教師的指導下學習說話、學習思考、學習愛、學習感知、學習遊戲、學習詛咒、學習政治與學習幹活。連教師日夜照料的兒童也不例外。孤兒也好、智障兒也好、甚至教師自己家的子女也好,都在專為他們設計的之外,學到他們後來學會的大部分東西」。伊里奇的看法基本上是對的,因為學校的制度化教育,主要在教導套裝知識,並未著重經驗的印證,但 人真正學得知識一定要有經驗的印證,要經過經驗的同化與順應[注二﹞。所謂「知道某個國家有哪些物產、有哪些城市、哪些河流」,對學習者來說,還不成其為知識,因為「知道這些東西」並無法轉化成人的經驗,隔幾天幾月便可能忘掉,便可能由「知道」變成「不知道」。除非些物產、這些城市、這些河流與歷史某個事件連結,而這個歷史事件又有些能讓學習者溶入的故事,因而與學習的經驗相連結。

  我所強調的印證經驗,可以說是「知識經驗化」,但不能浮淺的化約為時下流行的「知識生活化」。人內心的經驗網路,以人周邊的生活感知,作為網路的核心,透過思維與感知的辯證發展,織成細密的經驗網路。人學習知識,必須以自身的經驗網路,做為主體,去汲取新的經驗,予以同化,或調適自己的經驗網路去順應新的經驗,這裡所謂經驗,包含感知與思維。而非單純的生活經驗。把「知識經驗化」當作「知識生活化」,這種庸俗的教育觀點,會扭曲經驗知識的意涵。

  經驗印證的過程,必須伴隨批判。所謂「批判」不是一味要「批判人的錯誤」,而是警覺經驗的衝突。人的主體經驗,隨時可能與外在的客體經驗衝突,在經驗網落的發展過程中,人的主體經驗不只限於吸納或屈從客體經驗,有時還須修正經驗,但修正是雙向的,修正客體經驗以同化於主體經驗中,或修正主體經驗去調適客體經驗,這便是經驗批判。人從不斷的經驗批判中,建立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能力。

  皮亞傑談同化與順應是針對於認知圖式的發展,我則將之放在經驗網路上。對認知圖式的發展而言,人的認知圖式所面對的客體世界,是相對中立的,例如容積不因容器的形狀而變。但我談經驗網路的發展之時,因客體經驗並非中立,例如「世界的本質是恆久不變的」或「人性是掠奪的,因而戰爭不可避免」這是主流價值下的客體經驗,當人接觸到這些論述時,必須自覺主體經驗的存在,去檢證客體經驗,以批判的態度去接受或貶斥客體經驗中的論述。

  依我看來,只有發生知識,沒有學習知識。因為經驗不經過印證,不經過批判,對學習者而言,便產生不了新的知識,因為那個新的知識沒有溶入主體經驗,它依然是別人的客體經驗。知識不過是不同時空下的人的經驗,這些經驗,無法依靠單向的輸入,而學習得來,只有學習者充分意識到自己主體經驗的存在,以自己主體經驗去印證去批判客體經驗,才能發生新的知識,所以說知識只有發生,無法只憑學習得來。

  但依循通用的語辭,我仍然沿用學習(Learning)這個字眼。只是當我使用「學習知識」之時,指的是「發生知識」。

伊里奇認為只有技能可以透過教導而作有效的學習。事實上任何操作性的知識,形式化的知識,都可以因教導而做有效的學習,這是造成一般人誤解的原因,以為所以的知識都可以因教導而發生。也因為這樣,一般人會仰賴教師,仰賴學校來教導人所有的知識。

  我了解伊里奇非學校化(deschooling)的激進訴求,並認同他對當前學校教育的觀察,他主張廢除學校,因為學校制度使人失去了認識世界,了解世界的能力。學校教育,由於大量灌輸套裝知識,確實忽略與人的主體經驗相互連結,造成多數受過學校教育的人,都浮離於真實世界上,只知道一些普遍法則,而習於以套公式的方式,對待人生。

  但伊里奇忽略了抽象能力的培養,也忽略不作系統性的學習,人的抽象能力不易深入發展,而抽象卻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特徵。固然人的創造力,人的想像力是生來俱有的,抽象能力卻不是天生的。

  抽象的方法深耕人類的文明,提煉世界的普遍性,使人可以脫離具體情境,在看不見的抽象世界裡探索與思考,尋找文明的精神。巴里島的繪畫藝術色彩艷麗,樣態豐盈,描繪民間生活維妙維肖,但繪畫中沒有抽象的手痕,因而侷限了人的想像空間,也框定了創造的生命力。

  系統的、符號的、累積性的學習,可以發展人的抽象能力。非學校化的,分散式的主動學習,固然可以緊密的與人的主體經驗相連結,但不易訓練出人的抽象能力。

  學校教育的套裝知識可以培養人的抽象能力至初級水平。但如果要深化抽象能力的發展,套裝知識必須經驗化,結合抽象與想像,分析與直覺。只有這樣才能深化人的抽象能力,同時深化人的想像與創造。

  目前學校教育只著重套裝知識。但無心插柳確實也培養了少數知識份子的抽象能力,而多數的知識份子也學會運用抽象語言。這個是目前學校教育唯一有益的功能。

  幾年前,我在社區大學,把一些通俗的社會學、教育哲學的書籍拿給學員閱讀,他們閱讀時的困難不在於內容本身,內容對他們來說反因已有的生活經驗相對豐富,比起大學在校生來說,容易領會。他們中間許多人學歷較低,閱讀的困難不在內容,卻在抽象語言本身。但學歷高的人,閱讀的困難則恰好相反:不在抽象語言,而在內容。

  弗雷里(Paulo Freire)觀察到許多少受學校教育的農民,雖然不善於抽象語言,但如果所閱讀的抽象詞量與他們的現實生活直接相關,例如「水井使用權」或「向債主借款」這種對他們來說具有關鍵性影響的字眼,農民可在四十個小時之內學會。

  這正好說明少受學校教育的人,所面對的困難不是那些文字符號本身,而是在文字符號背後所帶來的抽象的普遍觀念,當這普遍概念直接指涉具體的事務,如「水井租用權」等,那麼相應的文字符號對他立即產生意義。

  伊里奇主張廢除學校,改用主題學習,讀友選配及小組討論來進行人的主動學習。這是進步的觀點。他所以如此主張,是因學校把教育制度化,從而掏空人的智能,並使學校教育與真實世界分離。

  但在人的成長歷程中不能忽略抽象能力的發展,而抽象能力的發展必須經由累積式的學習。我的看法是如果存在一種學習系統,能一方面打開人的經驗,又能發展人的抽象能力,使人在打開經驗的同時,能夠真切掌握特殊經驗與普遍經驗之間的辨證關係,從而使人真正與世界連結,那麼具有這種功能的學習系統不論是學校或非學校,都是好的教育系統。

  目前的學校教育,採用套裝知識的學習,雖然可以讓多數人無意中學會抽象語言,但抽象語言只是抽象能力的起點。多數受過長期學校教育的人,雖因抽象語言而跨過抽象世界的門檻,但他們並未進入抽象世界。主要原因是:學習套裝知識時,他們只學得抽象的形式,並沒有學習抽像的過程,因為編製套裝知識之時,特殊經驗已被刪除,只留普遍經驗的空殼-普遍法則。學習者沒有學習如何從特殊經驗抽離出普遍法則的過程,也沒有熟稔如何從普遍法則放回特殊經驗,藉以檢驗並修正普遍法則的過程。學習者在抽象形式中只學習普遍法則的操作。因此學習者學會抽象語言,卻未發展出真正的抽象能力。

[註一] 見篇一之五第十七節。

 [注二] 在《童年與解放》一書中,我提出「經驗網絡」的概念,並對經驗網絡的發展作結構性的描述,參見該書第五十五節。

 

(本文為《學校在窗外》內文節錄,pp.66-80)

從鄉野三害談台灣公眾力量的形成

光害不只模糊視線,使人看不到星星,更因大量浪費能源,造成環境污染,並干擾候鳥及夜行性動物的生態,甚至破壞人體的自然規律,使褪黑激素分泌失衡,間接致癌。

除開這些有形的傷害之外,對於人類無形的精神文明,光害亦帶來潛在但不容忽視的破壞。最明顯的是人的內心經砌積千年源於大自然之美,而萌生的細膩情感,正迅速在瓦解。….台灣的鄉野(含山路與海濱),近年有三害:水銀燈、紐澤西水泥護牆及殺草劑。

近日因火星大接近引起觀星熱潮,論者(何沙崙,2002.8.27,中時A15)為文指出光害不只模糊視線,使人看不到星星,更因大量浪費能源,造成環境污染,並干擾候鳥及夜行性動物的生態,甚至破壞人體的自然規律,使褪黑激素分泌失衡,間接致癌。

除開這些有形的傷害之外,對於人類無形的精神文明,光害亦帶來潛在但不容忽視的破壞。最明顯的是人的內心經砌積千年源於大自然之美,而萌生的細膩情感,正迅速在瓦解。人類的文學藝術無一不孕育於這種融入自然的美感。十多年前,晚上坐在窗台,我可以靜靜沐浴於月光,思索亙古詠月的詩句,洗滌心底的塵垢。但近年水銀燈架設在臺灣城鄉每一個角落,夜裡連臥床都無法逃離它強悍刺眼的照射。台灣的鄉野(含山路與海濱),近年有三害:水銀燈、紐澤西水泥護牆及殺草劑。這三害到處肆虐。行吟於山間海濱,徜徉於田園小徑,最痛苦莫過於看到往昔美麗的風光,日日在消失。路畔花草因殺草劑變成一片枯黑如入煉獄,螢火蟲亦逐年銳減,僵硬醜陋的紐澤西水泥牆則阻擋行人望向山海與林原的視野。因恐白天外出,為這四周無知的糟蹋而觸目傷情,於是改成夜遊,但夜裡水銀燈強悍的亮光,又遮斷滿天星月,引頸仰望只看到灰撲撲一片令人暈眩的光幕,人囚罩於光幕之下,猶如困居於斗室之中。這是沒有夢、沒有詩、沒有冥想、沒有歌詠的世界,這世界不會孕育出「風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誰叫桂葉香」的詩意,也不會產生月光曲的靈感。當我們如此恣意破壞週遭山河的美感,留給年輕人如此醜陋的生活環境,又何能奢談人文教育,奢談文化建設,奢談心靈改革?

鄉野三害的猖獗有其結構性的原因。今日台灣中產階級興起,公共運輸不發達,牽動自用車上山下海四處流竄,而道路設計則純為開車族的便利,亦為紓解中產階級的不安全感,因此水銀燈無路不設,紐澤西水泥「護牆」無處不擋。至於濫用殺草劑則因人工除草的成本昂貴,鄉鎮政府以此節省經費,卻破壞自然生態。

當然背後的支撐力量還是利益,有工程便有錢賺。正當的與不正當的,都在推波助瀾。喜愛自然的激進人士早有「建設便是破壞」之說,每看到工程車出現,皆憂心忡忡。又念及政府喊窮,無力教改,更覺譏諷。

進一步深究,則政府心不在維護自然景觀,難逃其咎。拼經濟是歷來政府的一貫立場,國民黨與民進黨,再如何政黨輪替都如出一轍。近年著重觀光,卻大幅破壞自然,無非是為了拼一時的經濟爭取選票,連長期的觀光事業也一併犧牲。有一則故事流傳於民間,某年有法國人來台灣旅遊,夜間在山野看到幾千螢火蟲青光點點,忽明忽滅,致目眩神搖,讚嘆為世間奇景。隔些年同一時節,鼓動友人及六歲兒子重遊舊地,夜夜等待,螢蟲蹤跡杳然,終敗興而歸,尤其兒子更一路哭回法國。

這是當政者的短視使然。台灣原為美麗之島,四周則為婆娑之洋,保持自然美麗的風貌,以興觀光,正可拼經濟又維生態,更提升文化水準,充實人生。可惜不恥之徒,反殺雞取卵,令人扼腕。

再深究一層,台灣要步入現代社會,卻苦無形成「公眾」的概念及「公眾」的力量。這是台灣社會放任政府操短線爭選票的背景條件,政府、私人與公眾,是現代社會的三腳架。公眾是社會的理性力量,用來督促政府所擬政策顧及社會整體利益與長期發展,不致只圖利私人或為某一階級服務。台灣經過幾十年的政治戒嚴,公領域萎縮,人的生活與視野,局限於私領域。公眾力量無由開展,公眾的概念亦薄弱無力。解嚴之後,不幸當政者又不肯釋放權力,讓人民參與社會重建,致使十五年過去台灣社會迄無代表公眾的聲音,看不到一股進步的公眾力量。這是今日台灣政治亂象叢生,台灣社會是非不明的主要根由。

公眾的力量無法形成,大眾媒體亦應負責任。媒體自我窄化,被消費市場與族群情結支配,確有怠忽職守之實。公眾意識的基礎是公共論述。發展公共論述原是媒體的責任,不幸大眾媒體無意發展公共論述,卻為腥羶事件巨幅報導,以此餵養大眾,讓大眾對參與社會的熱情,消散於一朵朵聳動新聞的漣漪之中,令人徒呼奈何。

缺乏公共論述,是民粹主義孳生的溫床。什麼是民粹主義(popularism)?近年這個概念每被政治人物操弄,用來取得政治權力,同時也被菁英主義者曲解濫用,用來對抗民意。事實上,民粹與民主的區隔,關鍵在於民意影響政治(不論選擇的是人或事,即不論一般公職與民代之選舉或公民投票)的過程中,有無呈現充分而理性的公共論述,讓人民參與思辨。民粹主義,便是由全然訴諸情緒的民意,來決定政事。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暴民政治。另外,一個議題事先沒有經過公共論述與公共參與的論辯,逕做民意調查,並以此當作施政的藉口,亦極可能掉入民粹主義。以核四公投為例,發展公投,讓人民參與公共決策,可提升人民對公共事務的熱忱,但事先必須進行長時間的公共論辯,否則核四結果可能荒腔走板,尤其變成藍綠對決,公共參與的美意盡失,後果堪虞。果然,則民意將又玩弄於政治人物的手掌之中。

公共論述與思辯,是提升人民政治水平的關鍵,也是現代社會中「公眾」力量形成的基礎。形成「公眾力量」的機制,除前述由媒體發展公共論述,及由公民投票提升人民公共參與之外,平日社會學習的機制亦不能短少。近年民間倡行的社區大學雖強調公共事務,但一路走來,跌跌撞撞,便因台灣社會尚未意識到社會學習的作用,未明白它正一步一腳印的在凝聚公眾意識,為深化公共論述鋪路。

由於台灣社會迄今並未出現「公眾」的概念,更未形成「公眾」的力量,各政黨的屬性就不可避免的全數往右傾斜,因而徹底扭曲了政黨政治民主運作的功能。台灣的幾個主要政黨都是右派政黨,只是在右翼的值譜上,落點稍有不同。這是歐美日的政黨政治看不到的現象。明白的說,在德國有基民黨與社民黨之隔,英國有保守黨與工黨之分,美國亦有共和黨與民主黨之別,政黨的政治立場明顯不同,這樣的政黨政治,才能藉由競爭推動社會進步。但在台灣迄無偏左的政黨出現。藍綠的政治立場既然不易區隔,一到選舉,便只好打口水戰,只好政策買票,只好藉族群情結,藉統獨議題,來拉攏選民,以情緒宣洩,演出一場場鬧劇。左右失衡無疑是今日台灣政黨政治遲遲不上正軌的原因。

民進黨在推動反對運動之初,尚多少能站在天下蒼生的立場,為中低階層的利益,為個人自由,為環境永續而發聲,並結合社運,催生民主。可惜因急於執政,分享政治權力,因而迅速放棄反對運動的理想,歸建主流。及至上台掌政,更盡洗前塵,向右傾斜。

近日代表弱勢力量的泛紫聯盟,標舉社會公平正義的理想,崛起台灣政壇。值此藍綠盡皆右傾,人民力量消沉,政治亂象叢生之際,泛紫聯盟能否擴大結合面,開闊格局,形成一股中間偏左的力量,尤受眾人矚目。

所謂「中間偏左」,到二十一世紀,已不能全從階級觀點去加以界定。現今中間偏左的路線至少應涵蓋三個特徵:

(一) 社會民主:支持弱勢,強調社會參與、直接民主,重視社會福利與社會安全。

(二) 環境永續:主張生態環保,追求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反對大幅經濟開發。

(三) 崇尚自由:尊重個體,發展潛能,普及教育,認同本土,重視內在創造,著力文化,和平反戰。

由這三個特徵界定下的中間偏左路線,在台灣社會將贏得廣大的結合面,吸引人民參與,形成一股進步力量,以此改善台灣的社會結構,讓未來還閃耀一點希望。

光害問題與鄉野三害,其實是反映台灣社會在引入現代科技,物質生活提高之際,社會的內在反省力量並未水漲船高,以致進退失據,左右失衡,且一切以經濟開發掛帥。在這種政治現實與社會結構之下,若不及早發展公共論述進行社會內在反省,以形成「公眾」的力量,在全球化的滾滾浪濤之中,台灣將變成世界最惡質、最醜陋、最不宜人居的資本主義國家。

 

(本文完成於 2003 年 12 月 9 日,刊於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