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柏瑜與講道理的時代 (2015.06.22)

我記得二十年前1994/4/10一次教育改造的大遊行中,我們的T恤背後寫著一句標語「為下一代而走」。今年2015,眼前的年輕人就是當時的下一代。現在他們已經長大,正在告訴我們什麽才是對的道理、什麼才是好的社會,並且勇敢的走到我們的前面。

柏瑜便在這行列的第一線。

 一、                                                                   全文下載

知道柏瑜要代表綠黨,出來競選新北市的立委,心中但覺不忍。

她啊,才二十三歲!就決心要步入複雜艱苦的政治生涯。

去年太陽花學運中,我注意過一個女孩,站在麥克風前,肩披微紅的長髮,穿著一襲草綠色的夾克,眼神堅定、口才清晰。她也出現在電視的時論節目中,面對眾人,有條有理的論述什麽才是對的政治觀點。

半個多月前,她來到我僻居山中的農舍。那是一個下過春雨的午后,陪同前來的,有綠黨的老友根政與東漢。在陽台坐定,我看到的不是去年學運時面對龐大的國家機器,來回折衝的女將,而是一位清純的少女,稚氣未脫,僅僅山谷繚繞的美麗雲霧,已足夠叫她興奮久久。

她已決意出來參選,純然為著理想。我自願為她寫這篇推薦文,支持她,但也帶著慚愧。慚愧我們這一代人沒有替下一代打造一個像樣的環境,她們就已匆匆長大。慚愧我們這一代人留下一個是非不明的社會,卻要她們以血肉之軀去對抗國家機器,來喚醒我們的良知。現在她們更選擇政治作為志業,為了相對美好的明天。

我記得二十年前1994/4/10一次教育改造的大遊行中,我們的T恤背後寫著一句標語「為下一代而走」。今年2015,眼前的年輕人就是當時的下一代。現在他們已經長大,正在告訴我們什麽才是對的道理、什麼才是好的社會,並且勇敢的走到我們的前面。

柏瑜便在這行列的第一線。

 

二、

當然,慚愧不會是我支持柏瑜的關鍵。關鍵是年輕世代已經帶領台灣社會開始講道理。柏瑜與她的同伴是他們之中的佼佼者。一個社會開始講道理,這個社會就有了希望。

我並不是說,此前沒有人講道理。正好相反,歷史的任一時刻,都有一批人大聲或小聲的在講道理,只是通常他們是絕對少數。社會多數人聽不到他們的道理。但太陽花學運一夕之間點燃了台灣社會的理智。忽然有接近一半,甚至多於一半的人,用心在聼,在想,甚至自己也講起道理來。這是重要的成就,也是希望。

講立場容易,講道理難。很多人整天在公開或私下的場合,侃侃而談,講的都是立場,不是道理。講立場只要人云亦云就可以談個不休。但講道理,則需要來回辯證,從不同的立場,相互駁斥,尋找事實,客觀分析。

只有大家開始看事實,講道理,民主才有了內容,也才有機會深化。

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1],台灣社會並沒有因此開始講道理,大家在迷霧中摸索的只是抽象的民主。主流媒體仍然壟斷輿論的平台、壟斷資訊、掩蓋甚至歪曲事實。記得嗎?1988那年五二O農民運動[2],無數人民被鎮暴警察打得遍體鱗傷,主流媒體卻誣指農民預謀暴力,載整車石頭上台北來丟警察,還準備火把、汽油彈。中研院與清大教授費心用科學方法求證,發覺這些指控皆子虛烏有。但求證的結論無法在主流媒體出現。那時還沒有網路可以突破主流媒體的謊言。人們只依賴主流媒體的報導在論斷是非。這樣的事件層出不窮,這樣的現象天天都在發生,五二O農民運動只是一個例子。統治者控制媒體,媒體捏造事實,控制輿論。

一個社會能講道理的基礎是根據事實,可是事實被扭曲、被掩蓋、被謊言取代,人們如何能做出正確的評斷?「雪亮的眼睛」終究是少數。即使到1990年代末期,甚至2010,戒嚴已經解除多年,統治者猶能依靠媒體、依靠謊言控制人們的大腦與喜惡,而贏得多數的選票。

記得嗎?更早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自由中國事件、柏楊事件、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每一事件發生,報紙與電視鋪天蓋地的輿論,盡是獨裁者的一言堂。即使在解嚴之後,勞工、農民、學生、婦女、環保人士…提出種種社會改革的民主訴求,一次次走上街頭…。這些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仍被指控為暴力,或以其他荒謬的名目構陷或嘲弄,藉此轉移焦點,避開訴求本身的討論。「講道理」這樣理所當然的事,在那樣的時代,沒有一點機會萌芽。民主只有空的殼子,徒具形式。

 

三、

時序推移,距離解嚴二、三十年過去。去年2014發生太陽花學運。3月18日學生們和平佔領立法院,目的在喚醒國人關注黑箱服貿的危機,並抗議統治者指令立委違法二讀服貿闖關。本身不守法的統治者仍然以「沒有法治就沒有民主」譴責學生不守法。僵持六天之後,學生進佔行政院,統治者見獵心喜,下令血腥鎮壓,並試圖炮製過去那套方法,指控學生暴力,模糊學生嚴正的訴求。

 「什麼是暴力?!」曾柏瑜悲切而肅穆的質問。作為太陽花學運的媒體發言人,她出現在主流媒體的政論節目上。

躺在地上手無寸鐵抗拒驅離的學生是暴力;用警棍盾牌把學生打得頭破血流的鎮暴警察不是暴力?!打破幾塊門窗進入行政院靜坐的學生是暴力;但先驅趕媒體記者、後關起門來,對學生動用私刑的霹靂小組不是暴力?!

翌日行政院長高分貝譴責學生暴力,而對於鎮暴警察的血腥鎮壓,則公開宣稱:「不這樣做,愧對國人」。

注意這已經是解嚴二十七年後、經歷「民主先生」所誇耀的寧靜革命與兩次政黨輪替的2014年。

當千萬隻眼睛屏息靜氣澈夜不眠盯著血與哭喊的電視畫面,當曾柏瑜隔天帶著疲憊、痛苦與哀戚的神情要求重新定義暴力,一個講道理的時代正悄悄來臨。

 

四、

經過2009年以來,學生與一些NGO團體一連串衝撞保守勢力反民主的行動:從反媒體壟斷、野草莓、大埔事件、洪仲丘事件…到太陽花學運反黑箱服貿,年輕世代的抗議行動,配合他們透過網路講道理的聲音,突顯出統治者的顢頇,也喚醒了大眾。那些聲音指出台灣正快速在沉淪的民主,主張公開討論兩岸關係、財團暴利與社會正義,同時提出由下而上的人民監督與直接民主。這些論述經由一次次發生的事件,引起社會廣大的迴響。

到2014年3/23統治者濫用國家機器血腥鎮壓之後一個禮拜,五十萬人民身穿黑衣,手持太陽花靜黙的走上台北街頭,其中絕大多數是年輕世代。這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公民運動。謊言失效了,這次多數人民眼睛已經擦得雪亮。主流媒體迫於商業利益的需要,不再像過去一味體察上意,而必須開放民主討論的平台。同時網路是重要的介面。多年來年輕世代在網路上討論問題、分析事理、尋求證據、發現事實。

無遠弗屆、相互辯證的結果,年輕世代學會講道理。更因為講道理而容許不了謊言,他們付諸行動,帶領社會講道理。

終於多數人民不再相信統治者的一言堂,不再相信謊言。講道理的時代來臨了。

曾柏瑜是少數因研究服貿而看到服貿後果嚴重的人。早在太陽花學運之前,她便與伙伴們認真分析服貿,並深入討論民主與憲政的種種議題。學運二十三天,立法院現場不只成為民主抗爭的核心,它的四周更變成一所露天的民主學校。各方湧入的學生、教師與不同年齡層的人們在那裡熱絡的學習與討論、相互辯證。這些講道理的熱忱,散發開來,經由耳語、電視與網路,走進家家戶戶的客廳,滲入大街小巷的飯館與咖啡店。

服貿的利弊是什麼?服貿一旦實施,台灣經濟就會更好?以後會不會變成「老板是中國人,員工是台灣人?」服貿怎麼變成黑箱?為什麼擬訂過程不譲各行業的人知道?政府本身可以不守法?「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便是義務」不會太激進嗎?

暴力是什麽?國家暴力就不是暴力?一個國家的法律,公民可以不服從嗎?「公民不服從」是什麽意思?什麼是世代正義?經濟與民主,什麼該優先?什麼是自經區?可以只有代議民主而不要直接民主嗎?無數的公共議題在每一個角落被談論、被分析。

一個社會一旦開始講道理,日子就回不去了。這股巨大的講道理的力量,在去年年底九合一大選時匯成江河,展現了人民的理智與判斷,保守勢力潰敗。終於台灣的社會開始有了希望。這是年輕世代用他們的熱情、理智與血肉之軀作出的重要貢獻。

 

五、

318太陽花學運之前,我對服貿與自經區一無所知,是318之後我才懂得這些即將改變台灣命運的政策,到底是什麼一回事。這次是講道理的年輕世代教育了我。

打過太陽花那場苦戰,曾柏瑜與她的同伴,又要一肩挑起另一場苦戰:代表綠黨參選新北市第11選區的立委。我不會勸柏瑜參選,因為我沒有道理叫年輕人再度犧牲自己安定平靜的生活,走上政治第一線。

但日前她來訪時,已下定決心參選。既已決意,我當然支持,因為尊重年輕人的志氣,更因為她們年輕世代的政治熱情,會帶來希望,讓台灣社會從講道理開始,把民主深化。

柏瑜在這選區競選的對手是羅明才,羅福助的兒子。這一選區是羅家的鐵票區,無疑的這將是一場艱苦的選戰。

「有沒有勝算?」我無法預判選情。但這是講道理的時代了,誰的志向與才智高,誰講的道理對,誰就有當選的機會,只要講道理的聲音能夠傳播出去。僅僅一年多前,誰料得到台灣的政治版圖會變成今日這樣生氣蓬勃?

只要是一對一,在野進步的力量不要分裂,她的機會是有的。只要有一些原來太相信舊勢力那套說辭的人,在這段時候,願意好好講道理,她的機會是有的。只要有更多年輕人出來投票,她的機會是有的。只要愛護自然的人,也關心政治,她的機會是有的。

環境與生態維護,指向土地的永續經營,我們怎麼使用這塊土地,這塊土地就會變成什麼樣子。政治決定我們怎麼使用土地,所以環保與政治密不可分。如果柏瑜代表綠黨當選立委,意謂環保將會受到國家更多的重視。

多少年來,許多愛護自然、支持永續經營的人們,為了維護生態與環境,不分藍綠作了很多努力,但成就極其有限,因為主政者從來就側重開發。民進黨(DPP)是妥協黨,國民黨則是百分之百的開發黨。台灣從城鄉到山野,開發之快,令人喟嘆。讓綠黨在立法院有幾個席次,扮演關鍵少數影響政策,對生態環保無疑的,是有積極的作用。

 

六、

朋友們一聽到柏瑜要參選立委,第一時間的問題是:「會不會太年輕?」

一般人普遍會有這種反應,尤其台灣社會一向是否定年輕人的。雖然外表上大家都怕老,喜愛打扮得年輕,但本質上這是個愛說教的老大社會。年輕的特質:好奇、冒險、創新與理想不被真正重視。好多年來,「現在的年輕人只會⋯」這類輕蔑加喟嘆的語句,經常掛在中老年人的口中。「草莓族」一度是年輕人的印記。直到這一兩年,年輕人仗著熱情與勇氣,闖出一片天,這類眨抑的話才稍見收斂。

對於年輕人不宜參選立委,一個比較持平的理由是:「年紀大一些,社會經驗多,待人處世比較週延。」但老實說,年紀大有利也有弊。利是週延甚至圓融,弊是傾向保守、顧慮多、利害糾葛深。如果不回到個人本身的條件,很難一概而論。

  我認為真誠、理智、視野開闊,重視公益、又兼社會熱情,才是關鍵條件。

幾所重要大學人文社會的系所,近年培養出一批會思考又有淑世情懷的人才。曾柏瑜是其中之一。尤其社會學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直指核心,柏瑜來自社會學的科班,她的知識訓練更厚實了她看問題的基礎。

她的真誠、理智、視野、熱情都不成問題,遠遠好過檯面上許多中老年的政治人物。雖然與她,只有一面之縁,但學運期間我密切注意過她的言論及表現,在323學生處境最困厄的時刻,她心繫同伴安危,態度真摯,令人感動。面對保守勢力的圍勦,更沈著冷靜,說理清楚又切中要點。我在附註中列出幾個節目的連結,讀者不妨自行判斷[3]

。。。。

事實上,相對於上一個世代的年輕人,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是比較真誠的。英文說:"Don’t trust over twenty five." 意思是:二十五歲以上的人不能太相信。

但同樣是二十五歲以前,上一個世代與這一世代,人的心理品質還是不一樣。時常有人問我:「這個世代的台大學生,與之前的台大學生有什麼不同?」他們的眼神告訴我,他們想由我口中確認現在的學生太不用功,軟弱又缺乏毅力。但我看到的是另一個更深層的面向:真誠。

過去學生上台講專業的功課,講得好,台下學生通常沒有表情,有人心中還不服氣;講得差,台下偶而會有暗笑的聲音。但這一代學生不一樣,同學講得好,大家會高興的鼓掌,講得差,大家會相互支援,相互打氣。

這現象不難解釋。在資源匱乏的時代,人比較勤奮,但競爭相對激烈,人比人,明爭暗鬥是普遍現象。今天社會逐漸富裕,人變得比較寬容,而且會相互欣賞,相互合作。也因為這樣,人的品質提升,人際關係變得真誠。

回頭看看上一代的政治人物,有幾人能真誠的相互欣賞?像曾柏瑜這樣的年輕一代若參與政治,帶進來的是真誠,是講道理,台灣政治的格調也會提升。

就這個意義來說,年輕正好是加分。事實上不只在國內,近年世界各國年輕人問政有普遍化的趨勢。理由很簡單,由於網路普及,年輕人心智早熟,理想色彩鮮明,又少有利益糾葛。尤其今年五月,才20歲的英國女大學生Mhairi Black 擊敗工黨重量級人物,當選國會議員,最為人津津樂道。

 

七丶

 「說年輕人有理想,但有理想的人有必要急著要競逐權力,追求名利?太陽花世代參選,會不會污染學運的淸純與理想?」這是朋友們質疑的第二個問題。

  沒錯,下焉者藉政治追逐權力,中焉者獨善其身與政治保持距離,只有上焉者才把政治當作一種志業。

今天我們仍習慣把參與政治,尤其參選公職當作追逐權力與名利。這種看法是舊時代的遺緒。在獨裁統治之下,重要公職如中央官員民代或縣市長,是由上面分派或輔選的,主要任務是執行獨裁者的意志、不能有所作為,好處則是分享社會地位與特權。戒嚴中期之後,雖開放極少數的增額中央民代,亦只聊備一格,無濟於政事。在那樣的時代,人民自然把爭取重要公職,當作是追逐權力與名利。

但在民主社會,公職可以影響國家決策,為人民謀福利,所以透過參選,政治可以是一種志業。台灣社會的民主才剛起步,優秀人才參政的效果還未顯現,多數人對於參選難免負面。但民主要深化,一定要靠一大批有理想有視野又有思考力的人才進入政界,以政治為志業,民主政治才會逐步健全。

太陽花學運之後,年輕人體認到要改革政治,就要投身政治。看著曾柏瑜與她的同伴決心走上這條艱苦的漫漫長路,我們只有感謝她們,黙黙祝福她們,何忍以競逐權勢名之?

 

八、

新近崛起的第三勢力:時代力量、基進側翼、社會民主黨,加上原有的綠黨,試圖結盟,介入政治參選立委,給台灣人民帶來一股清新的希望。大家對第三勢力會賦予期待的原因是:這些人有理想。

但1970、1980年代許多人的理想凋落,今日第三勢力的人難道不會重蹈覆轍?」 這是朋友們擔心的第三個問題。

沒有人能替未來保證什麼。我們只能比較兩個時代的政治環境,從這裡去尋找信心。

早年的黨外人士與DPP黨員年輕時也都有崇高的理想。要注意:他們那時理想的高度,並不遜於今日第三勢力。

在獨裁的年代,理想背後還要有巨大的勇氣。刑求與牢獄之災,甚至家破人亡,是隨時要付出的代價。我們必須肯定當年的黨外與DPP對台灣民主的貢獻,是他們的理想、堅持與犧牲,突破戒嚴,造就了今日台灣的民主。只是那樣爭來的民主迄今沒有深化,他們之中有些人早年的理想失落,甚或變質,無法符合人民的期待。為什麼?

我從來不喜歡拿道德量尺去品評人,不喜歡動輒開口閉口藉「人性」兩字去數說人。因為談到道德就沒什麼好再談下去了;談到道德,大家就只搖頭感嘆,感嘆世風日下,同時暗示自己品格高尚。

其實人性不盡然只有醜陋。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有聖與魔、善與惡、美與醜、正面與負面的兩種力量。這是古來東西方宗教的信念。上帝按照祂的形象造人,因此「每個人的身上都有神性」這個概念衍義成基督教的人文傳統。佛教亦承認每個人都有佛性,所以禪宗講「直指人心,立地成佛」。

好的客觀環境激發出人性中的正面力量,為社會帶來希望。「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意涵,便是創造出這樣的政治環境。

  相應的,理想凋落甚或變質,結構性的外在環境通常是主因。個人反而不是無意識,隨波逐流,就是無奈。在歷史的某些時刻,特定位置的個人,也許可以有所作為。但他可為而不為,並非人性醜陋的道德問題,而是認知上的局限。沒有足夠廣闊的視野,沒有足夠深刻的了解,他的言行格局就會停留在一定層次。

跳開道德批評,而就事論事,探討結構性的政治環境、辯證的看待歷史的細微,才能看到問題關鍵。

回顧二、三十年來民主運動的起落,直視其內因,多少是第三勢力未來之路的借鏡。

 

九丶

2015年的台灣社會已開始講道理,不同立場的聲音都可以攤開來相互對話,相互辯證。這提供了一個好的政治環境,使得深化民主的理想,有條件可以日益茁壯。固然社會本身是一個複雜系統,不同利益的糾葛、不同價值的交錯、不同認知的溝通,隨時都會使民主變調,使理想腐蝕。但講道理的政治環境至少是一個好的起點。這是今日第三勢力堅持理想的有利條件。

早期的DPP,即使到解嚴之後,每天都還在抗爭在救火,未有講道理的民主平台,雖自稱「民主進步黨」,但民主只是抽象,進步徒托空言。到了2000年僥倖取得政權,仍不幸是少數執政。

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DPP取得政權,可是總統得票與立委席次皆未過半,絶對多數仍掌握在保守勢力的手中。這樣的少數執政無法貫徹民主改革,只好沿用舊勢力的陋習,透過底下利益交換才能推動一點政策。原來進步的政策,不是妥協就是胎死腹中。

可是為什麼造成少數執政?其背景是解嚴之後,DPP未曾深耕民主訴求,就急於執政。

1990年初,DPP的黨領導人公開宣稱:成立政黨的目的在於取得政權。可是DPP的民主理想是什麼?要改革什麼?要把台灣帶往何處?黨內沒有深入討論達成共識,人民也一無所知。當時很多人質問:「民進黨與國民黨有什麼差別?」

黨領導人說:「只有品質問題,沒有本質問題」。加上媒體仍然控制在舊勢力的手中,沒有公開講道理、討論民主改革的平台,民主的面目是模糊的[4]。對多數人民來說,民丶國兩黨只在爭奪權力,唯一的差異是統獨立場似乎不同。國民黨明白主張「統」,DPP好像傾向「獨」,但什麼是「獨」?怎麼「獨」?在1990年代,多數人民的國家認同還未經深思,慣性的偏向大中國意識,DPP無法公開表明「獨」的政治立場。

由於民主改革的訴求不清不楚,解嚴十多年,DPP並未取得多數人民支持。只因國民黨內部分裂,鷸蚌相爭,2000年DPP僥倖取得政權,但落得少數執政而寸步難行是必然的結果。這是DPP執政時期客觀環境的限制。

 

十丶

當人民再度將希望放在第三勢力與DPP的整合,更必須把時間拉長,檢視這幾十年來DPP從在野到執政所走過的路,也循此進一步探究理想凋落的背景。

事實上,從1986年突破黨禁建黨以來,DPP有三件事該做而沒做:

(1) 草根經營:1990年代開始,DPP為了早日執政,把選舉當成首要之務,因此無力深入基層發掘問題、解決問題,從而得到草根支持;也未曾把具體明確的民主理想帶到基層,透過對話,提升基層的民主水平。有很長一段時間,DPP所謂「基層經營」只是仿效國民黨的老套,經營樁腳,目的在吸取選票;而非由下而上,健全民主基層細胞。一個政黨的民主訴求,重要的泉源來自草根。沒有好好經營草根,民主改革與人民需求脱節,人民對民主的認識也停滯不前,政黨的志業窄化成吸取選票,理想內容淘空,日久自然變質。

(2) 人才培育:幾十年來DPP追求民主與改革政治的訴求,吸引無數有理想的年輕人入黨,但DPP沒有一套人才培育的辦法與管道,譲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年輕人加入DPP之後,能否發揮抱負與潛能全憑運氣。投靠誰,誰就成了他未來的靠山。有一天靠山倒了,他先前的努力也付諸流水,因此山頭與派系林立。年輕人的民主理想被糟蹋成護主的忠誠。另外,因參政之後,除非現任公職或黨職,生活頓失著落,無法像一般人有固定薪水或生意可以養家活口,於是天人交戰,理想與麵包的矛盾易使理想變調。

(3)民主論戰:推動民主理想最關鍵的是:透過學習、思辨與對話,對內弄清楚所追求的民主,其內容是什麼;對外進行文化論戰,尋求人民支持,最後再轉成選票,變成政策。但DPP即使到2000年執政,也沒有費心去經營出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平台,在這些平台講道理、談事實,讓多數人從半個世紀的洗腦教育中醒來,同時經由對話與論戰,深化民主的內容,凝聚黨內外對民主與進步訴求的共識,當然也沒有意識到文化詮釋權的重要。相反的,保守勢力仍然控制主流媒體。民主與進步的理想,在輿論中節節敗退。舊勢力顛倒是非的保守言論,即使進入2010年仍居絶對優勢。

其他因如規範黨員政治獻金的來源,界定其流向屬公或私,也一直沒有處理,惹人物議。及至執政,遂向財團靠攏,迭有立場向右倾斜之譏。加上前述三件事該做而沒做,DPP的民主訴求虛泛無根,立場隨風搖擺,尤其遇到開發與環保之爭,經常一面倒向開發。

這些不利的政治現實,使民進黨一些擁有理想的個人,不易堅持理想,思維言行也與國民黨也漸趨一致,只是尺度深淺不一。改革者慢慢被「被改革者」同化,恰好應驗了「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差別,不是本質問題,而是品質問題。」

當然,理想發霉也與個人的主觀條件有關。一個勤於思考、不斷反思的人,會更知道不忘初衷。介入政治一旦有了舞台與權力,人很容易自我膨脹。這是很多年來台灣政壇一個令人悲哀的現象。「看到自己」是唯一的藥方,也是每一個人永遠的課題,只是不限於以政治為志業的人。

持平而論,DPP黨內還是有許多令人敬重的人士,迄今仍堅持理想,努力不懈。我們探討的只是這二、三十年來民主進程內在的問題。

 

十一丶

今日第三勢力所擁有的條件,相對有利於理想的堅持。各政黨所標誌的民主訴求較為明確;輿論平台可以講道理的氣候也逐漸成形;而且各政黨成員所儲備的思考力與反思力,較為厚實。

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DPP士氣跌入谷底,中生代的新領導人,勇敢面對困境,試圖帶領DPP浴火重生。另一方面,國民黨重新執政,保守勢力仍驕橫如故,亂象叢生。年輕世代如夢初醒,藉由網路辯證與串連,一次次引發抗議行動,終於捲起龐大的人民力量。DPP經過七年的淬練,也重拾信心,由於新領導人的論述能力、人格特質及領導風格,與過去迥異,為黨注入新的活力。各方對2016第三次政黨輪替,期待日殷。

去年爆發318太陽花學運以來,經1129九合一大選到今天,台灣的民主運動已邁入新的紀元。第三勢力深化民主訴求,各政黨分別針對台灣主體、直接民主、公民社會、多元文化、社會民主、世代正義,以及維護自然環境等重要的進步訴求,明白表述,使民主運動的面目變得清晰,又多元生動。DPP則匯集幾十年民主運動所累積的血涙、汗水、見解與資源,想把訴求整合,把力量凝聚,並試圖以民主作為亮點,讓台灣走向國際社會。

過去台灣的政黨政治失靈,原因之一是兩大黨都是右派政黨、一為右派甚至是極右政黨,另一則為中間偏右,導致左右失衡。現今第三勢力提出中間偏左的種種訴求,多少會牽動DPP的偏右立場左移,並產生平衡的作用。

這樣的結合,不只充實DPP原先空泛的民主內容,更可以彰顯它進步的面目,使民主進步黨名符其實。

面對2016中央選舉,第三勢力與DPP必須超越本位主義,以大局為重。合則成,分則敗。2000年DPP少數執政、國民黨鷸蚌相爭的殷鑑不遠。這次若兩股在野力量整合,立委席次過半,進步的民主法案可望落實,第三次政黨輪替,便是大有可為的多數執政。這時台灣的民主才會真正步上軌道,公民社會的理想亦可逐日成形。

十二、

2015年台灣民主運動的前途出現曙光,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柏瑜與她的年輕伙伴願意投身政治,我們感激之餘,更要珍惜她們的熱情。尤其柏瑜不只關懷民主,更關懷環境運動,代表綠黨參選。環境是目前亟需特別正視的議題。

就台灣民主運動來說,我們這一代人是冷漠無力的一代,而對待自然環境而言,我們則是人類歷史上最揮霍的一代。世代正義不只是經濟條件的不對等,更是自然環境的世代剝削。人必須與自然共生。我們這一代人過度開發,享用資源,大肆污染,留給下一代殘破的自然環境。迄今毫無悔意,甚至沾沾自喜,談到發展經濟就眉飛色舞。

地球暖化、極端氣候逐年劇烈,大自然反撲的腳步直直進逼,人類這物種會不會大滅絶?很多人心中嘀咕:「如果大滅絕是世界末日,一瞬間天崩地裂,所有人一起死亡,那沒什麼大不了,想開一點就是。」可是大滅絕並不是那樣的世界末日,而是天災地變此起彼落,資源逐步耗竭。為爭奪生存條件,戰火處處,弱肉強食,文明倒退,回到遠比野蠻時代更殘酷的日子,終至人吃人。慘絕人寰的過程將延續三、五十年。

今天我們是否已經越過不歸點(point of no return),步入大滅絕的不歸路?沒有人知道答案。唯一能挽救人類及自身文明的是理性。當我們已衣食無缺,就要回歸簡樸的生活,與自然和平相處。可是我們依然心存僥倖,愚昧無知的沈迷於經濟成長−再成長。

這是全球性的大問題,台灣只蕞爾一島,何能之有?或許有人這樣想。況且對於全球環境變遷,每一個國家立場不同,各有盤算,整合之事,談何容易?但地球只有一個,在自然大反撲之前,人類的命運是一體的。台灣不能自外於國際,不能仰賴大國去解決,不能推卸責任。試想:每天我們用心在撫育自家疼愛的小孩,為了什麼?不就希望他們有個平安美好的未來?可是我們又矇著眼睛,只顧揮霍與逃避,留給他們的未來一個悲慘無助的世界。到底我們在做什麼?

相對於民主運動逐日成熟,環境運動仍被主流社會視為邊陲。當前最被寄以重望的兩位民主領袖,對環境問題的嚴重性看來並無警覺。一位首都市長對社會與環境的關係,似乎未經深思。另一位總統候選人,則重經濟輕環保,一如當年的「民主先生」。她的經濟專業,多少模糊了她對環境的敏感度,也阻斷她去細想迫在眉睫的環境危機;這令人擔心的事實反映出:台灣社會就人與自然的關係,還停留在幼稚階段。

少子化的議題就明白透露這一切。少子化對短期經濟不利,但對環境明顯有利。只有人口大量減少,環境負荷才能減輕,這是延緩大自然反撲斧底抽薪的關鍵,也是難得的契機。可是基於經濟掛帥,不論在民主或反民主的陣營,鼓勵生育卻無異議的成為因應少子化問題的共識。

人類的理性有無可能挽救人類免於大滅絕的悲慘災難?我是悲觀的。但即使無望,悲觀主義者,仍然要匍匐前進,奮鬥到最後一刻。這是人作為人的條件[5]

台灣社會必須嚴肅面對經濟與環境的矛盾,快速跳脫出幾十年來經濟至上的慣性思維。綠黨成立近二十年,長年為環境議題努力不懈,在太陽花學運中藉由反核議題與民主運動接軌,吸引年輕世代關注與投入。柏瑜及她的年輕伙伴,代表綠黨參選立委,是一個新的起點。

此時此刻,為了環境,我們至少能做也該做這件事:協助綠黨進入立法院,立法保護自然、節制這一代人的貪婪、防止過度開發。這樣急切的聲音在今天立法院仍然十分微弱,113席立委之中,綠黨仍然掛零,經濟開發還是絕對主流。

十三、

柏瑜一行離開我家農舍時,天已放晴,山谷雲霧亦開,青翠怡人。山景雖美,但極端氣候的陰影徘徊不散。這些年來,環境危機其實是我最擔心的事[6]

送走一行人,途中根政私下同我說,柏瑜組織能力極強,思考力與行動力皆令人讚嘆。例如她年輕的團隊,白天行動、夜晚開會討論、分配工作,半夜該完成的就完成,做事明快,效率神速。

幾天前,台大一些學生來看我。我問:「柏瑜在新店這選區參選,你們會來幫忙嗎?」他們說會。沒錯,年輕世代已經成熟,她們有遠見,有能力,知道做什麼,又樂於合作。該是老一代交棒的時候了。

 

這是一條漫漫長路。祝福柏瑜與她們的政治志業。

 

 


[1] 此文依綠黨召集人李根政囑託,將推薦文放在台灣民主運動的脈絡中書寫,讓我有機會把許多思緒整合。

[2] 這是台灣解嚴後,最大的一次警民衝突。事件後據中研院許木柱,徐正光兩位教授召集組成的觀察小組報告:現場參與的民眾近一萬人。歷時十七小時,衝突不斷。尤其入夜之後,憲警失控,血光遍地,吶喊震天,哀號四起。翌日當局大肆逮捕,並藉一手壟斷之媒體指控:農民預謀暴力,在北上卡車裡預長石頭於大白菜中,而導演出一齣石頭記。經清華十一位教授,至所稱搬運石頭之二崙公墓,一指控情節現場做模擬實驗,發現指控情節不實。

[3] (1) 1. 2014/03/19 新台灣加油(約 1:10 開始曾之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cPsoPT16JE 

     (2) 2014/03/23 新聞追追追(約 7:30 開始曾之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UfTIEkamD0 

     (3) 2014/03/24 新聞面對面(約 36:21 開始曾的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xO9mqIIuw 

     (4) 2014/04/03 新聞面對面(約 3:20 開始曾的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Fun4cEW3s

 

[4] 作者於1992年六至九月,在自立晚報烽火集,刊登一系列〈台灣反對運動反省系列〉的文章,分析當時急於執政的可能後果。後以〈金粉紅妝的形象〉結集於《童年與解放(左岸)一書附錄。

[5]在日本軍國主義橫行無忌,血流成河的年代,渡邊一夫與其他有良心的日本知識份子,用這樣悲嘆的字句,寫下他們關注人類命運,反抗無知暴行的決心。

[6] 2008年,我有一篇筆談的專訪:〈教育前景與環境危機。全文上萬字。前半部談教育,登在中國時報。後半部談環境危機,提出動態理性的構想。http://www.tmitrail.org.tw/whunag/?p=62

 

兩難的取捨 (2015.03.23)

台大不只是1928年的台大,也不只是2015年的台大,它還會是2115,2215年的台大。親愛的今日的或明日的校友,牛津大學有多少年了?

受邀參加「五十聚會在台大」,我欣然答應的下一刻,便意識到校門口因興建人文大樓,延宕四年的兩難。

文學院空間嚴重不足,學校應該盡一切可能,早早提供空間,讓同仁與學生靜下心來從事研究與教學。這是大家共同的願望。

昨深夜接主秘林達德教授寄來相關資料,其中包括人文大樓的設計說明與學生會的聲明。從林主祕苦口婆心的解釋、學生會強調尊重校內民主的立場,都可以看出大家為解決文學院師生的困境,所做的努力,令人感佩。

目前文學院燃眉之急的需要,固然要面對,但純就台大校園長遠規劃的角度來看,人文大樓經四年討論,所做出的設計,還是明顯看出空間擠壓的缺陷。

與這兩年緊鄰辛亥路,蓋起社會科學大樓一樣,人文大樓也給人一種「台大建築物在向週邊溢出」之感,只能用突兀兩字形容。社科院向北溢出,人文大樓則向西。

同時以目前定案的量體,人文大樓確實像一塊巨大的積木,硬要擠入校門口旁的有限空間;與拐個彎越過內斂的校門口,在歷史中靜靜沈思的傅園毫不相稱。

我深深了解文學院師生流離失所之苦,但美感與歷史究竟是文學的核心。在兩難之間我們如何取捨?只有把時間尺度拉長,我們才恍然看出今日爭議的是非,在歷史中看到真實。

台大不只是1928年的台大,也不只是2015年的台大,它還會是2115,2215年的台大。親愛的今日的或明日的校友,牛津大學有多少年了?

張小虹教授與一些同學的努力與堅持,我尤其肅然起敬。我支持她們所提出的移地興建,如果執意在校門口蓋人文大樓,量體也要再大幅縮小,想想如何與傅園相稱。

楊校長就任不久,以他的平實、務實與視野,應可寄望他以他的新作風,協調出新的可能,儘早安頓文學院師生的去處,並傳承台大在歷史中雍容的、沈思的行跡。

 

本文刊登於蘋果日報《即時論壇》(2015.03.23)

修改鳥籠公投法的重點不在門檻

..修改鳥籠公投法,重點不在二分之一的門檻,而在公投法第30條第二款之否決條文。若不改第二款的否決條文,門檻即使下修到三分之一,正反兩方仍將非公平競爭,投票結果也將仍會被荒唐扭曲。

目前運動訴求有點分散,且DPP所提的核四公投特別條例只限於核四,不及於服貿或其他重大爭議的議題,這是不智的。當前民氣昌旺,不趁此時修改鳥籠公投法更待何日?況且,單純要求降低二分之一的門檻其實不是重點。理由如下文。

此刻公民運動若能集中:

1、要求修改鳥籠公投法;

2、要求核四及服貿版本公投,

就可以把力量整合起來,不致像現在,運動的訴求被迫分散在反核與反服貿兩頭。(也許自經區也一併考慮。)

據聞:若修改鳥籠公投法並進行核四公投,林義雄先生亦會同意停止絕食。

不過修改鳥籠公投法,重點不在二分之一的門檻,而在其第30條第二款之否決條文。公投主文若為同意或不同意並列,就無否決的問題,亦即:此時有效投票數不達投票權人數二分之一,不代表否決,只代表「未決」。

未決狀態不論是核四或服貿,對執政黨都不利,因事情就必須延宕下去。這時二分之一的門檻是否要下降,就會被執政黨認真看待。

當然二分之一的門檻若能提早下修也很好,但那不是重點。要注意即使下修到三分之一,若不改第二款的否決條文,正反兩方仍非公平競爭。

舉例說明如下:以目前台灣投票權人共 1,800 萬計算,如果為了核四議題,原本願意出來用投票表示意見的人有一半,即 900 萬,其中同意停建核四與不同意者各為550萬:350萬。照理,同意停建核四應獲壓倒性的勝利,可是投票前,不同意停建的那方,可以呼籲它的支持者不去投票,屆時 350 萬之中,也許有 310 萬嚮應,用「不出來投票表示不同意停建」。此時,真正出來投票的 590 萬 (=550+(350-310)) 並未達到 1,800 萬的三分之一,依據第二款否決條文,停建之議被否決。這樣的公投仍會是荒唐無比。

所以說,重點在於:把第二款之「否決」條文要改成「未決」;必要時並加註:「未決狀態期間,暫以簡單多數之結果行之」。

再說,第二款否決條文在實際運作時,會違反憲法所保障「秘密投票的自由」,因為不同意的一方用「不投票」表示不同意,但選民去不去投票是外顯行為,可以被監控,所以否決條文違反秘密投票的自由。顯然當初立法不當,必須修改,否則便有違憲之虞。

當然,能達成 DPP所提的「核四公投特別條例」的簡單多數決最好,但迄今DPP無法有效回應馬江所云:「重大議題不能不設門檻」的說法;另一方面,特別條例無法普遍化,無法適用於服貿公投。

黃武雄2014/4/24

附:公民投票法第30條(通過或否決之門檻)
[第一款] 公民投票案投票結果,投票人數達全國、直轄市、縣(市)投票權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且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者,即為通過;

[第二款] 投票人數不足前項規定數額或未有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者,均為否決。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記桃李舘1990年代

….桃李館成立之初,並沒有設立特定的目標。黃老師說:「基本上我與大家弄了一個底子在那邊,讓大家一直發展一直發展,發展到哪裡去是大家共同的決定。那時大家說我是火車頭,其實我只是在打底子的時候,確立了幾個無形的、抽象的原則。路是大家一起走出來的,我並沒有主導。」、「我一生做了很多類似的事,例如社區大學,最早我與一些朋友打了底子,你可以看到隨後80幾所社區大學便像雨後春筍,在全國各地冒了出來,到今天社區大學已經歷了十五年,為這社會做了很多事。底子弄好了,總有七、八成的事,能不忘初衷,這樣就很不錯了。現實的發展,難免會有兩、三成不如人意。那也是人間的常態。人生是這樣,這社會是這樣,環境議題也是這樣。我介入其他種種公共事物,也都採取這樣的態度,這是我的信念。像千里步道,像四一O教改。在很多不同的場域,我看到底子打得好的,人性中『正面的力量』便不斷浮現,逐日開花結果。…..」

文 / 陳蘭亭(專訪黃武雄)

初秋微冷的雨,讓通往桃李館的斜坡路潮濕帶著苔綠,透過桃李館西側的玻璃格窗,看見黃老師沿著斜坡走來。他戴著毛帽,身穿厚質棉布襯衫。原本因為下雨而顯得濕冷的空氣,因為黃老師的到來,帶進了一股暖意。已經病了一年多的身體還未復原,這也解釋了他那看似入冬的打扮。即使是帶著病容,他還是一開口就講了兩個小時,竭力挖掘腦中的記憶,希望為社區和社會留下更多的史料。

花園新城是台灣開發得最早,也最被看好的山坡地社區,但是很快地1980年代開始從絢爛步向沒落,由於新城公司的財務問題,房地產的發展是停滯的。但在黃老師的記憶中,那反而是這社區最美麗的年代,沒有初期的玩樂設施與大批遊客,沒有現在那麼多的水銀燈、不銹鋼欄杆和水泥化。到處是開闊的草地與幽祕的角落,一時興起就可以坐下來,看蟲鳥花草,看雲霧看夕陽。人和環境相容,不會像今天這樣格格不入。那時社區雖然擁有這麼優美的環境,但社區事務完全由新城公司主導,居民的社區意識還沒有凝聚起來。這時期,幾項攸關居民權益的社區議題正在發生,第一是交通的問題,當時社區唯一對外公共運輸是新城公司營運的交通車,一小時才一班,除了經常拖班誤點,車況因年久失修,時而半途拋錨,也叫人擔心。後來發生了交通車撞死居民洪文堯的事故。洪文堯是陶藝家,吳菊的先生,經常帶著兩個可愛的幼女(洪玄穎姐妹)在社區內散步,他的過世譲人傷情。新城公司的善後處理誠意不足,引起居民的不平,也因此引發居民長達七、八年,要求新店客運進入社區的陳情活動;第二是水管處監督下的「新城土地細部規劃」正在進行,這事對其後新城土地會如何開發影響深遠,再加上長期以來水權和產權不時有爭議,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凝聚新城居民的動因開始浮現。

黃老師認為經營社區不能每次有甚麼爭議,就靠大家臨時上陣,這樣的力量沒有辦法累積,效果零散,大家也疲於奔命。社區意識應該是慢慢孕育出來的,但當時社區沒有一個能夠讓居民意見相互交流的場所,所以先要有個據點。據點也要座落在社區的中心,才能吸引大家經常來走動。黃老師隨即看上了公車站旁一棟洋房閒置的車庫,並拜訪住在台北市溫州街的屋主陳連生醫師的家人,陳家很認同成立社區中心的構想,樂意出租。於是黃老師寫了一封信,動員幾位社區朋友,一一投遞到全社區所有信箱,號召大家一起出錢出力,動手整修。因為前述提到的背景,居民反應熱烈,很快便募集到27萬的捐款。再經過藝術、建築、設計各有專長又具有熱情的居民通力合作,於是在1991年秋天出現了今日的桃李館。黃老師從記憶中唸出一長串開創者的名字:唐香燕、梁祥美、邱惠瑛、吳菊、陳瑞妶、郭譽孚、楊孟惠、許琳英、粘峻熊、鄭世儀、陳麗寬、孟子青、史英、龔金標、Coco媽媽張淑貞、蔡素貞、威寶媽媽、卓媽媽……「還有一個默默做事,尤其熱心為社區做資源回收的女性,大家都很喜歡她,叫她黃媽媽。我提這些人名的時候,一定會漏了誰……。」

桃李館開創不久,姚添富、趙和賢、蕭嘉慶、蔡萬益、趙惠敏……這些日後將在社區扮演重要角色的人,也逐一出現在桃李舘。「對姚添富,我的印象尤其深刻。有次為了一起去參加立法院公聽會,大家在桃李館聚會,熱烈討論細部規劃的事。會場上坐滿了人。座中有個人面孔陌生,忽然舉手發言:" 這件事對社區未來發展非常重要,事情推動起來一定很費力氣,總要一些經費。我願先捐兩萬"。他就是姚添富。後來他積極參與社區事務,當了兩、三仼主委,憑藉他的熱心與毅力,終於突破法令及重重障礙,正式成立了有法定地位的社區管理委員會,改變了過去公司獨大的局面。這在1990年代初期社區居民的心目中,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依據黃老師的原始草圖,桃李館的大門應開向西側的斜坡,也就是今日大玻璃格窗的位置。這寓意著桃李館開放的原則,直接伸向外界;把桌椅擺在戶外,天晴的日子,大家可以在那裡看書喝茶聊天,也吸引公車站等車下車的居民,隨時走下來使用桃李館。雖然後來大家採用了吳菊的意見,在面向斜坡的方向用美麗的白框玻璃格窗裝飾起來,而改設大門於北側,但「我也從善如流,不固執己見」,黃老師笑著說。這只是開始,從日後館務的經營,我們更能感受黃老師所倡議的開放、廣納。

黃老師認為社區意識的凝聚,應以文化作為起點,因此將桃李館定位為社區文化中心兼社區圖書館。「桃李舘開幕那天,雖然不是冠蓋雲集,卻是熱鬧非凡,創意十足。屋主陳醫師夫婦也蒞臨與會並捐了一些錢。」黃老師這樣補充。成立之初,向社區居民募書,很快便募到一大堆藏書,塞滿了七、八個書架,其中包括許多有價值的老書,甚至一些重要的絕版書。有了空間和書,人們來到桃李館,喝咖啡、共餐、閱讀、說故事、開讀書會、辦演講,悠閒的交談,在這樣人與人之間啟發互動中,許多有趣的事物開始孕育。

當時花園新城社區居民的組成,約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最早住進社區的住戶,以退休的軍公教人員為主。到了1980初期,開始移入以小家庭為主的新住戶,大多居住在公寓式集合住宅,這是第二類。第三類則為單身租戶,多半棲身在翰林樓。第二和第三類的人最常使用桃李館且各有特點,需求不一,來桃李舘的時間也不同。這三類居民看待公共事務的態度時常各有立場,有些人保守,有些人基進,有些人雖然溫和但反而熱心參與一般公共事務。在桃李館這個空間裡,不同的意識形態開始相互流動,原本牢不可破的藩籬逐漸拆解。例如當時長青會的韓文祥先生,與黃老師在各方面的看法並不相同,尤其在剛解嚴的政治環境下,台灣各場域的民主意識開始覺醒。韓先生對於桃李館的經營目的有所疑慮。但經由不斷地溝通交談,逐漸消除隔閡,桃李舘媽媽們誠懇邀請韓先生來桃李舘教外丹功,韓先生也邀郭譽孚及黃老師去長青會參加活動。

黃老師主張以「開放」和「廣納」的原則經營桃李館,例如24小時開放,任何人任何時間都可以進來。社區所有人都可以拿到鑰匙,不限定專人擁有;相應的,進來的人要輪班看館,輪班的時間與頻率則自由決定。黃老師說:「我不喜歡有硬性的規定,其實你讓他自主、給他彈性,沒有外來的壓力,他的參與反而更主動。」一本厚厚的「輪班本」,上面記載自由填上的輪班表和任何想討論的話題。任何值班的人都可以在上面塗鴉,或偶發的感想,或抒情的詩篇散文,或一時手癢的素描,林林總總,十分有趣。不同時間來桃李館值班,藉由「輪班本」可以分享彼此心情,可以共同思考問題如何解決。即使遇到管理上的困難,黃老師仍以廣納的態度來看待,譬如當時桃李館訂三種報紙,放在門口外的板凳上,供人閱讀。但常有報紙被取走,有些人很在意,黃老師則主張「報紙看的人多,本來就容易弄丟」;不因此而排斥特定人。廁所也一樣,24小時開放,有時難免會被弄髒,髒了就洗,當作一種勞動。黃老師說:「其實人都會轉化,人本來就有善惡兩面,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經營一種環境,讓人善的那面發展出來,惡的那面慢慢消失。我覺得這就是世間最好的東西,也是這世間的希望。」

1994年黃老師生了一場大病,得了肝癌並擴散至肺部,無法再參與桃李館經營。幸而有人接棒,繼續維持桃李館的運作,像楊孟惠、吳淑姿……這樣沒幾年,由於認真的媽媽們靠辦活動、租借場地、賣咖啡,和運作跳蚤市場,把所得一點一滴累積下來,最後竟湊齊了27萬,一一歸還給當初的捐款人。

桃李館成立之初,並沒有設立特定的目標。黃老師說:「基本上我與大家弄了一個底子在那邊,讓大家一直發展一直發展,發展到哪裡去是大家共同的決定。那時大家說我是火車頭,其實我只是在打底子的時候,確立了幾個無形的、抽象的原則。路是大家一起走出來的,我並沒有主導。」「我一生做了很多類似的事,例如社區大學,最早我與一些朋友打了底子,你可以看到隨後80幾所社區大學便像雨後春筍,在全國各地冒了出來,到今天社區大學已經歷了十五年,為這社會做了很多事。底子弄好了,總有七、八成的事,能不忘初衷,這樣就很不錯了。現實的發展,難免會有兩、三成不如人意。那也是人間的常態。人生是這樣,這社會是這樣,環境議題也是這樣。我介入其他種種公共事物,也都採取這樣的態度,這是我的信念。像千里步道,像四一O教改。在很多不同的場域,我看到底子打得好的,人性中「正面的力量」便不斷浮現,逐日開花結果。社區大學最是明顯。至於千里步道後來走的路線,並不按照我原來的藍圖,但底子不錯,後來怎麼走,都很好,我也樂觀其成,尤其感佩在第一線堅持不懈,繼續打拚的朋友。至於教改,四一O早期是打開了局面,讓大家意識到教育病了,病到不能不做根本改革的地歩。就當時的運動本身,真是百花齊放。但教改政策後來的發展,並未按照四一O所提的訴求,民間沒有機會參與根本決策,只有在技術問題上面被動員。我們提出的只不過是訴求,也出版了白皮書,但沒機會去把底子打好,後來的發展自然不如理想。」

「在這個社會,保守的、開發的力量一直是非常強大的。我常說右派的世界觀從來是人類社會的主流。我們能做的就是:相信人性中都有善的一面,堅持開放與廣納,讓人正面的力量發展開來。經營桃李館,基本上我也採取這樣的態度。」

這20年來,新城的社區意識已高度凝聚。迄今在教育、環境保護、藝文等各方面發展出來的特色,結實纍纍。桃李館之前已有唐香燕、陳瑞妶經營的媽媽幼兒園,以及其後劉玉燕、粘峻熊、鄭世儀、陳麗寬接手的森林幼兒園。桃李舘之後,在教育方面更有通泉草家庭文庫、毛毛蟲學苑、種籽實小、通泉草幼兒園、華德福親子共學團體,以及赤皮仔自學團體, 吸引更多有志於教育的工作者和父母來到花園新城。早年新城進行土地細部規劃時,居民在立法院公聽會的訴求中,有一項是在社區內設置小學,也得到幾位立法委員的支持。不過以當時的政治環境,民間的聲音不受官方重視,因此無疾而終。現況是社區內的小孩,都得搭車趕車才能上小學,花費許多時間和環境成本。不過,在黃老師眼中,近年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逐漸形成。30至40幾歲這代是充滿潛力的,許多有趣的事、重要的事,都值得去努力、去嘗試。這真是一份很有重量的期許。

桃李館的北側,曾經是一片蔥鬱茂盛,綠意盎然的小天地,那些年庭園擺了幾套龔金標慷慨捐贈的白色戶外桌椅,大家常在那裡喝咖啡聊天,欣賞遠景。「龔金標已因肝癌過世多年,好可惜,這麼熱心的人。我也曾應一些年輕朋友要求,在那裡擺黑板教微積分。」黃老師回憶著,「對我個人來說,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社區孩子們在這庭園跑進跑出的笑鬧聲,現今還停留在耳際,Coco、濃濃、年詢、阿牛、玄穎姐妹、璞璞、任鈞、威寶、卓皓、宅宅……現在他們都已長大成人了……二十年過得真快。」黃老師一邊細嚼著桃李舘的往事。後來建商來了,在庭園北緣砍樹除草,架起鐵皮圍欄蓋新房子;然後建商倒閉了,鐵皮圍欄生鏽頹圮,圍欄內芒草叢生;然後颱風來了,將鐵皮吹倒,再次讓人窺見曾經的綠意。桃李館安靜地看著,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後記:延伸討論

「開放與廣納有什麼分別?開放對外,廣納對内;開放在思想,廣納在實踐;開放是心智的真,廣納把它體現為善。開放與廣納,所講的無非是"沒有偏見"這四個字,對事沒有偏見是開放,對人沒有偏見則為廣納。人要做到沒有偏見是很困難的,但沒有偏見不表示沒有是非、沒有作為。社會處處充滿偏見,人的紛擾與痛苦很多時候來自於偏見,人還是要努力去對抗偏見,對抗自己的或社會的偏見。但在對抗偏見的過程中,為了凝聚力道,很容易又形成新的偏見。」黃老師努力的釐清這些概念。

「不過在經營桃李館時,我從來不曾向誰提過開放與廣納這兩個原則,不會像現在這樣嘮嘮叨叨,更不會長篇大論,咬文嚼字的講抽象概念。這些話不過是講給自己聽的,作為自己一生的課業。複雜的概念一旦歸納成原則,用來宣導,很容易變成教條。只有透過實作,別人才能真正體會。」

再怎麼辛苦也值得 (為陳定信醫生文集而寫)

…在台灣這種亟待改進的醫療制度之下,醫生的工作負擔無比沈重,能分攤給每位病人的時間也少得可憐,但建立病人的信任感,無論如何還是醫療行為最關鍵的一件事。

以我看來,病人的信任感主要來自醫生本身散發出來的人格特質。是醫生的誠懇認真、關心病人又實事求是的態度,讓病人從心底對醫生有了信任。

當然,強調信任感,並不意謂病人要絕對遵從醫生的診斷去做,必要時病人還是需要去尋求第二種意見(second opinion)。醫生不是神,誤診是難免的,尤其大醫院的醫生工作的緊繃與負荷,經常到達自己身心的極限。病人應該體諒。若有疑義或遇到生死關鍵,主動尋求第二個醫生的意見,譲自己的生命,多一層保護是必要的。

過去在小鎮,醫生只靠診查就必須斷定病情。有些誤診是難免的,但病人信任醫生,醫生竭力解除病人的痛苦,大家都相安無事,並和善對待。好的醫生也終生得到鎭民的敬重。今日醫病關係變得複雜,尤其在大都會大醫院。有些時候,醫生無意識的把病人物化,病人則一方面把醫生的專業神化,另一方面把醫生的角色工具化。這就扭曲了原來相互信任的醫病關係。病人若不了解醫生也是一個人,尤其動輒提告,會弄到醫生失去自信與熱情,不只大小病都一概依賴儀器,不願再靠經驗與專業判斷診查,而且擔心司法纒身,不敢再為病人作明智的賭注與決斷,以致耽誤病情。

關於病人的主體性,病人愈了解自己的身體,對自己的康復會越有利。我一方面對定信兄有著很深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努力加強對癌症的認識。「病人的主體性」在醫病關係中也與「信任醫生」一樣重要,因為病人病苦的複雜與分殊,不是每位醫生都能夠完全體會,有些時候病人對察覺自己身體的變化更為敏感。但病人的主體性,最好能建立在科學精神與醫學知識之上,尤其當這社會多數人還輕易相信不經證實的種種似是而非的傳言與臆斷之時。

……

一個醫生除了沉重與超時的工作負擔之外,看盡多少病苦、多少無助,他對人的熱情如何不因歲月而燃燒殆盡?….定信兄的書所記錄的一種生命中的堅毅,雖然不是完全的答案,但卻是珍貴的啟示。

      近日讀藍麗娟寫陳定信教授的傳記《堅定信念》一書,對定信兄一生的努力與成就,十分感佩,立即託友人陸續買了十五本書,分送給朋友們,並鼓勵年輕人閱讀。定信兄與我同年,在台大是老同事,雖然他研究的是醫學,我做的則是數學,但我們經歷同一個時代,讀他的傳記讓我重新走過一遍消逝的日子,重新檢視自己的往昔,並調整了一些累積多年的看法。他的傳記、他真實的一生承載無數值得深談的啟示,但寫這短文因限於篇幅,只能就他與我三十多年的醫病關係,取出一小切片談一、兩個觀點。

       一九七六年我罹患 B 型肝炎,便曾求診於他。到一九九四年十月,因自己長期疏忽,身上的肝炎已轉成十公分大的肝癌,並擴散至肺部十多個腫瘤。癌症病發當初是在台中榮總(施明純醫師看診)及一家診所檢查的,兩處醫生皆認為我的生命期只剩三到六個月。隨後回台大,定信兄亦作此診斷,並告訴我癌細胞的原發處在右肝,經由血液傳至兩肺。11月我赴加州大學舊金山附屬醫院 (UCSF) 檢查,得同樣結論。這期間我經常與定信兄聯繫,深刻感受到他的坦直與用心。

      當時 UCSF 有一個研究團隊正在實驗 LIP-DOX 的標靶化療法:以小脂肪球包裹的化療藥劑(Doxorubicin)注射血管進入血液。標靶的原理是:癌細胞的增生沒有良好的控管,其附近血管壁的漏孔有大有小,大的漏孔遠大於正常細胞附近的血管漏孔。小脂肪球的半徑便設計在兩者之間,於是絕大部分的化療藥劑便沿血管順利運送到癌細胞,不致一路流出,去破壞正常細胞,因而大幅提高化療的效率。這個看來十分聰明的標靶療法,已通過動物實驗,正在進行毒性實驗。我雖是外國病人沒有健保,但 UCSF 的研究團隊願意免費接納我加入測試。我不待猶豫,立即越洋傳真詢問定信兄。

       由於我深知病人個體的特殊立場與醫生專業而嚴謹的普遍立場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寫信時我這樣問定信兄:「你很了解我的病情,也擁有最尖端的醫學判斷,如果你是我,而非我的醫生,你會怎麼辦?」不到半天,我得到他真摯感人的答覆:「我會回來與小孩及自己所愛的人一起度過最後的這段時光。」於是我不假思索,收拾行李,於12月中回到台灣。

       這樣我作出了正確的決定。可惜那個標靶實驗後來沒有成功。十多年後我曾寫信給定信兄,感謝他總是在我最需要的時刻,「適時的伸出援手」。

       事實上從我十月發病之初,他就給予我最大的協助,並把我的病情以及接下來可能出現的症狀懇切而詳細的向我說明,讓我知道自己的處境,快速的整理自己的思緒。當時定信兄主持下的台大肝炎研究團隊正在進行一種 cocktail 化療的實驗。摯友林山田、陳師孟、張則周、賀德芬與楊明倫來家裡探病,告我此事。我以此問定信兄,他的答覆是:「你加入這實驗,對醫學研究或有貢獻,但對你的身體沒有幫助。」

       由於他的誠懇與坦直,我的心思很快就沈澱下來。我不知這付安定的心情,是否像有些過分強調心理因素的人所說,對於往後奇蹟似的存活下來有若干幫助,但我確定它帶給我平靜與自由。我不用掙扎於幾種其實都近乎無望的選擇之間,也不必像很多病人那樣承受一次次的身心折磨。我迅速接受自己既定的命運,處理好身邊的事,開始用「多活一天就開心一天」的心情面對死亡,忽然我的心自由了。

       這二、三十年定信兄與我的醫病關係中,最關鍵的是信任。我清楚感受到他的誠懇認真,感受到他站在病人的立場為病人著想(不只對我這個特殊病人),當然我也完全信任他的專業判斷。在《堅定信念》一書中,他談到信任在醫病關係中的重要,包括許多醫療糾紛都來自醫生沒有取得病人的信任。

       事實上有些醫生在從業之初並不曾意識到自己工作的莊嚴與神聖。病人把自己的身體交給醫生,自始便對醫生充滿崇敬與期待。病人脆弱的心理很容易感受到醫生對他(她)的「好」。以我個人及親友們在台灣各醫院或診所就醫的經驗來說,很多時候醫生的耐性非常有限,沈默安靜與愛發問的兩種病人,都有過被醫生冷落,甚或訓斥的經驗。我當然了解在台灣這種亟待改進的醫療制度之下,醫生的工作負擔無比沈重,能分攤給每位病人的時間也少得可憐,但建立病人的信任感,無論如何還是醫療行為最關鍵的一件事。

       以我看來,病人的信任感主要來自醫生本身散發出來的人格特質。是醫生的誠懇認真、關心病人又實事求是的態度,讓病人從心底對醫生有了信任。

       當然,強調信任感,並不意謂病人要絕對遵從醫生的診斷去做,必要時病人還是要去尋求第二種意見(second opinion)。醫生不是神,誤診是難免的,尤其大醫院的醫生工作的緊繃與負荷,經常到達自己身心的極限。病人應該體諒。若有疑義或遇到生死關鍵,主動尋求第二個醫生的意見,譲自己的生命,多一層保護是必要的。

       過去在小鎮,醫生只靠診查就必須斷定病情。有些誤診是無奈的,但病人信任醫生,醫生竭力解除病人的痛苦,大家都相安無事,並和善對待。好的醫生也終生得到鎭民的敬重。這些醫生不只自信、擁有尊嚴,而且迅速累積診查斷病的經驗。今日醫病關係變得複雜,尤其在大都會大醫院。有些時候,醫生無意識的把病人物化,病人則一方面把醫生的專業神化,另一方面把醫生的角色工具化。這就扭曲了原來相互信任的醫病關係。病人若不了解醫生也是一個人,尤其動輒提告,會弄到醫生失去自信與熱情,不只大小病都一概依賴儀器,不願再靠經驗與專業判斷診查,而且擔心司法纒身,不敢再為病人作明智的賭注與決斷,以致耽誤病情。

       關於病人的主體性,病人愈了解自己的身體,對自己的康復會越有利。我一方面對定信兄有著很深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努力加強對癌症的認識。「病人的主體性」在醫病關係中也與「信任醫生」一樣重要,因為病人病苦的複雜與分殊,不是每位醫生都能夠完全體會,有些時候病人對察覺自己身體的變化更為敏感。但病人的主體性,最好能建立在科學精神與醫學知識之上,尤其當這社會多數人還輕易相信不經證實的種種似是而非的傳言與臆斷之時。

      一九九四年病發之時,我細讀 John Barry 寫 Steven Rosenberg 的《細胞轉型》(The Transformed Cell)。這本書讓我對癌症有了粗淺的認識,同時因親友們協助收集,我快速的閱讀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有關治療癌症的一些資料,又因為讀了史懷哲的友人,德國醫生 Max Gerson 寫的一本膾炙人口的書,想確定 Gerson therapy 到底有無療效,還仔細閱讀了Lancelot雜誌的專業評論。一、兩個月內我弄清楚民間會如此輕信癌症的另類療法,其實源自一般人對科技霸權的反彈,對科學精神的誤解,尤其是面對癌症時病人的無助。至於我自己,由於熟悉科學研究的艱苦及嚴謹,了解科學的力量與局限,也多少涉獵科學哲學,自始我就很難人云亦云,更難接受種種偏方。

       一九九五年我曾送一本《細胞轉型》的書給定信兄,並建議列入台大通識教育的閱讀書籍。幾年之後我讀 Robert Cooke 寫 Judah Folkman 的傳記《佛克曼醫師的戰爭》(Dr. Folkman’s War),也增加我在科普層次上對癌症的認識。這兩本書與定信兄的傳記,都值得列入通識書籍,並廣為介紹,打開年輕人的知識視野,並提升科學素養。它們提供的不只是對醫學的認識,不只是對科學精神的了解,更重要的是研究者的態度與奮鬥的事蹟,活生生的人的故事。定信兄在書中講得很好:一個醫生必須先是一個人,然後才是一個專業者。科學與人文不只並行不悖,更是相互融入,如果這兩個世界的工作者,都有足夠深刻的反思與相互了解,而不自畫疆界。

       天若有情天亦老。事實上我從年輕時便經常在問:一個醫生除了沈重與超時的工作負擔之外,還看盡多少病苦、多少無助,他對人的熱情如何不因歲月而燃燒殆盡?我知道如果是我,那熱情支持不了幾年。定信兄的書所記錄的一種生命中的堅毅,雖然不是完全的答案,卻是珍貴的啟示。

       我不免想起一九九四年我病發之時,定信兄的助理陪我去作檢查。走在台大醫院的廊下,她說,與陳教授工作,再怎麼辛苦也值得,因為她看到了什麼是用心與正直。

二O一三年十一月十日  黃武雄寫於新店農舍

 

推薦:

《堅定信念:肝病世界權威陳定信的人生志業(2013.08.01 出版)

【轉載】青少年與黃武雄的對話─數學教授熱愛的方程式

「學會說不」是黃老師在上大學後所學會的,學會說不,代表懂的去思考,學會說不,不等於叛逆。

在人生路途中,黃老師認為,分水嶺有很多,人必須不斷的經歷,才能夠成長。而在學習中,不要一直想有沒有用,如果一直只想有沒有用,那就沒有用。

小台江公民記者吳秉謙、吳秉澍於七月底北上訪問黃武雄教授

http://www.peopo.org/news/114520

http://media.peopo.org/Player_PTV.v2.swf?v=7043e15f

 

 

林口之夜 (寫於1985)

「既然娶了,你某(妻子)怎麼不來陪你?」是婦人勝利而得意的聲音。
「幹!來這裡又不是來爽(快活),還要兩人做伙(一起)哀?」徐哇哇的罵著。連窗口那床來探望他母親的國中生,也忍不住偷笑起來。

   已經是住院第四天了。患腸癌那病人的病床今早又住進來新的病人。

  幾天前從家裡出來時,對家人都說要去南部出差,唯獨對鄰居李太太才說要去住院做肝穿刺。雖然肝穿刺是輕微不過的手術,父親還是會為此整夜不眠。原先告訴李太太時,只擔心萬一家裡有急事還可以通知到我,沒料到李太太竟也以為這是不得了的大病,不然為什麼我要隱瞞父親。當她送我到後門巷口,忽而紅起了眼眶,要我自己保重,我居然也莫名地難過起來。

  又是一夜未睡。第一晚是因剛作手術,一夜昏迷,第二晚則因隔壁病房的病人通宵達旦的嚎啕不停。據說是菲律賓華僑,來台灣做生意,不幸發生車禍的。哭鬧時言語還夾雜著英文。同房對床又有個姓徐的病人,因做胃鏡檢查也呻吟不休,是基隆碼頭的工人。護士過來問他痛嗎﹖他回說:「幹﹗不痛我幹嘛叫﹗」他腹部剛開過刀,該用傷口壓床,四十八小時內不能翻身。

  「還不能翻身嗎﹖」他趴在床上邊叫邊問。護士說:「不可以呀﹗不是老早同你說過,可以翻身時會過來告訴你麼﹖」待護士離開,他突然一聲:「幹﹗連翻個身都不行,我偏偏要起來走看看。」只見他霍地一起,已將點滴藥水連瓶帶架的扛在肩上,起身晃到洗手間去,一手還抱著肚子哇哇叫痛。

  隔床有個婦人,是來照顧她先生的,在新店開雜貨舖。長期照顧病人是十分辛苦的事,在她想來,最大的酬勞莫過於別人能讚賞她的賢慧。幾天來都聽她在病房裡說夫妻應該要相互扶持,尤其是有病痛的時候。每次她說這些時,彷彿忘了她那氣若游絲的丈夫正在生死邊緣掙扎。

  翌晨這位婦人終於忍不住問起那徐姓病人:「你是娶某未?」徐似乎早料到這一問,故意不答理。那婦人心猶未甘,停一陣子再問一次,這時徐才不耐的回答:「娶了娶了,是按怎(是怎樣)?」

  「既然娶了,你某(妻子)怎麼不來陪你?」是婦人勝利而得意的聲音。
  「幹!來這裡又不是來爽(快活),還要兩人做伙(一起)哀?」徐哇哇的罵著。連窗口那床來探望他母親的國中生,也忍不住偷笑起來。

  到昨天入夜,天氣轉涼,病房氣氛也跟著變得愁苦。晚餐後去大廳洗漱,便看到病人的一大群親友在廊下拭淚,聽說是頭間病房有病人剛斷了氣。回來房裡,隔床那婦人又說斜角患腸癌那病人怕熬不過今夜。果然整夜醫生護士出出入入,幢幢身影與道具在布簾後忙個不停。漸漸我亦迷迷糊糊的入睡了,卻在此起彼落的啜泣聲中醒來,醒來後一時不能再入睡,便躺著悶想。

  想起阿守,如果這次他能陪我來,必然也整夜不睡地坐在床邊感受周遭生死的愁苦。那是個心地無限透明,真無一絲塵垢的青年!年前我做首次檢查手術時,他陪我來,便坐在床邊讀小山勝清寫的宮本武藏。看似消遣的書,其實是小山氏借來談他自身思想的小說。透過宮本一生及基督教傳入日本的背景,談劍與禪、情與自我,談人道主義與社會演進間的矛盾。阿守大體也受劍禪合一的感染,又觀照他自身原本濃厚的人道情感,自上次陪我來住院後直有半年不見蹤影。一天夜裡,摩托車的引擎聲在我家後門熄了火。我開門看到的是一具骨瘦如柴、滿臉鬍鬚的人形,唯兩道濃眉之下,略小卻炯炯發亮的眼睛還燃燒著生氣。他變得比以前更加沉默。坐在我書房竹椅,經我一再追問,才說起他正在礦區挖煤,已做了三個多月的臨時礦工。

   他原來準備要考農藝研究所,為了某些心中不解的問題—我迄今不知他為何去當礦工,是那樣的工作最能磨練自身,抑或多少可以了解受苦的底層—,竟深入地裡幾百公尺的坑道去求取體驗,此後又不曾看到他寫什麼報導,也不曾聽他向任何朋友提及這段經歷,只感到他默默將那樣真實的體驗留存在他一人心中。這時刻,如果是他坐在我身邊,我不會聽到他將悲天憫人的感情形諸言語,但我知道他的心將終夜與那病人的親友一道啜泣。

   長夜漸盡,天有點亮光,氣溫變得更低,這是重病患者最難熬過的時刻。我母親也是在這樣寒冷的清晨去世的。斜角持續竟夜的啜泣聲終於轉成椎心無助的嚎啕。

  窗外雲壓得更低,電線在風裡狂舞。

 

(1985/01/31 筆名「鄭本刊於自立晚報副刊。後收錄於《黑眼珠的困惑》一書。。)

消失的錯字 (寫於1982)

….那天怎麼離開黑皮老師的宿舍,已不清楚。只記得黑皮老師胖起來的圓臉,又逐漸出現那颱風草樣的皺紋,頰上兩彎葉脈越來越清晰。十年前黑皮的模樣回來了,彷彿對桌圓圓的面容,只是舊日鐵青瘦削的臉透過哈哈鏡投射到今天。敏生也在哈哈鏡中出現了,站在欄杆上嘴皮翻動,兩眼欲突,好似在掙扎著什麼。然後像寫錯的字一樣在褪色藥水中消失。

    走出敏生的家,已見不到太陽。長長的海風恣意撥弄著道旁兩排發育不良的木麻黃。雖說木麻黃的樹幹還勉強挺立,樹梢順著風向東倒西歪,像被欺侮的小孩的頭,順著欺侮他的手,搖來晃去,顯得無奈。

   「二哥若知道你來,一定很高興。」敏生的弟弟送我出來,低頭踢著路上的西瓜皮說。

   沉默半晌,我才開了口:「為什麼家裡不擺設靈位﹖」
   「父親不相信那真是二哥,說二哥一定還活著。」
   「你母親怎麼說﹖」

   「阿母說,屍身的脖子後邊有個斗大的痣,是床母做記,準是二哥,還是認了罷。父親依然不信,堅持不設靈位,要等二哥回來。」

一、
   穿過阡陌相連的田野,便看到春林國小的水泥牆。十年前,這裡只是一帶竹林,竹林成了學校西側自然的藩籬。每天同敏生上學,便穿過這片竹林。敏生是規規矩矩的孩子,我在竹幹上刻字,他會說不對,就是偶而砍下一節竹枝,拿回去做紙彈槍,他都會以為罪惡。為此,有些事我總是背著他做。不過我始終相信他,他會將偷芒果當作不可原諒的壞事,但永遠不會打小報告。

   好打小報告的是良一。小時後,讀到秦檜,便想到良一,甚至看到西遊記中豬八戒上場,也好似看到良一。總覺得我做每樣事,良一都在旁斜眼覷看。當他視線瞄到我遮掩在課本底下諸葛青雲的漫畫,嘴角那絲得意的笑,會叫人戰慄不止。

   長大了,很多恩怨是非也都煙消雲散。去年到台北讀大學,與敏生同租一處,良一也來暫住。敏生兩度參加聯考落第,準備再度重考,在補習班繳了費,日子過得很晦暗。良一則在某大讀商學,天天上美語會話班,聽美語錄音帶,全新憧憬赴新大陸的未來。第一個晚上,三人重聚,買來一瓶紅露,幾包花生,切三十塊錢豬耳朵,促膝話舊,也頗能盡興。良一說黑皮老師已轉行業商,在家外銷鞋廠做事,但還住在學校原來那宿舍,並提議找個日子,三人一起回去看黑皮老師,好叫他高興。我當下附議,抬眼見敏生雖也點頭答應,可是雙唇緊抿,便改口要把約期延後,待今年八月敏生考過試再說。
    一翻牆,進入春林國小,便是那排熟眼的木造教室。邊間的側牆刷得粉白,新近塗上「莊敬自強,處變不驚」兩行醒目的宣傳標語。這面粉白牆,從前畫滿的是數學式子。有個圓的圖樣,底下寫著圓周率π等於3.1416。我始終覺得圓周率是神祕而難以捉摸的東西,尤其是π那個稀奇古怪的字眼。敏生卻坦然不疑,只告訴我說:「圓周率就是3.1416,3.1416就是圓周率。」有次我駁他:「那麼3.1417是什麼﹖」他猶豫片刻,竟答:「3.1417便不是圓周率。」

   我不知道這些荒唐的困惑為什麼會佔據我們幼小的心靈。但可以肯定,當時我們沒有一點要去問黑皮老師的念頭。我們甚至沒想到這樣的問題也可以問老師。不過我也懷疑黑皮老師能給我們滿意的答覆。

   有一次,班上好多人一起被罰跑操場,各人因考試分數高低不同,罰跑的圈數不一。敏生幸好因滿分而免役,受命在場監督。我很快跑完該罰的兩圈,走過來挨在他旁邊。敏生心腸軟,看到體弱同學不堪多跑,便開始不安。我替他出點子,假稱奉令一律赦免,要大家歇下來停跑,大家也心知肚明。沒想到給良一打了小報告。

   當黑皮老師像黑煙一般的出現在升旗台邊,驚恐懾住了每一個人。敏生被叫過去,把各人該跑沒跑的圈數加起來。
   「多少﹖」黑皮老師平靜的問。
   「四十六圈。」敏生的加法一向最快。
   「除以二呢﹖」
   「是二十三。」
   「這是『平均數』。你一個人要替他們跑完這二十三圈。」

   有幾年我因此以為「平均數」真的就是加起來除以二。同時始終存疑:為什麼是除以二 ﹖不是除以三 ﹖不是除以四 ﹖

   看敏生弱小的身軀在暮色蒼茫中跑完那二十三圈,是我童年記憶中最痛苦的一節。我不停的發誓,有一天要整良一,叫良一向敏生賠一百個不是,叩一千個頭。我遠遠坐在廊下,一邊發誓,一邊哭,熱淚一滴滴掉在膝上,分明感應敏生內心的煎熬。天色漸黑,敏生單薄而執拗的肩頭,在暮色中上下起伏的節拍越來越慢,不時提起的右手,自臉上抹拭的,彷彿是我膝頭上一樣溫濕的淚。

   夜已低垂,大地終至完全黑暗。我攙著敏生發冷的身子,穿出黑暗的竹林。

 

二、
   敏生生來孱弱,個子也較小,同學喜歡嘲笑他。有一天黑板上貼了一張「李敏生之像」,走近一看,竟是「胃特靈」畫有病夫胃痛模樣的廣告。

   在台北補習的第二年,他的臉色更加蒼黃。他姊姊來信說家裡叫他去打補針,我則勸他晨跑。有次他經不住我苦勸,雖然夜裡失了眠,一早還是隨我去跑步。我說跑步要慢慢來,不能一下子跑太遠,他卻堅持不要因他改變我每天原定的路線。起初跑上福和橋,沐於久違的晨風,他快意的笑著說:「記不記得我有跑二十三圈操場的記錄﹖」我沒立即搭腔,跑了幾十步路才接著說:
   「良一那小子還在矇頭大睡,我的毒誓飛了﹗」
   「算了﹗」敏生嘴角泛著晨風似的微笑,恨是雲絲,在晨風中不留一點痕跡。

   我一直以為敏生不知什麼是怨,他總是寬宥一切,直到後來我含淚讀了他再度落榜自東海岸寄回的遺書,才知道他並非真的無怨,只是把所有該落在別人身上的怨,轉由自己承擔:「在這社會我已一無是處,我的存在變成我所愛的人的負擔。」他遺書上這樣寫著。就這句話,我有許多理由要駁他,我可以說上十天十夜為什麼我一千個不同意,可是他已沒有回應,他棄絕自己,使自己從這世間消失,像點滴褪色藥水於寫錯的字跡上,把自己的存在當作寫錯的字。

   敏生執拗的同我跑完全程,回到寄宿處,已近虛脫,一病便十多天。他躺在床上也不肯去看醫生,整天面牆,很少說話。清醒的時候,手指便在牆上塗鴉。只有一件事,使他回過身來抓著我的手。他要我保證,絕不向家裡人提一句他生病。

   十年前在春林國小分手以後,敏生同我便失去聯繫,只聽說他考上南部著名的中學。多年不見,在台北寄宿處那低矮陰暗的半樓樓梯,弓著腰重逢時,他一現即逝的笑說明隱藏心底的抑鬱。長年功課的挫折與生活不能獨立,使他終日沉默寡言。平日,只當我重覆談到同一話題,他才偶而說兩句他的意見。高中畢業兩年,還仰仗父母辛苦種植蘆筍維生,最叫他羞愧。他不時牽掛著自己在拖累家人。後來寄回家裡的遺書雖寥寥幾句,便也提到,他本欲投保,以受益金提供弟妹讀書,隨後才知道投保人自盡時不在受益之列。

   良一依然天天播放他的美語錄音帶。早上八、九點起床,第一件事便是按下錄音機上START的開關。有時自洗手間披條大毛巾衝了出來,為的只是把音量放大,隨即又躲回去蹲在馬桶上,喃喃附和著播放的錄音,唸個不停。

   「會講一口英文,一輩子便不怕沒飯吃。」良一沒事就要搬出他的道裡。「時運不濟還可以保住一份薪水。運氣來了,搞搞貿易買賣地皮,說不定千萬新台幣轉手可得,有了這一筆錢,可到加州去做生意。不然總可以去美國讀個MBA(企管碩士),走入美國企業界,那天APM電子公司的老闆回來台灣找市場,還說他手下有三十多個學理工的博士們為他效勞,你看讀理工的多划不來。」良一總要顯露他的世故,要告訴我們這世間真實的模樣。我明知他說的多少也是實情,仍忍不住要同他抬檯槓,敏生則從來不發一言。

   不知是因為良一,還是別的原因,我對美語會話,心底起了惡感。敏生臥病期間,我禁止大聲放錄音帶,良一也沒抗議。只是起床後,站在走道的小鏡前刷牙,口中還唸唸有詞。刷牙與唸美語同為良一的早課。他十分愛惜自己兩排潔白的牙齒,每次刷牙總要耗上半個多鐘頭。「刷牙不止要清除口中碎渣,更要好好按摩牙床。」他常津津樂道這段從牙醫那兒得來的知識。

   良一在小鏡前擠好牙膏,嘴裡一邊唸上幾句英文:Mary took a flight to California. The flight was……便停下來若有所思的將牙刷伸入口裡,低頭上上下下刷了起來,又突然擡起頭抽出牙刷,對著鏡子接道:quite smooth. But all … had to fasten the seat belts……又再次低頭刷牙。這樣唸了又刷,刷了又唸,一口泛黃的牙膏泡沫,不知怎的熬在他的口裡,就像老菸槍吞雲吐霧,把玩煙圈一樣服服貼貼。我朝床上的敏生擠眼苦笑,突覺自己的牙床又酸又累,似乎一下子分泌出來好多口水。

三、
   春林國小粉白的標語牆旁邊,離地約兩公尺高,是邊間教室的欄杆。我躍上欄杆,一幕鮮明的記憶像快刀似的割裂我的思緒。

   冬天,「擠油渣」是課間十分鐘盛行的遊戲,在佈告欄下大家擠成一堆,好玩又可以取暖。夏天「跳欄杆」則代替了「擠油渣」。

   每當黑皮老師後腳一走出教室門口,大家就跟著衝出教室,擠向走廊的欄杆。一個胖子跳下欄杆,屁股蹬在水泥地上,發呆半晌才勉強站起。「膽小的不敢跳。」胖子口裡也茫然附和著。

   所有的人都跳了下來,只有敏生蹲在欄杆上猶豫。有幾次他兩手後擺,看似要跳下來,卻又遲疑的停在那兒。

   「跳啊,李敏生跳下來啊﹗」呼喝聲越來越大。敏生的臉脹得緋紅,雙拳緊握,終於他深深吸一口氣,閉上眼睛,似乎下定了決心。可是呼喝聲落,他張開眼,發現自己兩腳還牢牢釘在欄杆上,欄杆下面已爆出一陣哈哈大笑。幸好上課鈴聲替敏生解了圍。  

   隔天星期日,我穿過竹林,赫然發現敏生一個人蹲在欄杆上,跟昨天一樣,作勢欲跳。我原想要叫他,立刻又把話吞回去。靜靜躲回林中觀看。起初敏生嘴皮翻動,像在唸些什麼,隨即咬住下唇,緊盯下邊的水泥地,兩眼像要鼓出。一霎時,空氣凝結,蟬聲也歇。忽然黑影閃落,他身形一晃,已從水泥地上站了起來。我衝出竹林,大叫:「成功了,敏生——」

   他愕在當地。看我走近,滿臉通紅,但掩不住內心喜悅,忽然反身爬向欄杆上,嚷著:「我要再來一次﹗」

   就這樣敏生學會同大家一樣,跳下走廊邊的欄杆。事隔多年,我重回舊地,欄杆已腐朽不堪。數日前報屁股的一則小新聞:「聯考失意輕生,考生跳崖自盡」的報導閃過腦際。十年前那執拗瘦小的身影,在這欄杆上強制自己往下跳的經驗,必定在他絕望的一刻,給他生平最大卻也最不值得的勇氣,支持他縱身跳下崖底深淵。

   天色漸黑,操場過去無際的田野多了幾家燈火,在紫灰的暮靄下,反增荒涼落寞。敏生稚弱單薄的身影似乎又搖搖擺擺的出現在跑道上,時而舉起的右手正拭去滿臉的淚水。

四、
   也許是潛意識裡尚存留著三人在台北寄宿時要去找黑皮老師的約定,入夜之後,我竟然發覺自己來到黑皮老師的宿舍門前。從前的竹籬笆已換上水泥牆。竹籬笆上的牽牛花,則代以防盜用的碎玻璃。出來應門的是師母。歲月已在她身上留下明顯的痕跡。小時被罰勞動服務時,常到黑皮老師家打掃環境,師母是入門不久的新娘,坐在梳妝台前細心勾繪,沒抬眼看過我們,更沒朝我們說過一句話。有好幾年,每聽人提起「鮮花插在牛糞上」便想起黑皮老師與他美麗的新娘。

   門前發福的中年婦人,打碎了記憶中那美麗新娘的影像。院子裡原有一個長滿青苔的小池塘,現在已填土覆蓋,舖上水泥。牆角的金菊與紅石榴也換成幾盆草蘭,雖是名貴的花,卻疏於照顧。

   開門時師母原不怎麼親切,待知道是黑皮老師教過的學生且已經在大學裡讀書,便努力要高興起來,說老師疼學生畢竟有了收穫,一定要留我等到黑皮老師回來。她笑的時候,下牙死命咬住上唇,樣子非常勉強。過後我才在無意中發覺她剛拔掉一顆門牙,等著裝上義齒。笑的時候,堅持不讓牙齒外露,究竟不是容易的事。有幾次我分不清她是在笑或是在哭。

   坐在客廳的榻榻米上聽師母談過黑皮老師的近況後,就漸漸不再注意她還談些什麼,直到師母站起來說:「你老師回來了。」才發覺黑皮老師的摩托車已在院子裡熄了火。

   黑皮老師反而變得年輕。從前大家背地裡叫他「黑皮」,是因他又黑又瘦,頰上的皺紋像兩彎颱風草的葉脈,一道道清晰而細密的刻劃著。現在他是白多了,臉圓起來,皺紋也消失了。看到他踏進門時的笑容,我無法把他與記憶中從沒笑過的黑皮老師聯想在一起。黑皮老師與師母談過幾句話,便坐下來問我:

   「鄭義本,與良一同班﹖」
   「是,與良一及李敏生同過班。」
   「我記得你,你後來轉校了,良一最近還提起過你。你現在學什麼 ﹖」
   「數學。」
   「對對,你那時算術就很出色。」黑皮老師一副得意的樣子。可是,天曉得我當時算術有多好,計算總是粗心大意,每次分數不達標準,就被黑皮用手擰住眼皮,整個頭隨著他搖曳的手俯仰不止。「什麼地方錯﹖看到沒有﹖」黑皮一邊說著。
   「……」
   「看到沒有 ﹖」

   被扯住眼皮的眼睛能看到什麼﹖只覺痛徹心肺。口中卻要學會賣乖,趕緊把「看到了,看到了……」說上幾遍,才有回復自由的希望。

   「不,林良一與李敏生的算術功課都比我好多了。」我無法贊同黑皮對我過去算術功課的讚揚。
   「良一不只算術好,他是什麼都好,年紀輕輕,連做生意都很在行。」
   「他常回來看老師嗎﹖」
   「他常回來。」黑皮回頭與師母交換了會心的笑。

   師母插口說道:「良一是我親弟弟,你老師最近還想找他回來手套工廠幫忙一兩個月,順便也照顧外銷生意。

   這麼說,良一竟是黑皮老師的內弟了。黑皮笑著,就像愚人節朝著受戲弄的人宣佈今天是愚人節那樣的笑容。想起那次敏生被良一打小報告,我忽然憤恨不平,便一言不發,低著頭喝茶。

   「你好像提到李什麼生﹖他現在做什麼﹖」黑皮老師先打破沉默。
   「李敏生。也是那時同班的。瘦瘦小小的模樣。」我原想說出敏生不幸的遭遇,但立即感到,待我幫黑皮記起敏生時,黑皮一定會以事後諸葛亮的口吻,大談為人不該悲觀的道理,便將湧在喉頭的話嚥了回去。
   「哦﹖我好像有點印象,他現在也很成功嗎﹖」黑皮興致勃勃。我憶起從前黑皮常以他曾教出議員、律師及大公司董事長,來責怪我們不出息的神情,便想岔開話題:
   「好久沒見到敏生了。班上還有誰來看過老師嗎﹖」

   黑皮果然又興高采烈的談起一些學生的成功事蹟。只是這些學生沒有一個是我們同班的,也不問我認不認得他們。黑皮好像了解這些學生後來的成就,比知道他們的過去還具體。

   說話的時候,黑皮老師指著架上的藥瓶,要師母遞過來。倒出幾滴在他的手心後,便沾著塗在自己的額頭來回搓揉,為的是要解除疲勞。一股沖鼻的氣味,忽地擴散開來。
   我在心中驚喊:「這是薄荷油﹗」

五、
   「修理」是黑皮老師的口頭禪。一條條掛在三角箱裡大大小小的棍子,便是他用來修理我們的道具。除了少數例外,就連敏生那樣戰戰兢兢,鎮日抱著書本,把功課做得整整齊齊的學生也幾乎天天挨打。每天放學前要考試。黑皮規定不同的及格標準。敏生的價碼是一百分,我的也高達九十五分,良一的價碼我記不清了,只覺得他很少挨打。

   「不打不成器」是黑皮老師的教學指南。他將修理學生看成家常便飯。我們雖天天挨皮肉之痛,並無法練成金剛不壞之身,把挨打也看成家常便飯。挨打的恐懼盤據心中的一角,日日嚙蝕著我們。一年以後,當我轉到中部,發覺有不打人的老師,竟歡喜得不忍拭去那新老師不時從爆出的門牙濺到我臉上的口水,寧任它風乾。不過夜裡,我夢魘驚起,又看到黑皮。

   薄荷油曾經是我的救命丹。一天我忽發奇想,蹲在祖厝舊式的大床上,替祖母搥小腿塗薄荷油。望著祖母乾癟卻仍柔軟的小腿肚上有幾處蚊子叮的斑痕,竟好玩的問起:「塗了薄荷油,就不怕蚊子咬﹖」

  「不怕。」祖母漫不經心的答。
  「那麼打傷呢﹖」我感到血氣湧在胸口。
  「也不怕。」祖母還是漫不經心的答。也不管祖母的話有無一點依據,我高興得要跳了起來,就像阿基米得從澡缸衝出去大喊我發現了那樣,我有著無以名狀的興奮。

   次日,我在班上遊說,很快就募得三元兩角。跑去街角長春藥房買回來大瓶薄荷油。為了要提高大家信心,就暗地裡摻進幾匙花生油,看起來有點茶色,再換個酒瓶裝上。

   好不容易說服敏生替我幫腔,向班上同學聲稱這瓶藥油是賣藝的「鐵骨盧」私下賣給我的家傳秘方。盧家父子是濁水溪南北遠近聞名的武術高人。腕粗的鐵棍子打在肋骨上,會反彈一丈多遠。父親「銅骨盧」還傳說曾飛躍於水上,救出困在水患中的幾戶人家。鎮上的小孩生也何遲,無緣見識銅骨盧的功夫,卻也看過兒子鐵骨盧在媽祖廟前的把式。有人說兒子已得父親七、八成的真傳,也有人說兒子不及父親二、三成的火候,這是廟前老人爭執不休的話題。

   降過旗,打掃好教室,大家隔外興奮。輪流在自己手上塗好盧家的秘方,高高興興,彷彿打扮好要去看場等候了很久的野台戲一樣。有幾個比較「惜皮的」,跑到廁所,連屁股都抹上藥油。每個人眼睛好像由黑白換成彩色,泛著一層異樣的光澤,微笑的嘴角不時互換會心的秘密。

   但誰都不這樣就放了心的,心裡總存著疑慮。考完試,照例修理。大家屏氣盯著第一雙伸出來挨打的手,竹棍子落在手上,每個人的心好像同時被抽了一記,卻仍一臉迷網,直到那雙手的主人走下台來,咧開嘴搖了兩下頭。「不痛,不痛﹗」一道沒有聲音的訊息散播開來,每個人腦中都好似響起轟的一聲。五十幾顆心。就像五十幾個花苞,陽光一照,一瞬間都顫巍巍的開了花。

   敏生是第三個挨打的,儘管他閉起眼,將眉眼鼻口擠在一堆,熬過七、八下竹棍,大家不以為意,只當他本來就膽怯,自然「惜皮」。

   至今我依然無法解釋,為什麼輪到我時,我真不感疼痛。竹棍子打在腿肚都已裂成片片,我還紋絲不動。打過我,黑皮已一臉鐵青,薄荷油刺鼻的異味與全班喜洋洋的空氣,對於一個成人已足夠說明是麼一回事,可是後來我們都怪良一,因為黑皮叫良一隨他去問話。

   講台上頭的牆角,一隻壁虎正快速移近因殘破而糾結下垂的蜘蛛網,網絲下端一隻長腳蚊不停的掙動。我瞟一眼看敏生,他也兩眼正盯注在蜘蛛網上的長腳蚊。

   黑皮重新出現在教室門口時,身後的良一右手提了水桶,左手拿著一塊洗衣肥皂。我們一一被叫到講台前,用肥皂洗手上腳上盧家的秘方。黑皮則親自在場監督,不時還動手搓摩我們洗過肥皂的手腳,看看是否尚存一點油膩。有些人被迫洗了好幾次。當然我也是他特別照顧的一個。

   如果說我對現今坐在對桌,口沫潢飛向我展示他教學功蹟的黑皮老師,還存有什麼芥蒂的話,那是因為薄荷油這樁事。以他對小孩心理這般深刻的了解,他原可以成為每個學生終生敬愛終生懷念的好老師。

   薄荷油沖掉了。鹼性的肥皂反而沒洗淨。突然失去防護層的皮膚,吸飽鹼皂,乾澀而容易摧殘。牆角的壁虎暫時放著已困在蜘蛛網中的長腳蚊在一旁,從容發出刺耳但似乎愉快的叫聲。黑皮老師慢條斯理的宣佈我們下一刻鐘的命運:先前打過的不算,全體加倍重來一遍。

   當下一刻鐘到來,黑夜重重壓在教室的四周。牆上的壁虎耐性已盡,縱身躍起,一口吞噬了它囊中的食物。教室內哀疼的呼聲與默默的抽泣,此起彼落,在五十多個幼小的心靈,留下永難康復的傷痛。

   讀西遊記總覺孫悟空忠心耿耿而能者多勞,豬八戒好逸惡勞而愛進讒言,至於三藏,則是心地仁慈但不辨是非的昏君。豬八戒經常誤事而倍受寵愛,孫悟空每每不辭艱危與妖魔奮戰,好不容易一棒打死惡敵,救出師父師弟,卻反挨三藏責以殘忍不仁。敏生與我素愛孫悟空,偶遇委屈,都以孫悟空自況,良一不用說是我們心中的豬八戒,黑皮則是三藏的化身。

   薄荷油事情過後,我開始了解,把黑皮當作三藏是太天真了,敏生也默默點頭。可是我們翻爛西遊記都沒再找到真足代表黑皮老師的人物。

   那天怎麼離開黑皮老師的宿舍,已不清楚。只記得黑皮老師胖起來的圓臉,又逐漸出現那颱風草樣的皺紋,頰上兩彎葉脈越來越清晰。十年前黑皮的模樣回來了,彷彿對桌圓圓的面容,只是舊日鐵青瘦削的臉透過哈哈鏡投射到今天。敏生也在哈哈鏡中出現了,站在欄杆上嘴皮翻動,兩眼欲突,好似在掙扎著什麼。然後像寫錯的字一樣在褪色藥水中消失。

   忽然我以為自己悟出了什麼,高興的拍起手,在哈哈鏡前開心的笑了起來。
   其實對於夜一樣的謎,我仍然茫無所知。我究竟天真,一如昔日要用薄荷油減輕鞭笞痛苦一樣的單純。像靈捷的野兔身手矯健,我可以輕易的翻過牆,躍過小溪,在田埂中飛快奔突。但———

  我走不完的是無邊無盡的夜。

 

註:本文為紀念黃明富而作。1974年,作者因教育部委託台大編寫數學實驗教材,而赴彰化高中實地試教。黃明富係當時高二丙班學生,畢業後數度參加聯考失敗,於1978年夏在花蓮東海岸跳崖自盡。

(1982/10/25 筆名「鄭本,刊於自立晚報副刊。後收錄於《黑眼珠的困惑》一書。)

 

背面鞦韆下 (寫於 1985)

七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
十歲去踏青,芙蓉坐裙釵,
十二學彈錚,銀甲不曾卸,
十四藏六親,懸知猶未嫁,
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 —– 李商隱《無題》

   小莊靜靜看著沙地,看著自己坐在鞦韆上的影子,偶而用腳尖在沙地上使一點力氣,鞦韆便輕輕盪了幾下,沙地上的影子也隨著來回挪動,無心卻規則的擺動。

   灣區午後的陽光淡淡洒在鞦韆四周的草地,洒在草地外緣的杉木與青果樹。金色的枇杷掉落一地,間有藍松鴉(blue jay)與灰雀從林邊飛下來啄食,吃脹了小圓肚子,在草地上無所事事的踱蹀。

   西斜的太陽剛落到林梢,林梢的影子在草地上移行的腳步倏忽快了起來,不到半刻鐘便籠罩整個公園的草地,也吞噬了沙地上猶擺擺停停的鞦韆的影子。小莊走下鞦韆,自草地撿起書包,落寞地朝奧古絲丁路枝葉茂密的人行道上走去。

一、
   接到小莊自柏姬家打來的電話,明村便丟下家裡的客人,匆匆披上風衣,騎著單車去接小莊。傍晚小莊才高高興興去參加同學聚會,真沒料到在電話裡竟泣不成聲:
   「爸,來接我回家……」
   「怎麼哭了,小莊﹗」明村捏住話筒焦急地問。
   「大家都哭了,爸……。」

   P城的白天固然幽麗絕倫。整個城鎮滿是蒼鬱的老樹,空氣中飄盪各種花香。夜晚花香更濃了,但路邊枝椏低垂,在稀疏的燈光下,樹影幢幢,夜顯得深奧詭祕。明村加緊腳力,半站起身子,踩快單車,在樹影裡穿梭奔駛。

   好不容易才使小莊漸次適應美國的環境,又立刻要送她回台灣去。半年來不斷有親友勸明村,讓小莊留下來在美國唸書,明村從不放在心中。他做事一向如此,帶小莊來美時,只為讓她換個新環境,多一些沖激。當初為的是這個目的,現在便不會改變主意。何況明村自己廿多年來一直就反對移民美國。小莊也從不曾向明村開口說要留下來。或許是因生性乖巧,還是這麼小就跟明村一樣直心眼,竟也認定自己來美,只是暫居。

   前頭岔路,忽然傳來刺耳的剎車聲。耀眼的兩道車燈自拐彎處猛射過來,明村才閃到路邊,車子已擦身而過。最近輿論不時爭執青少年開車年齡是否延後到滿十八歲的事,不知後來案子通過沒有。小莊日前也差點被車子撞上。那天明村心思重重,帶小莊出門,自己卻走在前頭,待聽到背後緊急剎車聲,才衝回頭去找小莊。只見小莊呆立路角,面色蒼白,囁嚅著說,那部車不知道什麼時候忽然出現身邊。離開那路角,明村便開始數落小莊:一定是小莊自己過馬路時沒有兩頭張望。話未說完,只注意到小莊走在身旁兩眼卻盯著山那邊,睫毛閃著淚光。

   是這般敏感的女孩。十二年前來到這世間,明村始終沒給過她一個溫暖的家,去年歲末,過了聖誕,明村才決心告訴她,爸媽早於兩年前瞞著她離異。小莊初到異國,寄宿姑姑家,明村雖每周末皆來探望,終究孤單。猝然聽到這青天霹靂的消息,小莊的痛苦,真無以名狀。幾次,在深黑的夜晚,隨明村坐在車子裡,車子穿過山邊的荒郊,看車燈罩在崎嶇的山路,小莊抑不住問道:
   「為什麼別人都有個好好的家﹖為什麼爸媽與小莊三人不能住在一起﹖」

   明村只任小莊這樣問去。天地間總有一些殘缺的。盛開的花叢仔細瞧去,也有未放便已經凋零的花瓣,人世亦然。這道理說出來小莊或可以明白,但她究竟不能明白為何殘缺就偏偏落在自己身上。

   自去秋來美,小莊似乎長大了好多。初抵美國,還是依人小鳥似地,每週末見到明村,便依偎在他身邊,說台灣的朋友誰給了她信,誰又說誰如何,然後笑得彎了腰。那時小莊住姑姑家,初上美國學校,言語不通,什麼都感委屈,滿腦子盡是台灣的回憶,盡是台北公明國小五年四班的阿虎阿慧。只有舊日的事能讓她發笑。

   小莊上美國學校六年級,不會英語,就像白癡一樣,挨人欺負。那小學在加州內陸,是中產階級的白人學校,心態封閉保守。由於越南難民在城東墾殖,各校均有規定配額須接納越南孩童來上英文。小莊黑髮黃膚,自然也同無辜的難民孩童一樣受到白人同學的歧視。美國孩子普遍發育較早,六年級已是不大不小的年齡,心思可以很壞。一大群白人孩子假裝要教小莊英語,拿來髒字眼要教小莊讀。當小莊埋頭認真發出字音時,大家哄然大笑。幾個同學甚至當面取笑小莊,說她身上有臭味,故意避開。其實小莊每天都早早起床,以蓮蓬沖浴,自己梳好頭髮,有時長髮披肩,有時紮起辮子,光光潔潔,帶著一雙明亮清澈的眸子上學。

   明村曾到學校抗議,效果畢竟有限。老師只能作事後處理,無法防範於先。何況每天有爭吵,小莊不會英語,有口莫辯,終要不了了之。同學看著小莊無奈可欺,有時甚至踢她後背,朝她頭上丟鞭炮,只為喜歡看她噙住眼淚,一伙人放學時常跟在她背後揶揄戲弄。

   小莊變得緘默寡言,放學回姑姑家,便獨自躲在樓上房間,寫信給台灣的朋友或讀明村留在姑姑家的中文書,也許無意識地在規避英文,一本紅樓夢中文原本竟一連讀了七遍,大小情節一清二楚。明村週末來時,小莊談起晴雯的剛烈,王夫人的無情,會反覆述說晴雯在病蓆上如何將自己的兩根指甲齊根咬斷,擱在寶玉手裡,王夫人又如何可恨。說到寶玉擔心湘雲得罪黛玉,向湘雲使眼色,反遭黛玉奚落,小莊甚至學起黛玉的話:「我得罪了他,與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與你何干﹖」凡是有情有義,有笑有淚的情節,她連屬第幾回在第幾頁都不含糊。

   明村的單車推入公園的草地,霧濃露重,橙紅的水銀燈光灑在霧裡,有幾分淒迷。想著那時候受盡委屈的小莊,又不忍起來。小莊感情一向細密,有次明村帶她來P城一起度週末,認識一位李阿姨,相處兩天便覺得投緣非常。可惜李阿姨隨後不久就回台灣去了。當明村在電話裡告訴小莊:「李阿姨今午走了。搭的是十二點十五分的飛機。」小莊在電話線的另一端平靜的回答:
   「我知道,上次同李阿姨分手時,她便告訴過我,要搭這班飛機。今天中午在學校領麵包吃的時候,我一面看錶,心裡在計算時間,直到飛機載她起飛。」

   明村很難想像李阿姨會在上機時亦惦念著十二歲的小莊。世間真需要有情有義,但情義太重又引來痛苦。明村自己一輩子就吃這種苦,真不希望小莊也像他一般,為感情折磨。偏是這樣敏感的女孩須忍受無知的種族歧視,聽任命運無情的安排。又隻身寄宿姑姑家,姑姑怕明村操心,吩咐小莊不要對明村訴苦。就這樣,小莊回家後常一人關在樓上房間裡,默默地想,默默做自己的事。

二、
   明村永遠忘不掉元月中旬在電話裡說要接小莊過來P城住時,小莊那驚喜得顫抖的聲調。為了節省房租,去秋來美時,便住到離自己工作的S大學有十哩遠的山區。想將小莊接來,轉入S大學的附屬小學E校,以便近身照顧,是不合學區規定的事。為此明村多次去力爭無效。後來還是硬著頭皮搬入P城昂貴的住宅區,又頗費周章,才在E校取得小莊的入學許可。由於明村起初毫無把握,不敢輕易引起小莊的期望,一直沒對小莊透露自己在奔走轉校的事。直到事情已經明朗,才打了電話給小莊。電話裡小莊乍聽到這消息,只答句:「真的﹖……」便久久說不出第二句話。後來據小莊自己向明村說,當時她的心撲通撲通地跳,良久不能平靜。

   於是明村與小莊開始了這半年父女相依為命的生活。在台灣,明村也曾有一段時日獨自照料小莊,可是現今兩人身在異國,人地生疏,更要親密好多。

   今早參加過小莊畢業典禮後,明村路過學校後山,大片草原都已枯黃。遠看山坡上還有幾隻栗色的駿馬,摻有一兩隻白馬逡巡其間。從小莊搬來P城後,明村便時而帶小莊上山;那是冬末初春,因有雨水滋潤,草綠得十分旖旎。先前明村獨居山區時,一壺熱茶,一個睡袋及幾本閒書,常伴著明村度過學校工作以外的空暇,許多傍晚,明村倚在山坡落盡葉子的老樹幹上看書,或坐在山後空曠無人的海邊發呆,直到日落星出。小莊來了,便隨明村在山野海濱忍受風寒,在海邊玩沙戲鳥,在山坡寫生讀詩。對山牧場上的馬,常引小莊盯注一個下午。明村同小莊約過要一起走近牧場去畫馬,竟一直沒有兌現。倒是小莊自山間回家後曾畫了一張「思念」,還作了一首連韻腳都不押的詩:「白雲輕飄飄,容貌變無常,細看像媽媽,憶起在家時。」這是明村告訴小莊爸媽已離婚的消息不久以後的事。人世是這般悲涼,對於小孩,不論她內心如何不願,夢中如何祈求,面對自身的命運,她一無選擇。

   幸好小莊的學校生活開始步入正常。新轉入的E校特點是開明,校長本身是黑人,收容的學生分別來自幾十個不同的國家,歧視的現象雖無法根絕,但已降至無形。小莊每天放學回來,與明村同桌吃飯,又回復公明國小時的樣子,開始興致勃勃的談論學校種種趣事,「里昂好胡塗,排演Macbeth時,還未輪到他,他已衝出來唸一大段台詞,又匆匆閃入後台,弄得大家秩序大亂……」話聲甫落,已笑得彎了腰﹗鈴一樣的笑聲,叫明村不住地想,若不是命乖,小莊雖善感,生性實明亮而開朗。

   連與明村談詩,小莊都會笑彎了腰,一日讀杜甫「江村」詩: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
       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做釣鉤,
       多病所需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

   明村提及金聖歎。金聖歎不以為這是老杜享盡天倫之樂,「徜徉其間,真大快活」而寫的詩,相反的,老杜實借此詩極寫世法險巇,連身邊的人都在打你的主意。明村談起金氏之言:「莫親於老妻,而此疆彼界,抗不相下」,又「莫幼於稚子,而拗直作曲,詭詐萬端。」小莊手指著最後一句,眼眸閃著亮光,說「爸,我可沒有算計你的意思﹗」隨著又笑彎了腰。

   漸漸小莊愛上了E校,對英文的抗拒心理也消失了。她開始結交來自歐洲與南美的朋友,用簡單的英文交談。由於班上英文課,全時間在排演莎士比亞戲劇Macbeth,全班都熱心地讀著改寫過的少年劇本。小莊跟著也賣力讀起來。常常在隨明村上學的車上,無意間背出一大段台詞,然後學班上同學在台上的各種怪模樣,而樂不可支。

   明村超捷徑,單車騎上拱起的小橋,橋過去便經過羅蘭夫婦的家門,羅蘭先生是明村在S大的同事。夫婦的品味及為人在美國社會確是難得一見。明村後來回想起來,總不知怎麼去描述他們,只覺這樣的人能多幾個,這世間便會多好幾分。從未聽他們像許多自命智性的人動輒出言戲謔美國暴發戶似的文化,但他們自身清癯的存在便對映出美國整個社會的紅光滿面。他們的言行一致得寒傖而令人不忍。

   只由於相信開車要汙染人的生活環境,相信人的社會要因人只顧一時的舒適,而付出重大的代價,夫婦兩人便終年騎著單車上班買菜,也不管P城的冬夜有多寒冷,近六十歲而體弱多病的羅蘭先生經常從研究室騎四、五英里路的單車回家。當來自台灣的華人,乘賓士、林肯的名牌轎車滿街奔馳,却見一生為科學研究耗盡心力,為反戰撰文抗議的一對夫婦,忍受風寒,一前一後在單車道上奮力踩路,明村心中不免喟嘆。

   羅蘭太太對明村父女的照顧,尤叫明村感懷。明村父女一起生病時,開門出來,會發現裝著大條舊金山著名的sour dough麵包及新鮮水果的籃子擱在門邊。明村出差,羅蘭太太會陪小莊在草地上做功課。有次她帶小莊回來,用濃得化不開的德國腔調說:「你有一個心地美麗的孩子,那孩子的心真是清明無垢。」小莊亦是這樣真摯的喜歡羅蘭太太。上山去採野花,一定會配一束送到羅蘭家去,連上街偶然吃到一種叫bagel的猶太人特製的麵包,覺得好吃,都執意要繞道帶幾個去給羅蘭太太。

   如果不是明村有天晚上無意算起小莊還有多久畢業,小莊不會突然意識到好不容易才開始的安定與快樂,又要離她遠去。看小莊點著燈靜靜趴在床上讀「蘿拉」,正讀得出神,明村一時心血來潮,對小莊說:「再四個禮拜,學校就要結束了。」小莊抬起頭,兩眼直視正說完話的明村,忽然嚎啕起來,嚎啕得叫明村心痛如椎。那聲音混雜多少痛苦與無奈。幾個月來,父女從未當面談起學校結束兩人便要分離的事,但心下都明白小莊六月底獨自回台後便歸媽媽撫養是既定的命運,只故意裝著無事。有時兩人坐在屋前樹下,將發硬的麵包屑撒在地上,看樹上飛下來兩隻一大一小的鳥逐片啄食,彼此都知道心中想著同一回事,只顧沉吟不語。

   小莊那次嚎啕之後,幾月來樂不可支的笑已不復可聞。小莊原來便喜歡幫明村做家事,近期更加勤快﹗明村工作稍晚會接到小莊電話:「爸,回來燒飯,我肚子餓扁了。」待明村一入家門却發現小莊已做好一桌飯菜,以為冰箱裡什麼食物都沒了,小莊照樣可以弄出一頓可口的晚餐。明村開心的笑,小莊也跟著笑起來。但笑聲甫起便落。兩人靜下來吃著晚餐,偶爾談起學校的事,亦不得暢快。

   一天明村給小莊讀李商隱的詩:

       七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
       十歲去踏青,芙蓉坐裙釵,
       十二學彈錚,銀甲不曾卸,
       十四藏六親,懸知猶未嫁,
       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

   明村在S大的研究工作一過午後尤其忙碌,每天清早送小莊上學,都約好小莊放學後去小公園的鞦韆附近等候。但每次一忙不過來,便讓小莊一人孤獨地在那靜寂的小公園盪鞦韆,孤獨想著心事。夜燈前父女共讀義山詩,讀到「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小莊的臉頰竟已淌著兩行清淚。

   世事如雲,以眀村的歲數,悲歡離合應已淡如雲煙。可是小莊在那般花樣的年華,何能參透這無常的變幻﹖

   今晨的畢業典禮,小莊被選當合唱團指揮。從剛來美國時才開始會寫二十六個字母而挨盡同學欺凌,到一年後的今天站到台上受大家矚目,這段艱辛的路程真不是一般刻意要送兒女到美國讀書,以為小孩一到美國自然就平步青雲的父母所能理解的。即使在畢業前一個月,小莊都還因女生們不願平白將場地拱手讓給後來的男生踢球而領頭與男生爭論,挨了男生一記老拳。回家在飯桌上明村問小莊;「要不要爸爸出面去學校說﹖」
   「不必,我會自己處理。」小莊堅定地回答。

   一連幾天,小莊都繃緊臉孔上學。到週末傍晚,父女倆騎單車到街上蹓躂,小莊才指著拐角的一家平房說:「那是傑西的家,他終於向我道歉。我說過我自己會處理的。」明村不想再問下去,晚風拂面,予明村一陣欣慰,小莊終於長大了。

   為了畢業典禮,小莊日前也自己打電話去邀羅蘭夫婦來參加。事後才向明村解釋,說她喜歡看羅蘭夫婦一前一後騎單車來學校的模樣。其實小莊心底是要他們來分享她站在台上指揮的那份神氣。明村當然不會點破,心中牽掛的倒是另一樁事。該為小莊添置一套像樣的衣服吧。來美近年,小莊長高好多,穿著自台灣帶來的衣物已因太小而顯得寒酸。兩次代小莊上百貨店,中意的都覺得賣得太貴。想多看幾家再做決定,後來事情一忙,就沒特地再去逛街。昨夜明村想到要再上街去買,小莊卻說不用了,能省則省,她已想過可以穿一件去年在台灣便覺太大的灰格子夏服套在白襯衫外面,並說要用淺藍色的絲帶紮起兩綹頭髮,問明村這樣裝束合不合適。明村伏在案上工作,一時沒仔細聽小莊的描述,信口便應道:「很好啊,你覺得可以便將就吧﹗」

   可是今早小莊如是穿戴好了,明村一看衣料好薄,P城的六月依然沁涼,皺起眉頭便說:「這套衣服怎麼會合適﹖」
   「你自己昨天不是說很好嗎﹖」小莊忽而傷心地掩住了臉,衝入洗手間,開足水龍頭,讓大聲的水流遮抑自己的哭聲。良久,門後還傳來她細微的啜泣。

   溫煦的陽光照在唱台四周,小莊一面指揮,一面合著大家唱:「我獨在荒外(Out Here On My Own)稚細而柔和的歌聲揚而復落。

Until the morning sun appears
Making light of all my fears
I dry the tears
I’ve never shown
Out here on my own

   明村凝視小莊,在晨風中白襯衫的單薄越顯出她的堅強與孤伶。當歌聲再起,明村似乎又聽到今早掩抑在放水聲中的哭泣。

   明村的單車推入柏姬家巷道,夜已深寂,搖曳不定的燭光從灌木叢後的窗口透出。明村走上台階按了門鈴。門開處,三、兩位小莊的同學正輪流緊抱小莊,互道再見。柏姬送出門外,再度緊緊與小莊相擁。明村低下頭,只感應到她們伏在彼此肩頭,淚串正簌簌掉在對方衣料上的聲音。再說珍重時,語調已全沙啞。明村拉著小莊的手默默走出柏姬家,這隻大過自己掌心的手已不若小時細嫩。明村又想起李詩:

       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

   想起自己今午又遲到,又讓小莊獨自在鞦韆下等候,明村彷彿看到小莊一人背起書包,落寞地走在枝葉茂密的奧古絲汀道上。

   再十天,小莊就要離開明村,獨自搭機回台去投依她母親。明村忍不住握緊小莊的手,拉著小莊向暗處靠著單車的樺樹走去。

   P 城的夜散發著詭譎的幽香,貓頭鷹在樹叢裏咕咕地叫。

 

(1985/8/23 筆名「鄭本,刊登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後收錄於《黑眼珠的困惑》一書。 )

教育前景與環境危機

前者的教育觀是「人與人爭」、是競爭、是評比,透過競爭評比去壓迫孩子學習。後者則為「人與事爭」,讓孩子的心力直接投入事情本身,「想把事情做好」是他學習的動力,他不必隨時被評比,被要求把別人比下去。人與人爭的地方,不只是學生,教師也一樣,人會陷入痛苦和扭曲。人與事爭,學生可以把他的心力投入文明的創造活動,自由的發展他自己,教師的努力也才有真正的喜悅與成就感。這才是正常的教育。

前者的教育觀是「人與人爭」、是競爭、是評比,透過競爭評比去壓迫孩子學習。後者則為「人與事爭」,讓孩子的心力直接投入事情本身,「想把事情做好」是他學習的動力,他不必隨時被評比,被要求把別人比下去。人與人爭的地方,不只是學生,教師也一樣,人會陷入痛苦和扭曲。人與事爭,學生可以把他的心力投入文明的創造活動,自由的發展他自己,教師的努力也才有真正的喜悅與成就感。這才是正常的教育。

 

(2010 年初夏,中國時報訪談 2030 年教育及環境前景)

採訪/中國時報*
受訪/黃武雄
採訪形式/e-mail 對談

Q:20年後,在2030年代的台灣,你理想中的學校是什麼樣子?

   2030年,我希望台灣一般的學校,能真的以學生為主體,教師不再是管理者。學生學東西不是為了應付考試、為了與人競爭、為了以後升學,而是為了興趣。大人們願意用比較開明的態度瞭解並尊重孩子,看到每一個孩子的潛能,與孩子做朋友,與孩子討論問題,而不是隨時準備說教。教師在學校不用花很多時間心力在考試、評分、比賽、獎懲、維持秩序、寫報告寫計畫,只為了向上級交代。他們可以用全副精神帶引學生學習、打開視野、討論與思辨。教育資源直接用在學生與教學之上。換句話說,那時台灣的學校,情況與今天歐美一般公立學校相當,教育正常化了,學生的心智也得到充分釋放。今日台灣的中小學教育,從中央到地方,從地方到學校現場,大部分教育人員的時間精力,都耗在人力規劃、人的分類分等分級,耗在如何透過考試壓力使學生學習、如何透過管理使學生的人格行為受到規範;可是教育工作者的本份,原本是在協助學生打開經驗世界,發展學生獨立思辨的能力,以促發其心智成熟。這是兩種不同的教育觀。我希望20年後,我們的社會能夠捨棄前者,認真經營後者。

前者的教育觀是「人與人爭」、是競爭、是評比,透過競爭評比去壓迫孩子學習。後者則為「人與事爭」,讓孩子的心力直接投入事情本身,「想把事情做好」是他學習的動力,他不必隨時被評比,被要求把別人比下去。人與人爭的地方,不只是學生,教師也一樣,人會陷入痛苦和扭曲。人與事爭,學生可以把他的心力投入文明的創造活動,自由的發展他自己,教師的努力也才有真正的喜悅與成就感。這才是正常的教育。

 

Q:你認為學校教育的功能和目的是什麼?

   很多年前,我去加州,搭著家姐開的車。車停在紅燈前,斑馬線上慢條斯理走過一個黑膚女人。家姐忽然說:「你看那她那種自在又自信的樣子,我很少在台灣人身上看到這種神情。」家姐在美國加州的一所公立小學教了二、三十年的書,她說她的班上不論黑白,很多孩子整天都是帶著這種神情在上課。

「妳認為在台灣人身上很少看到這種神情,同我們的教育有關嗎?」我問家姐。「當然!我們小時候的教育是壓抑的。功課與規矩,時時刻刻盯著我們,我們不能放開自己,長大之後,那些影響還一直烙印在我們身上,我一生都試著在掙脫。我很羨慕班上的那些孩子。」她這樣說。

台灣有很多人確實是過得不自在又缺乏自信的,但我們很少人這樣看到自己。能意識到我們正在用同樣的教育,使我們的孩子在複製我們自己的人更少。

我年輕時,最喜歡 Krishnanmurti 的說法,他說教育的目的,在於免除人的恐懼,人越了解世界、了解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越能免於恐懼。可是現實的教育是人學得越多,越恐懼。因為我們只在孩子身上堆積一些缺乏意義,又不經反思的知識,要他們堆積這些知識,去擁有地位與財富,結果呢?人越擁有,越怕失去,因此心裡越是恐懼。現在我年老了,基本上還是認同他的這種說法,只是我更深一層去思索人存在於這世間的原始動力,人要「維生」當然是最根本的,誰都希望生活能過得不錯,但人參與世界,與世界「互動」,並由自己「創造」出一些東西,藉此溶入文明的創造活動,對人內心的滿足也同等重要,它們一樣都是人天生的需求。「維生」、「互動」與「創造」,這三樣內在的需求能夠均衡發展,人日子便會過得自在愉快,心智也才會趨於成熟,這時所謂的「競爭力」自然會好起來。只是我們的社會是患了嚴重的「維生肥大症」,在成長的過程中,互動與創造的渴求,被扭曲或被壓抑了,人就變得怪怪的。多數人縱使後來有了財富地位,也一樣缺少一些重要的東西。從小就在過度競爭的環境中長大,會使人隨時懷疑自己的能力,沒有真正的自信。

我們因為不了解小孩(雖然我們都一度是小孩),所以經常低估小孩,誤以為要管教、要緊盯功課,孩子才會變好,也才會學到東西。其實小孩參與世界的熱情(「互動」)與「創造」的欲望是天生的,這便是他們學習知識的內在動力,可是我們卻急著要抹煞他們身上這些最珍貴的特質,硬要用升學與謀求好出路(「維生」)的壓力去逼迫他們學習,這是錯的,而且事倍功半,甚至使他們因挫折而抗拒知識。這只反映了我們無知的在複製自己所受過的教育罷了。想想看,我們這些大人,除了專業或工具書之外,離開學校之後,是不是很少再碰書本?這種知識倦怠症,就是因為我們自己也受這樣的教育長大的。多反思我們自己,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

當然,有一件事需要特別著力。文明的主要特徵是抽象,小孩的抽象能力並非天生,必須刻意培養。我認為學校教育的功能,主要是打開學生的經驗世界,所謂「知識」,其實就是在不同時空之下的人或人們身上,一些特別值得提煉,而且經過提煉的經驗。但種種經驗是紛雜的,孩子的經驗世界打開了,就要靠抽象能力去整合,使它們對自己產生意義。所以學校教育也要培養學生的抽象能力,因為抽象能力就是整合經驗的能力。

但誰都不知道如何教抽象能力。「語文」(尤指書寫)與「數學」因為本身便抽象化、系統化,人長久浸淫其中,便有培養抽象能力的作用;同時語文與數學又是進入文明社會的兩種必要的語言(一為人文語言,一為自然語言,前者用來與別人溝通,後者則與自然),所以孩子必須好好學習語文與數學。可是一般時候,孩子對抽象化、系統化的東西,都會格格不入,因為抽象不是早期人類的祖先就具有的東西,而是文明變得精緻之後,才發展出來的。我們必須瞭解人的幼兒一樣有這種先天的限制,循循善誘,用心協助小孩走進抽象世界。

我的意思是,很多時候,小孩不喜歡做功課,例如不喜歡寫字,或做數學題目,只因他們不容易熟習那些人為的語法規則。這些規則相對來說,是抽象的,是不自然的,他們看不到意義與目的,所以就引不起興趣,甚至會抗拒。可是他們內心是真正喜歡學習,喜歡知識的,他們始終有「參與世界」的熱情。大人不瞭解這關鍵性的差異,才會以為對小孩要強迫學習,要建立紀律。

舉個例子說,魔術方塊的數學是很難的,大人能不套公式,全靠自己解出的少之又少,但幾乎所有的小孩拿到魔術方塊都會想試著玩,而且很快便沈溺其中(直到發現它實在太難才放棄─我講的不是依照公式在比速度的那種玩法)。原因是魔術方塊的遊戲「規則」很清楚,遊戲的「目的」也一句話就說明白。但數學的規則與目的,卻需要學習一二十年,才搞得清楚。這是小孩為什麼對數學卻步的理由,但他們並不是不喜歡數學「創造性的的內涵」本身。魔術方塊的現象,告訴我們:孩子的本性是熱愛數學的

學校教育除了上述一經一緯,打開經驗世界與培養抽象能力這兩件事之外,第三件事便是留白,讓小孩有自主的空間,摸索思辨、嘗試錯誤。

 

Q:你為2030年台灣教育所描繪出來的這番圖象,對你來說,背後是有一套教育哲學的,但你認為我們的社會是不是準備好要迎接它了?

   我所描繪的,其實也不是什麼理想教育的圖象,它只是歐美一般公立學校在對待孩子的方式而已。歐美也有很多體制外的、崇尚某種理想教育的學校,像夏山、Salisbury、華德福等,但我上面所談的只是一般公立學校對待小孩的方式而已。我們很多人花大錢把孩子送到國外讀書,就因認同這種教育方式,為什麼我們不在自己的國家用這樣的方式辦教育?像美國競爭那樣激烈的社會,他們並不會把競爭帶到中小學的校園裡,因為他們比我們瞭解小孩,他們知道要保護小孩在成年之前不受競爭評比的扭曲,慢慢發展自己,長大了才會有所謂的競爭力。

我們卻怕自己的小孩輸在起跑點上,希望孩子長大有競爭力,就要早早逼他承受激烈競爭,因為我們凡事還停留在「巫醫思考」,不深入複雜現象,只習慣用「類比」,吃肝補肝,吃腦補腦,希望孩子以後變成什麼,現在就立即要他接受什麼。一個常見的說法是,小時偷東西,長大了就會偷盜。可是偷東西是因小孩還沒有私有財產的觀念,就像一些部落的族人一樣,這沒什麼對錯,很多部落財產是公有的。如果小孩在我們這種社會長大,他有機會慢慢看,慢慢想,便會弄清楚私有財產的觀念,自然長大就不會偷盜。我當然瞭解,這些年受到全球化的競爭壓力,歐美的公立學校也有在開倒車的趨勢,有些學校也在吵競爭力,但究竟他們的文化比較成熟,反對短視的在孩子身上施加壓力的聲音,還是教育界的主流。我們的社會普遍不瞭解小孩,用太多功課把小孩時間佔滿,小孩的想像力,創造力都會減弱,長大反而會便笨,至少腦筋會僵硬。人是活的,是不斷在變的,小時嘗試錯誤,自由摸索,長大了才會思辨,才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不會人云亦云,這樣也就有競爭力。競爭力是自然的產物,不必把自己弄得緊張兮兮。我談的只是平凡的道理。台灣的社會對於接受正常的現代教育,是不是準備好了?我並不樂觀,但我接受妳的訪談,不斷重覆我說了幾十年的話,就希望我們儘早準備好。

 

Q:這些牽涉學校教育的本質問題,您在「學校在窗外」一書中有更完整的探索,然而,這些根本性的理念和價值,一直難以透過教改來實現。近日您在「教改中的左與右」一文中指出,台灣社會缺乏左翼的反省和思維,因此,教改的發展最後仍被「菁英主義」及「文憑主義」所吞噬。

       過去這十五年正值資本主義的高度全球化,貧富差距急遽擴大,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很多人歸咎教改不僅未能擺脫升學主義,反而深化了貧富之間的鴻溝,甚至有人開始懷念當年的大學聯考,認為既然無法擺脫升學主義,倒不如回歸當年的大學聯考,至少,來自經濟弱勢家庭的學生還有藉聯考翻身的機會。這種一筆勾銷,回到過去的態度,過度簡化問題,根本無濟於事。如果說台灣社會缺乏多元價值,在這樣的土壤上,自然只會長出「菁英主義」、「文憑主義」的惡果,那要打破這個惡性循環,該從哪裡下手呢?

       您在「教改中的左與右」一文中有提到融合左右的第三條路,作為下一波教改的論述基礎,可以請您談談第三條路的理念嗎?

   台灣民主化了,國家重要的決策,一般會取決於社會主流的意見。如果主流意見看不到問題,政府決策的品質也會偏差。十多年來教改的方向,未能適切抓到核心問題,就是一例。四十七年的戒嚴使台灣長期處在封閉狀態,除了經濟發展之外,台灣社會在文化與思想方面是停頓的,這塊土壤只右不左,連帶的,兩三個主要政黨的政治立場都偏右。我的意思是,社會主流的世界觀是右的,所以政策也都偏右。左與右之間的差異,不只是一般階級立場的認同,更代表兩種不同的世界觀。

左的世界觀,著重結構性,不認為許多現象是任意的,是不相關的。底層結構的問題不解決,現象不會普遍改善。例如說,有教育部長一上台就積極推動閱讀運動。學生能培養出大量閱讀的習慣,十分重要,但推廣閱讀不能由上而下,變成一個文化運動,因為這種文化運動無法紮根,風一吹就散了。作為部會首長,該做的是處理結構性的問題:先普及城鄉的社區圖書館,把圖書館內外弄得很舒適,同時改善圖書管理的態度,大幅增加開放時間。另一方面,努力減輕學生功課壓力,讓學生課餘有多一點的自主時間,去圖書館看書與借書。這時下放資源,讓民間配合學校及社區圖書館,推展相關活動,閱讀就會慢慢紮根。在西方甚至日本,一般成人無論年齡,經常手不釋卷,台灣則普遍患了「知識倦怠症」,知識份子也只讀專業與工具性的書,這現象的背後是有結構因素的。但先從改善與普及社區圖書館做起,是長久之計。結構性的問題不容易處理,但傾國家之力,一年兩年半不到,五年十年,逐步累積就可以耳目一新。

教改的問題,也是這樣,教育最需要多元化,因為每一個孩子,成長背景、經驗、性情、興趣、與可能的發展都不一樣,每一位教師亦然。但因為升學供需失調,大家對升學的機會與公平性非常敏感,於是多元教學,一綱多本,多元的入學方案,立即遭到質疑。升學供需是結構問題。結構問題不認真解決,台灣的教育永遠無法改善。可是右的世界觀不承認這件事,社會主流相信上智下愚,相信家長的升學觀念改變,就好辦了。所以我們不會傾國家之力,為下一代打造出一個正常教育的大環境。

關於左右辯證的第三條路,我已經寫了長文,分析左與右的關鍵性差異,這是人類思想哲學的兩大主流。長話短說很容易招致誤解,要弄清楚它,希望能詳讀我的文章。大體說來,「左」除了結構性之外,承認世界是變動的,也相信對於人的心智,後天的影響遠大於先天。「右」則反過來,相信任意性、回遡性與先天性。在社會層次上,我是偏左的,但在個人層次,許多時候我會偏右,因為精神與意志對個人來說,可以有很大的作用,可以激發人潛在的、豐沛的生命力。從上述左右的特徵,可導出,「左」著重「平等」,因此重視社會正義,「右」則重視「自由」,不止精神自由,也包含經濟自由。

從這樣的左右辯證的觀點出發,在教育領域中,我反對人力規劃,傾向讓每一個人有充分的自由與資源,盡量發揮他的潛能。教育要培養的是成熟的心智,不是國家經建的人力。

妳提到如何實踐的問題,這當然是最重要的。但一個民主國家的政策,要做大幅度的改變,是需要等待時機的,因為在「平常時候」,政策只在反映社會主流的意見。根據經濟學的所謂中間選民原則median voter theorem,政策的屬性通常會傾向於保守。但1994年410教改運動過後的一兩年間,是難得的、可以放手改革的時機,因為當時民心傾向大幅度的改革,而不太在意改革的內容。這時位處要津的菁英,是有很大的空間,去推動進步的政策,可惜把這大好時機錯過了。

但現在是「平常時候」,教改若要有出路,只能回到社會主流的世界觀本身去討論。觀念的改變最難,這是無可奈何的,但要創造媒介。1998年,那時教改已失去契機,我與一些朋友轉而推動社區大學,就是要促成全面性的社會學習,讓眾人透過瞭解、討論與思辨,重新認識世界,認識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因而檢視,並重構自己的世界觀。可是社區大學十二年來,在某些方面雖蓬勃發展,可惜也因一直受制於社會主流強固的「菁英主義」,一開始便被歸類為非正規教育,無法頒授學位,而不易提升知識水準,進行知識解放。

台灣是需要一段自我啟蒙的階段,種種改革才不致於原地踏步,社會與文化才能脫胎換骨。我分析「左與右的世界觀」,其實是為了讓人們在重新檢視世界觀的時候,有一個參考座標。要促成公眾觀念的改變,需要創造環境、事件或議題,從觀念對立的衝突中,去引發公共思辨。前時透過十二年國教的遊行,我藉機寫了「教育複製」的文章,就為了提醒社會菁英深入一點去思考教育的本質。今年七月要舉辦的全國教育會議,也是發展公共論述的時間點。

 

Q:你對教育的理念我很認同,像是:不應該只在複製上一代的思維、要發展孩子獨立思考及創造的能力、要為孩子留白等。在社會主義國家崩解之後,資本主義似乎得到了全面的勝利,甚至在前幾年福山提出了歷史終結論,左翼的路線如今不再是打造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而只是用來修正或矯正資本主義,使其能夠永續發展。在現代的資本主義世界,其內在規律就是要追求經濟不斷的成長,這也成為現代國家的最重要任務。因此,教育自然脫離不了這個大結構的要求,經過這麼多年,這些要求早已內化成每個家庭對孩子的期待。然而,經濟成長可以是透過剝削、污染和掠奪來達成,不過,無限的生產力也可以是因為人類擁有不受限制的創造力及想像力,所以可以達成永續的經濟成長。所以,有獨立思考能力,有創造力的孩子,才會是未來最具競爭力的。台灣過去的經濟是建立在低廉的(各種)成本和代工上頭,所以,對未來人力的期待也是一部這樣體系下的生產機器,如果台灣想升級,想轉型,當然在教育上也應該改變。

    我完全同意你的觀點:培養孩子獨立思考的能力,發展他們的創造力,才能因應未來經濟發展的需要。想想西方教育,給孩子很多遊戲與自由探索的時間。從表面上看,他們在中小學的課業表現不如東方。但他們長大之後,所創造出來的經濟產值、文化產值、學術產值,卻遠遠優於東方。遊戲本身就會發展人的分析力與創造力(近年,美國加大 Berkeley本校一位心理學家 Alison Goptnik,做了很多可靠的實驗在證實這件事)。我們傳統的看法,認為遊戲只是荒嬉課業,至今這個錯誤的看法,仍然普遍流行。

在大學裡,我們同事有時會聊到這樣的事:我們小時用幾倍於西方小孩的時間在做功課,但長大後,在同時代的學者中,絕大部分重要的東西,卻是西方人做出來的,從好的文學藝術的作品、社會科學重要的理論,到自然科學突破性的研究,大多數是他們的成果。當然我們也有少數很傑出的工作,但成就與付出不成比例。想想看,今天我們在傳授的,經常是他們創造出來的東西,可是我們曾經耗掉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在讀書,難道東方人天生比西方人笨?絕不,是我們的教育自小壓抑了我們的創造力與想像力。到頭來,因著作權而賺取的天文數字的利益,都流向西方。這事情的是非利弊這樣顯然,可是我們的社會主流毫無覺悟。問題在於我們只知複製自己的經驗,把自己的不安全感投射在下孩子的身上,低估孩子、限制孩子。

至於福山主張:「左」翼已不足輕重,今後難以再與「右」的資本主義相頡抗。做這樣的論斷是因他對問題太簡化了。對於他的論點,已有很多人反駁,尤其來自左派的論述。我在這裡補充一個未被提過、而涉及環境的論點。資本主義主張無盡開發,本質上是擴張主義(expansionism),它的邏輯,是把人置於經濟體系之中,加以分工化,片面化,技術化,藉此達到較高的經濟效用。相對於「右」的片面觀,「左」則因其重視結構性,對事情看法著重整體了解。這種整體觀,使人重視自然資源的保留,以求人類文明的永續。「保留主義」(conservationism),如「綠」色環保力量的興起,與「紅」色草根力量的結合,變成「偏左」的重要訴求。這種訴求強烈質疑資本主義的大肆擴張,並提倡用社會福利對抗市場經濟,這條陣線已成為「左」與「右」的決戰點。

福山的說法太受制於傳統對「左」派的界定,又忽視資本主義剝削大自然的危機,才會看不到這個新的決戰點。很顯然,資本主義無法這樣膨脹下去,因為大肆剝削大自然的結果,催使大自然的反撲迫在眉睫,資本主義不可能是永遠的勝利者。如果偏左的保留主義來不及制止資本主義的擴張,人類連同整部珍貴的文明便會從地球上消失。

這兩三年氣候變遷的劇烈,已經是個嚴重的警訊,可惜目前人類不是無動於衷,就是束手無策。世界是不斷在變動的,這變動的幅度可以巨大到人類這個物種在幾十年內,便會悲慘的滅絕。

 

Q:你很悲觀嗎?

   是的,我看不出人類的理性有可能解除大自然反撲的危機。「左」從來就是少數,能真切掌握「左」所蘊含的辯證本質的,更是少數中的少數。但解決環境問題,卻需絕大多數人的合作。

二十世紀後半,人類的生產力大幅提高,生活資源富裕,相對的也緩和了階級矛盾。進入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經濟擴張,刺激了人們毫無節制的消費,並加速對大自然的掠奪。明明全球氣候變遷日形劇烈,但有多少人能自動放棄眼前生活的舒適,例如放棄開車,放棄逛街購物?今天全世界六十多億人口密密麻麻的分佈在地球每一個角落,其中至少有十五億以上的人口,每一個人所消耗的能源、所製造的污染,就比十八世紀,一個享用大莊園及其眾多奴僕人力的貴族所揮霍的更多。而其他四十多億的人口,每天在努力的,就是向那十五億人看齊。想想看,這樣的一個超級的物種,還能夠在地球上存活多久?

台灣到了這幾年,終於步上少子化的新階段,可以藉機減少人口,可是整個社會卻驚慌的叫喊「人口老化」,政府也大肆再鼓勵生育,原因都為了經濟擴張,這也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對待問題片面化、技術化,而無法整體了解的態度,尤其是知識菁英。理性褪色為狹窄的工具理性,失去十八世紀啟蒙時期批判反思的光芒。很多人以為大自然的反撲,就像天塌下來一樣,一夕之間,大家同歸於盡,人類灰飛湮滅;既然世界末日是無法避免的宿命,何懼之有?

事實上,大自然的反撲,不是一瞬間就吞噬一切,而是一步步慢條斯理的:災難此起彼落,資源漸漸枯竭,文明倒退,秩序崩解。國與國之間、一城一鄉之間、人與人之間,變成弱肉強食,人類將走回野蠻時代,卻比早期的野蠻時代更慘無人道,最終是人吃人。這種黑暗恐怖會拖延三、五十年,終至人類滅絕。我很希望這番話不過是危言聳聽,希望事實會光明得多,希望人類的理性,終究會解除大滅絕的災難。

但人類有這樣光明的未來嗎?恐怕理性是無能為力的,因為多數已有足夠生活資源的人,不會願意放棄今日生活的舒適,不會願意回到往昔過著儉約的生活,而還處於貧窮的人,不會也不該放棄追求較好的生活。以人類今日高度的生產力,要分配好資源,維持儉約,但免於飢寒的生活,與大自然和平相處,不是不可能的。可是這就違反了資本主義的邏輯,也與現有的國家運作相抵觸。國家的界線,使得明明這是地球村的共同問題,但各國眼前利益不同,爭吵不休,無法團結起來共同去解決。

如果人們警覺到人類行將滅絕的危機,至少在理智上,能了解經濟不能無限制擴張,那麼有一種理性,也許有助於人類逃脫滅絕的命運。那是一種「動態理性」,屬於「辯證理性」的一個面向。

前面我說過,理性是無能為力的,那指的是大家日常在運用的「靜態理性」。的確,多數人不可能放棄現有的物質享受,但其中一個原因是:「我不開車不吹冷氣,我一個人辛苦把生活過得儉約,並無補於事,其他人還是在開車在吹冷氣,無數工廠還是在大肆污染,人類還是一步步在走向滅絕。」這種心理非常普遍,但如果未來確定是有希望的,人們看得到自己今天的儉約,正在替未來的希望鋪路,看得到個人是可以有作為的,那麼會有一些人自願放棄眼前的享受,並逐步擴散到多數人。

舉個例子說,如果有個具有足夠影響力的國際組織,公開發聲,向各國人民號召,徵求各國一開始有百分之一的開車族,為了人類的生存,為了自己下一代的活命,於某年起自願放棄開車,並宣稱隔年徵求自願不開車的人數,將擴及百分之五,以後逐年增加,五年十年之後的目標是車輛減少到目前的五分之一,並將匯集這股壓力,施加於各國政治實權人物。這樣的訴求,有可能會得到響應。不開車慢慢形成一種風氣,也變成一種道德壓力。

這只是舉個例子,其他像減少消費,減少垃圾,反對開發,反對經濟持續擴充,與提倡節育等等,都可以循此概念,動態發展,而不是大家都束手無策,坐以待斃。

事情也不一定由國際組織來推動,各地區、各國,都可以局部的做,只是範圍要夠大,才能激起希望。提倡由個人做起,是不通的,是唯心主義空泛無力的道德勸說。

你會說我想的是天方夜譚,但不這樣想,我們還能怎麼辦?骨子裡我是無比悲觀的,只是在悲觀中,還想找出一絲希望。這種動態理性,如果能夠激發出來,便是一股可能帶來希望的力量。總要想想辦法,讓大家一起尋找希望。

最後的機會,我相信:只有訴諸恐懼不敢生小孩,雖然這種作法與我一貫的態度相違背。大家因恐懼資源即將枯竭,恐懼世界末日即將到來,而不敢生小孩(注意這是自願而非被強制),讓地球上的人口快速從六十多億降到十億以下。

但連這樣的可能,也是奢望,因為大家還心存僥倖,可是地球對人類發出的警訊,又已進入倒數計時。我們倉惶上路,又要與極其有限的時間賽跑。

若萬幸人類因此逃得過浩劫,這條路也走得無比荒謬而反諷。人類整部文明,便為了要脫離恐懼而發展起來,最後卻依賴恐懼解救了人類。好笑吧,荒謬吧。

 

(*本文前半部刊載於中國時報2110年9月25日,A2全版。中時高有智,何榮幸及魏婉玲策劃,當時立委鄭麗文採訪。後半部則未公開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