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藝文哲思

最近（按：作者寫此文時值 1998 年）與史英討論社區大學的事，史英說他要寫一本給勞工讀的微積分書，像 Lancelot Hogbens 在十九世紀末為工人補校編寫的〈大眾數學〉（Mathematics for Millions）。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正在構思。

一九八一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個夏天，幾位要好的朋友紀萬生、陳菊、王拓都被抓走了。世事無情，每想起他們，總覺落寞。夏天我僻居天祥山上，那時天祥還未開發成今天這樣人來人往的觀光區，天主堂旁邊除幾間木屋外，便是一大片草地，泉石清澈，花木扶疏，蟲鳥徜徉其間。草地盡頭是短崖，崖旁有一棵大青崗樹。我每天在樹底下想「霍甫猜想」（Hopf conjecture）。當時霍甫猜想還沒有被反駁，Henry Wente 提出他推翻霍甫猜想的著名論文，是一九八四年以後的事。

幾百年來人們吹肥皂泡都只看到球狀的泡泡飄浮在空中，肥皂膜的局部特徵是：「膜的每一點 所受的內外壓力差為常數」。這個局部特徵在幾何學上便相當於：「均曲率為定常」。五○年代，霍甫（Heinz Hopf）猜想:「任何均曲率為定常的封閉曲面，必然是我們常看到的正球面。」這猜想到 八○年 代被 Wente 推翻。Wente找出了一大堆像甜甜圈（donut）樣的所謂環面（torus），它們的均曲率皆為定常。換句話說，Wente 證明了肥皂泡不一定是正球面，也可以是環面，只是這種環面相當詭異，它會自己交穿自己（self-intersecting）。Wente 這項反駁的工作震驚了幾何學界，在八○年代,是幾何學方面最為人津津樂道的盛事。

在 Wente 的反駁提出之前，三十年間許多幾何學家都曾試圖證明過「霍甫猜想」，我自不例外，僻居天祥山上的那個夏天，日夜在埋頭苦思。到一九八三年，我自覺有些線索，夏天又赴天祥，史英也有興趣，上山來找我，我們一起在青崗樹下工作了十幾天。

他初抵山上，天色已黑。樹下燈光昏黃，旅途的疲憊還佈滿他的臉。他神情黯然的說:「你知道發生了大事，阿奎諾（Benigno S. Aquino, Jr.）回菲律賓，在機場被馬可仕的軍隊當眾殺害」。我們相對無語，沉默良久。最後他談到自己真正的志趣，說他最想做的事，是去辦個工人補校。

十餘年過去，世事迭變，往日景況已難想像。舊事重提，試圖在追索的是史英寫這本書的早年背景。一九八七年，他與一些朋友籌設人本教育基金會，進行台灣第一波撼動體制的教育改革。十年間，他從實踐中逐漸明白教育改革本身的糾葛複雜，也努力在摸索教育改革的出路。閱讀他這本書，可以看到他用不同的形式在指出：教育改革最終的困難，在於人的思想解放。一方面，從外在制度來說，思想牽涉到政治、社會、經濟各層面的權力運作，尤其是促使權力運作發生變革的動力。後者正是二十世紀社會學激進理論的核心課題。一九九四年「四一○教育改造運動」就是指向這種外在權力運作的變革，由民間所發動的第一波攻勢。另一方面，就內在的意涵而言，思想解放則切入哲學的認識論、科學的思考方法、心理學的認知發展理論以及人存在的終極價值，這類根本而細緻的問題。

史英顯然覺察到教育改革無法自外於其他領域，獨立在教育領域內完成。從早期他志在工人補校，關心政事，到一九九○年三月學運帶領森林小學學生赴現場觀察抗議行動；又從他導引人本教育基金會多次投入社會改革運動，一九九七年並掀起五○四社改浪潮，到最近籌辦社區大學，在在顯示史英所認識的教育改革，並非侷限於教育一隅。但寫《從森林小徑到椰林大道》這本書的時候，他所關心的則是思想解放的內在面向。也因此在書中，史英努力要談思考方法。他把思考界定為自我對話的過程，於是從思考方法抽離出三個基本要素：即聯想力、辯證法、猜想與反駁，並認為思考便是這三種要素的綜合（見《從森林小徑到椰林大道》一書第六章之五）。

聯想力是「想像與直覺」的一環，想像與直覺卻是創造性思考的泉源。即使是天馬行空，不設邊界的幻想，也常成為理性思考的靈感。因為幻想予人以自由，而自由與創造則臍帶相連。事實上，在任何專業領域，在任何行業或工作中，想像與直覺都是思考的基礎。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特有的直覺。這種行業特有的直覺，使人具有好的敏感度或洞察力去思考那一行的問題。直覺強弱，經常決定了人思考問題的品質。就想像與直覺來說，台灣目前天天在進行的學校教育，恰好是反教育。史英在談思考方法時，不提想像與直覺，只匆匆帶過聯想力，似因思考方法既為「方法」，必有跡可尋。書中雖然少談聯想力，但他尤其強調「聯想力」最接近人的自然能力，應率先受到重視。至於「辯證法」，他則花費相當篇幅，詳細舉例闡釋了它的意涵。

事實上，辯證法是西方思想的重要資產。漢文明初期亦有素樸的辯證法，但由於主張折衷的「中庸之道」藉罷黜百家之便，隨儒家思想深入人心，辯證法的發展因此停滯，無法從素樸辯證法演進為現代的動態辯證法。從個體發展史來說，人在早年也都熟悉素樸的辯證法。史英在書中舉小孩獨自玩耍，自言自語的實例：

          我們把這輛車子開過河？不行，橋還沒造好呢！但我這輛車子是防水的…（第六章之一）

便是絕好的佐證。只是素樸辯證法，這種通由自我對話而進行的思考，在學校教育強調單向學習的過程中，不久便被壓抑下去。相較於集體的文明發展史來說，這點十分類似於春秋入秦漢之後的現象。

史英強調辯證法應作為思考方法的基本要素，可以說別具匠心。書中紀錄了他本身與友堂的一段有趣對話。我讀這段對話之時，心裡想著只有才思敏捷如史英，才可能即興作出那樣精彩的應答。

第三個要素「猜想與反駁」，事實上亦蘊涵於辯證法之中，可以看成辯證法的一部分。史英刻意將它分割出來，似乎要突顯思考者的主體性。就如科學哲學家 Karl Popper 所指出的：靜態而所謂客觀的觀察，不會發生新知識，只有通過科學研究者本身以事實材料為基礎，所作的主觀創造（例如不斷的猜想與反駁）才會孕育出重要的科學成就。史英把「猜想與反駁」這一辯證過程作為思考方法，引入教育領域，正是要強調學習者的主觀創造，並與晚近的建構主義聯繫起來。

以霍甫猜想為例，當年我們在天祥山上埋頭苦思的是想證明霍甫猜想本身，正如多數幾何學家 一樣，我們站在霍甫這邊，想要證明天下所有封閉的肥皂泡面都是正球面。我們押錯了賭注。Wente 則站到另一邊，成功的創造出一些不易想像的特殊環面，反駁了霍甫猜想。但問題並沒有因此結束，反而開啟了幾何學研究新的一頁。一九八四年以來，各色各樣不同拓樸的肥皂泡面被發現了，甚至被進一步分類。輔以電腦圖像解析的進步技巧，今天我們在銀幕上可以目不暇給的看到形形色色、詭譎多變的肥皂泡面，這些無一不是人類智慧的主觀創造。研究肥皂泡面不只是為了數學家好玩，它與生物膜、液晶都有相通的性質。事實上它是長久以來人類束手無策、無法掌握的一種現象，這種現象便是一般非線性橢圓偏微分方程解的種種樣態。對於非線性問題，人類的知識迄今還處於早期萌芽的階段。

另一方面，在 Wente 反駁成功之後, 我重新檢視當時押錯邊的許多幾何學家到底錯在那裡？我們的直觀所憑依的是什麼？事實上，當時會跟隨霍甫，也猜想肥皂膜應該是球狀，原因是我們直覺肥皂泡應該只凸不凹。因為假設它果然是凸的，”那麼借助簡單的論證，便可證明它是正球面。可是後來 Wente 的反例告訴了我們這項直覺是錯的。經過一段時期的摸索，我逐漸明白，正確的直覺不是「只凸不凹」而是「不能在小區域凹」。一個新的猜想出現了:「要凹便要凹一大片！」

一九九四年底，我在病發前後證明了這個猜想，並把凹區域的範圍加以定量，【1】這就釐清了 霍甫猜想所使用的直覺，同時也解決了毛細曲面的凸性問題。可是另一個新的問題產生了：這個「要凹便要凹一大片」的性質是不是許多橢圓偏微分方程解的共相？就這樣另一扇新的門又打開了，新的問題出現，新的研究也亟待開發。正反迭變，門一扇扇打開；在辯證法的催化中，知識一寸寸發展，彷彿自己有了生命。這便是辯證法的動態過程，也是近代西方辯證法的精髓。朝右看去，它不同於中庸之道，以靜態的折衷兩極去看待問題；往左，它又迥異於教條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把知識文化當作經濟的必然。

解說霍甫猜想半世紀來的發展，可以看出辯證法在自然科學研究上的所扮演的角色。在社會科學方面，自黑格爾、馬克思、佛洛伊德以降，辯證法更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早先青崗樹下，史英透露對世事的憂心，到去年推動五○四社會改革運動，今年出版這本書談思想方法、籌設社區大學，這一長串的事情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似乎彼此是不可分割的。到底思想解放與社會變革的力量在哪裡？這問題縈繞著無數個世代，難以數計的社會良心。就這個問題，辯證法又告訴我們探討與分析的脈絡。

近代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指出：民主社會的重要政策（含社會資源的分配政策，如社會福利與財稅）事實上是由政治立場或經濟所得恰居中位（median voter）的公民在決定（Anthony Downs, 1957）。這個結論源自「直接民主」採多數決的投票結果。至若「代議民主」，一般說來其社會決策遠比直接民主偏右；又由於中位者的政治立場在中產階級已興起的國家中，皆傾向保守，所以民主社會的重要決策自然傾向保守。這是辯證法的正題。依據這個正題，國家一旦採取民主制度。而且中產階級亦已興起，則社會變革無復可能。

但觀察美國六○年代至七○年代中期，十餘年間美國社會卻發生重大變革，國家對內甚至部份對外政策，皆由保守急速轉向開明，連一般人的價值觀也相應變動。比起六○年代中期我初到美國，七○年代的美國社會，不論是社會福利或是法定權益，就弱勢族群與少數民族的立場來說，皆已大幅提高，而社會對個人生活的控制亦相對減弱。這反例說明了社會變革的力量在成熟的民主國家依然存在。較細緻的探討顯示選民並非固守某一立場，例如：同一選民在宗教與文化方面傾向保守，但在戰爭議題上卻愛好和平厭惡戰爭。六○年代歐美社會的變革，便是由積極份子去將每一位人民在反戰議題上的進步成份收集起來，形成強大的民意，變成一股進步的力量，由此帶動其他議題的發展，深化人民在其他議題（諸如人權、弱勢者權利以及生態公害）上的認識與覺醒。

就辯證法來說，選民的政治立場不能以單一指標來定量。這是反題。從這一反題出發，我們看出：尋求適切的進步議題，亦即把人的偏好從單一指標中釋放出來，改用多議題的多元立場來表達，選擇其中進步成份總和過半的的議題（如前述的反戰），作為主要訴求；同時營造環境，促發人的自我認識（通過對其他進步議題的深入討論，促發思想解放）。這樣的新路線可能是社會再進步的關鍵。於是政治經濟學與社會學又可以結合起來，深化其理論，而社會學所謂激進民主的理論所企圖尋求的社會變革力量，也再度復活。以此深入分析台灣政治現實與社會變革，我們可看到新的思考面向。事實上，當前民間所倡導的社區大學模式，正依循上述的新路線，在尋求台灣社會的更生力量。對這牽連稍遠的問題，我將另文討論。

台灣經濟繁榮，以國民所得而論，已進逼西方國家水準，思想層次卻還處於法國啟蒙運動之前。啟蒙時期所倡導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迄未在漢人社會中深入辯證討論。台灣大眾更未接受現代重要思潮的洗禮；進各級學校受教育，只停留在學習語文數學及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學習謀生的工具與專業。史英在本書中著力討論思想方法，首度將辯證法引入教育改革的領域，以為思考方法的利器，這個創見對於台灣社會將有深遠的影響。

討論思考方法是史英這本書的重頭戲，「與知識戀愛」則為他對知識價值的觀點，後者卻是他討論思考方法的經驗基礎。在談到自由學習的時候，史英反對任由孩子自訂學習進度，他說：

      關鍵在於「愛」。如果我們真的愛這個小孩，真的關心他，難道不會設法「宣傳」我們想教給他的知識，以及那知識的價值與意義嗎？除非我們自己首先就預設知識了無意義。（第三章附一）

他提到「愛智的生活」說：

愛智的生活，不僅僅為了教育，也為了更有意思的活著。人活著除了掙得溫飽，追求理想，難道不想「知道個究竟」嗎？（四章之二）

弗洛姆 （Erich Fromm）評介夏山學校時，對知識的價值也抱持類似的觀點。他肯定夏山創校人尼爾（A. S. Niel）著重兒童自主人格的激進教育路線，卻質疑夏山輕忽知識的態度。事實上，每一個人對知識價值的論斷，取決於他自身長久接觸知識的經驗。那年從天祥北回，史英與我繞經中橫蜿蜒的山路,途中我提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山壁忽而在右，忽而在左？」於是我們開始思索種種由右變左的臨界情況（例如：經過鞍點），並加以分類。最後我們自嘲：「又犯老毛病了，大概只有學數學的才會這樣無聊！一天到晚在想些沒用的東西。」笑聲甫落，各自還是在心底繼續盤算如何把解答弄得更簡潔。

思考是一種習慣。這整本書記錄的正是一個習慣思考的人，投身教育改革實踐，日積月累一步步留下來的腳跡。史英在書末提出一項大膽的企圖，嘗試不依附社會制度的變革，而獨立在思想解放的路程上解決「心智階級矛盾」。這項企圖對我來說，顯然過份樂觀。事實上，在教育改革與社會改革的許多論題上，我們兩人始終存在若干歧見，但閱讀這本書，對我而言是非常愉快的事。史英獨特的文風，峰迴路轉的論證，發人深省的觀點，一路吸引著我手不釋卷的讀完他的書稿。閱讀之時，我腦海不斷浮現十七年前天祥山上的情景，我想他要把書上所談的思考方法拿去弄工人補校，拿去辦社區大學，也拿去寫他的微積分書。早年他對世事的關注，支撐他十幾年來日夜不懈的為教育改革奔走，也促成他今日寫下森林小徑這本書。從書中我們可以較有系統的看到，史英在實踐中冷靜思考的脈絡。

對於多數的讀者，我建議打開書時先看第五章「關於練習」。你立刻會讀得入迷，會從中獲益，而且馬上會有話要說。這時你就敲了他的門，門縫裡將傳來那好辯之徒「嘿嘿！」的得意笑聲。                                                                         

【註】

【1】這研究與林俊吉的另一結果合併刊登在 Archive of Rational Machanics and Analysis, 1998。

 

(本文寫於 1998 年，原為《從森林小徑到椰林大道》序言，後並收錄於《成人的夏山：社區大學文獻選輯》(2004)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