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數學系的自由傳統 (黃武雄)

(2009/6/16秉仁針對1970年代系裡同事參與社會的情況,以錄影對作者進行簡短的系史訪談,隔日作者以文字整理訪談內容,寫成下文)

台大數學系有個重要的特點,就是非常自由而且individual, 有時自由得散漫,系內沒有派系,六七十年來,幾乎沒有人對權力發生過興趣。

這應該歸功於創系時期的元老,沈施許項幾位先生1,是他們建立了這種個人自由的傳統。
這個特點在台灣的學術界,尤其難得。
因為台灣所有的大學,都經歷過那麼長時期的政治污染。
政治勢力介入很多系所,是普遍現象。

由於這個珍貴的傳統,我有幸在數學系享受這種自由的氛圍,在這裡自在愉快的工作,度過了我的大半生。

如果說,沈施許項是數學系的第一代,那麼賴繆洪姚幾位先生2,則算第二代,他們一樣承繼了這個傳統。
以他們的個性來說,維護這個傳統也是自然天成的。

其實數學研究本身就非常individual(個人性),數學研究只需同行之間有適當的交流就好,無需講求效率的團隊合作,也無需太多的經費購買設備或做實驗。
所以資源、權力與組織,相對來說並不重要。

而且數學的研究與教學,都要投入很大的精力才能做好。
認真想做好數學,必須心無旁騖,自然而然就會認同個人自由的價值。

1970年代初期,開始回來系裡的人,可以說是第三代。
這些人包括楊維哲、我、張秋俊、李白飛及其他同事。
數學系這種注重個人自由的傳統,在1976年左右,
經由第三代的努力,進一步也有了制度性的支撐。

台大數學系,恐怕是台灣第一個在制度上確立民主參與的系。
1976
年,系裡便創建「委員會制」。
系主任及各個委員會的成員
都由系裡所有教員選舉產生,共同經營系務。
原先重視個人自由的傳統,因為有了民主參與的制度,更形鞏固。
就這樣一直延續到今天。

七零年代,內在外在的情況,比起過去,有了很大的轉變。
我們這第三代對自由的渴求,比上一兩代更為急切。

自由是一切研究創造的根本。
我們希望自由不只是侷限在數學系裡;
在系外,在社會與政治的大環境中,
自由與人權也必須得到起碼的保障。

數學系這第三代,是完全在國民黨教育下長大的第一代,
雖因不懂日文,與台灣的過去有著嚴重的文化斷層,
但反過來因習於中文,瞭解漢文化,又多少接觸過西方不同的近代思潮,
所以比起上一代,更勇於介入社會,介入政治。

二二八、四六事件與白色恐怖的陰影,
對我們來說,已沒有像上一兩代
那樣慘痛那樣鮮明那樣沈重。
七零年代回來的人,或多或少都存在
參與社會,追求民主自由的的嚮往與熱情。

如果純粹只想做好數學研究,
我們之中很多人會選擇留在美國。

當然那時候政治控制還是極端嚴厲。
哲學系事件還沒有發生,當局還在鋪線佈局之中,但已黑雲密佈,
台大成大淡江也陸續有些學生被抓。
我們只能選擇不同的方式參與社會,
例如參與數學教育、做農村調查、寫評論文章、
或明或暗支持黨外民主運動。
到後來,像台語文保存,甚至本土戲劇都成了選項。

台灣在戒嚴那幾十年是文化沙漠,市面上能拿到的書,
都經過嚴格的思想檢查,很多書進不來。
帶有一點自由思想,或帶有一點批判性的書都被禁止,
更不用提那些具有左派色彩的東西。

數學文獻的流通,也一樣困難。
1970
年代,台灣還處於國際學術研究的邊陲。
數學研究只能用「荒原」來形容。

我在1972年回來之後,只有Blaine Lawson, 陳省身先生及幾位同行,還零星的寄給我一些他們的新論文,研究的整體環境是封閉的。
文章在期刊上刊登出來,總要晚了一兩年。

很快你會感到自己完全孤立。
數學家的書信,包括陳先生給我的私人信件,也都明顯有被拆封檢查過的痕跡。
那種隨時被監視被監聽的感覺,讓我們心中非常氣憤又無奈。

那段時期,唐文標也兩度來數學系訪問。
他學的是統計,在Sacramento, California State U. 教書。
但才氣縱橫,人文社會的知識涉獵廣泛,經常寫文學評論,格局很大,在港台各地發表。
對於參與社會,尤其熱情十足。
農村調查計畫,他也是我的協同主持人。

有一天他對我說:
黃某,A傢伙一天到晚關起門來做數學,躲在象牙塔裡,未免太自私了。
他竟用「自私」兩個字。

今天回去想他那句話,會覺得十分離譜,做數學能心無旁騖,潛心研究,最為難得。
可是唐的這種看法,對1970年代我們這些人來說,並不陌生。
其實我們心裡也多少這樣告誡自己,不能把心力只放在數學。

那些年,我自己的研究一樣荒廢,只把過去所做的幾篇文章發表,並努力將所學教給學生。
直到1978年回Berkeley訪問之後,才慢慢又回來做數學。

關於這層徘徊在數學研究與社會責任之間的心理掙扎,我在幾年前寫的那篇長文〈我的數學生涯〉裡,有比較細緻的描述。

對我來說,數學的特質,除了自由與個人性之外,
就是它本身秉賦一種根本性
因為數學所面對的是,蘊涵於自然中的理性,數學家所追求的是,這種自然理性的根本,
所以數學訓練會使人不輕易相信權威,尤其不相信非理性的、世俗的或統治者的權威。
連帶的,數學家身上,也難免帶有叛逆的性格。

1981年系友陳文成教授不幸被害,對他的親人是巨大的悲痛,對台灣社會是永遠的創傷;
而對數學系七零年代那些想藉由介入社會,追求自由的第三代人來說,則是無情的反諷,也是一個時代的終結。

1沈璿、施拱星、許振榮、項黼宸等四位教授,為本系初設系時的創始元老。在台北帝大時代,只有數學教室;1945年改國立台灣大學,才獨立成數學系。四位教授的事蹟,見台大數學系網站。
2
指賴東昇、繆龍驥、洪成完、姚景星等教授。參考資料同上。

這座湖沒有公共的營地──為銘謙的書寫序

讀這本書,宏觀與微觀兩個按鈕,切換自如,好像鏡頭伸縮忽遠忽近,讓你身歷其境,卻來回翻越時空,不拘於一時一地。

讀她這本書,宏觀與微觀兩個按鈕,切換自如,好像鏡頭伸縮忽遠忽近,讓你身歷其境,卻來回翻越時空,不拘於一時一地。

 

(地圖上最美的問號》徐銘謙,野人文化(2008)。本書獲得中國時報 2008開卷好書獎。)

書序/黃武雄  2008/9/25    [全文下載 (pdf)]

「2003年我參加『刷青苔,救步道』的抗議活動,心中留下很多不解的問題。」台上的演說者這樣解釋她的背景。「幾年後我申請了客委會的築夢計畫,去了美國阿帕拉契山徑…。」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徐銘謙。2006年11月千里步道籌畫中心邀請她來「智庫沙龍」演講,那時她剛從阿帕拉契山做完步道修建的工作回來,身上還未脫去野外的氣息,語調裡猶帶著興奮。

「演講之前,我想先問大家,」她隨即走下講台,提出問題:「步道怎麼來的?你覺得什麼樣的步道是最好的?」

 

    這是一個很不一樣的演說者,我心裡嘀咕著。

「一開始是農業社會,」社區大學的大樑張森田先生,用他平靜的語調說:「農產品是用挑的,走的是人工開闢的小徑,凹凸不平的,很難走,這些小徑有的變成了後來的產業道路。應該說,步道是人走出來的。最好的步道要搭配當地的人文與環境。若將山路用花崗岩鋪上石階,會與周圍環境相抵觸,好像兩個世界。」森田先生對問題一向深思熟慮,見解也常一針見血。

「謝謝這位大哥,你已經把我今天要講的都說完了!」銘謙話未說完,全場浮起一片笑聲。

 

   這是我認識銘謙的開始。她在演講中解釋說,由於早先那些存留心中的問題一直未解,為了尋找答案,她隻身遠走阿帕拉契山,去到另一個世界,在行動與實踐中打開她的視野、深化她的思維。

這些問題不只涉及修建步道的工法,更叩觸社會經濟與自然生態,兩者之間辯證糾結的大問題,背後不免牽涉到價值與現實之間的衝突。

兩年之後銘謙把她去阿帕拉契的經驗寫成了書。但它不像一般旅遊札記,只浮光掠影的記載所見所聞。也許是她心中一直存留著那些大問題,她不只在書中細膩的描寫她如何融入異國一個陌生的義工團隊、描寫她如何拉長她知覺的天線,探觸周遭風吹草動的聲息,也在書中反覆說明事情的歷史背景,闡述相互衝突的觀點,並碰觸較深層的社會問題。

讀她這本書,宏觀與微觀兩個按鈕,切換自如,好像鏡頭伸縮忽遠忽近,讓你身歷其境,卻來回翻越時空,不拘於一時一地。

書已經呈現在讀者眼前,怎麼閱讀一本書,應由讀者依自己的經驗,直接去體會或評論。我無意為讀者「導讀」,讓自己扮演仲介者的角色,荒繆的杵在讀者與作者之間。寫這篇序,我的定位比較像是一名讀者,因為這本書蘊涵很多惹人深思的問題,我選擇其中一二,試圖切入核心,談些自己的看法,也趁機與作者深度對話。

一、

   翻開幾頁書,我馬上被「Walt-Mart 大戰 REI」的標題吸引,華倫‧杜耶(Warren Doyle)的個性與思想躍然紙上。他反對阿帕拉契腳行者攜帶很多 REI 高科技的登山裝備去山裡。走入三千五百多公里的山徑,他認為連帳棚(tent)也不用,只帶一條防水布(tarp)就夠了,請看看他在白板上畫的比較圖(見本書 p.40):

 

經過對兩者一長串的比較,最後關於 ”野生動物” 那一欄他寫著:

帳棚─看不見,防水布─看得見

……啊!可愛的黑色幽默。

台灣登山界也有這兩種觀點之爭。在苗栗山裡卓蘭東郊的的大坪頂上,有一個被附近居民稱為「森林中學」的全人學校,近年因學生一連幾次登上阿拉斯加的麥肯尼(Mt. McKinley,6194M)及南美阿空加瓜(Mt. Aconcagua,6959M)而享譽國內。1995年成立之初,校內就存在這兩種看法:到底登山需要配備昂貴的高科技用品,還是使用簡陋的輕裝?原住民終日與高山為伍,上下自如,為什麼我們的年輕學生不能向他們學習?

銘謙在書中也提到:

過後我慢慢認識到台灣的山岳界,也存在同樣的爭論,比如早期台大登山社的前輩們,穿著雨鞋像原住民一樣背上竹簍子,帶著鹽巴在山上吃苦克難,激發人類的極限;另一方面,以歐陽台生老師為山頭,主張選擇高科技的登山裝備,強調登山安全。(本書p.44)

 

   苗栗全人中學自創校以來,每一學期登上一座大山,是全校師生的重頭戲,而一直帶領學生登山、啟發學生愛好自然的老師,便是銘謙所提到的,台灣登山界的重量級人物─歐陽台生。歐陽老師在登山與緊急救難方面,受過一流的現代訓練,二十年來對台灣貢獻卓著。

 

銘謙又提到:

在美國…,另外還有林‧惠爾登(Lynne Whelden)代表中間派,主張蒐集各個資深山行者不同的私房秘訣,達到輕量化,並學習辨認山中可食用的植物,就地採食以減少負重。這一派比較接近台灣的生態登山學校、五二三登山會。(本書p.45)

   在我看來,這類問題的爭論,永遠莫衷一是,事實上也很難說誰是誰非,但多面思考總是好的,思考清楚之後,再歸個人選擇。

登山要加強安全才能推廣,這項策略思考很有說服力,而且人的生命無比珍貴。但高科技產品不只昂貴,而且製造過程增加環境污染、增加消費,即使強調 LNT(Leave no trace: 山林無痕),淨結果也不見得有利於生態環境。

談到這裡,我們必得先問:登山的價值是什麼?除了靠山吃山的需求之外,為什麼人類要走入山林?甚至要為此冒著生命的危險?既然人接近山林只會破壞生態環境,若非登山本身有什麼正面價值,就不應該讓人類走入山林。

 

   事實上,這正是激進環境派的立場。

激進環境派乾脆否定人類走入山林活動的價值。他們認為人接近山林,只會破壞自然,影響生態,因此應該阻止人類接近山林,至少不應該如此鼓勵。

這種說法一旦成立,Walt-Mart 大戰 REI 之爭,也就消失於無形。反正人類不走入山林,那麼用什麼裝備走入山林,便無需爭論。

但我們總還念念不忘山林之美。我們從心底相信,人類走入山林並非百害而無一利,人類走入自然,終歸是有正面的價值吧?

 

    那麼正面的價值是什麼?

談人類接近自然的正面價值之前,須先回應激進環境派的質疑。從它的反面來說明:阻止人類走入山林,並不一定就有利於環境。

該阻止的是:不斷開發柏油路,提供人類用汽機車「進入山林」去消費自然、糟蹋自然。如果連人們用雙腳走入山林都被禁絕,那麼人們的一切活動,將被禁錮在已經過度開發的市鎮。禁錮人們於市鎮生活,人們窮極無聊,必然會進一步加強消費、刺激開發,引發更大規模的環境衝擊。阻止人們的雙腳走入山林,最可能的結果是,換來怪手剷平一個接另一個山頭,因為人們需要水泥,蓋更多更大的房子;也會換來快速道路一條接另一條穿越山野,因為人們要貨暢其流,把消費商品從一個城市送到另一個城市。

 

    談環境保護、生態保育,必須整體的看,而且辯證的看,得失要一齊考慮。例如這些年各地登山團體極力提倡LNT運動。對於登山熱門路線,主張LNT無疑是對的:所有人把所有垃圾都帶回家,不要在山林留下一點多餘的痕跡,因為垃圾會積少成多,破壞生態。

但在人跡較少的山徑,有必要連穀物果皮都一一攜帶回家嗎?攜帶回家的垃圾,如果是送到垃圾車,帶到垃圾場焚化,不是更浪費能源、增加污染,增加 entropy自然秩序的亂度)?直接將穀物果皮丟在樹叢裡,由土地分解,多少會微調附近生態,但對環境的衝擊,比送交垃圾車,浪費汽油,開去焚化爐焚化,污染大氣,究竟孰輕孰重?這些成本都應當詳細評估,而非停留於對 LNT的絕對信仰。

又例如近年流行一些綠色科技產品,包括各式各樣使用綠色燃料的新型汽車、太陽能板,也有類似問題。這些產品的製造過程,所增加的污染,以及所消耗的能源資源,都要一併考慮。不管是什麼樣的商品,刺激消費本身,便不利於環境,這是不能輕忽的事。

 

   Jeremy Rifkin 在1980年代寫一本標題為《Entropy》的科普經典,他指出環境問題不能仰賴科技去解決。人類消耗資源,便會增加entropy。所謂 entropy,用淺顯(但有誤導嫌疑)的話來說,指的是一種亂度,一種打破自然秩序,把可用的能量轉變成不可用的能量,所產生的亂度。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打破自然秩序,是不可逆的過程。他歸結出來的論點是,任何科技處理的方法本身,都會製造新的亂度,增加新的污染。

人類要真正愛護環境、愛護地球,唯一的出路,還是回歸儉樸、在能夠維持基本生活的基礎上,盡量減少消費。近年很多標榜綠色的產品上市,使人誤以為消費那些產品,有助於保護環境,甚至為地球貢獻心力,便是被誤導的概念。

 

二、

   用雙腳走入山林,有沒有正面價值?

很多人走山路,是為了健身。近年中文用「健行」代替英文的“hiking”,也是在這意義下出現的字眼。活化身體機能、呼吸清新空氣,常走山路會帶來身心健康,對個人與家庭是幸福,對社會亦節省龐大醫療費用,這是眾人皆知的價值。雖然 “hiking” 譯成「健行」兩字,本身便反映了華人這種功能化的取向,但走入自然,換取健康,仍然是值得珍視的正面價值。

更深一層看,走入山林與自然互動,不只是功能性的為了健身,而是人本身存在的原始趣向。半世紀來,人經常被禁錮於城市,追求商業的生活機能,離不開城市,讓自己變成城市的宅男宅女,其實是工業化都市化的後遺症。人遠離自然,便會忽略自然,邈視自然、壓迫自然,甚至只知剝削自然,把自然工具化。

 

   自然是孕育文明的母體,是人心智的歸依、創造力的泉源。文學藝術的偉大作品,甚至科學家的重大成就,無一不源於自然。接近自然,尤其用兩腳走入自然,去體會自己身體與自然合而為一的脈動,是人生命的原始價值,也是人生命的本來面目。

走回山林,回歸自然,這是人生命本質的一部份。也只有用雙腳走回自然,體驗自然,人才會回過來珍惜自然,愛護自然。

這樣的價值,是不證自明的。

 

   我不知道銘謙迢迢千里跑去阿帕拉契參與步道工程,心裡有無意識到這層生命本質,但不論如何,是這樣的生命動力驅使一代代的人,包括銘謙與我,走入山林,並喜愛自然。

很多人批評人類中心主義,說眾生平等,認為人類的利益不該凌駕於其他物種,更不能奴役其他物種。這種批評的正面功能是,提供人類反思,其反思的意義遠大於實行,例如引發人類關懷動物的處境,或鼓勵溫熱帶地區的人們素食,以降低人類於食物鏈中居高的位置。

 

   嚴格說來,並沒有所謂「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依存於自然,與萬物共存共榮,環境一旦破壞,生態一旦失去平衡,第一批遭到反撲的便是人類本身,因為人類是地球各種生物中最脆弱的物種之一。人類滅絕之後,地球依然在轉,無數的生物還會欣欣向榮。如果真的以整體人類(不是以少數人)的利益為中心,便只能珍愛自然,保護生態與環境。所謂「為地球盡一份心力」,其實就是為人類的存活本身,盡一份心力。

在這樣的脈絡下,我會鼓勵人有機會用雙腳走入山林,接近自然,從而喜愛自然、保護自然。同時減少消費,並注意人類接近自然時,要減少對自然環境所造成的衝擊。即使使用標榜綠色的科技產品時,都要一一審慎評估。

 

   以這樣的論述作為基礎,進一步回來檢視 Walt-Mart 與REI之間的爭議,問題便明朗得多。REI 強調高科技的裝備,刺激消費,並付出污染環境的代價,這是它負面的影響。但一般說來,它會加強登山者的安全。

就經濟條件來說,REI 派是貴族主義,Walt-Mart 派為大眾主義。但在安全層面上,卻反過來,REI 派是大眾主義,因為他考慮的是更多人的安全,Walt-Mart 派則變成菁英主義,因為只有少數人在山野中能擁有華倫‧杜耶與原住民的膽識。自然千變萬化,若裝備簡陋,面對自然時,更需要豐富的自然知識、靈活判斷、沈著、決心與勇氣。

銘謙提到早期台大登山社學原住民吃苦克難的精神,想起來令人敬佩,但三四十年前,台灣山難頻傳,就因為登山者不瞭解自然的變化,沒做好準備功課,又無安全的裝備,便貿然上山。而惠爾登派,依銘謙描述,所做的也許在彌補這道缺口,增進登山者活用的自然知識,擴大登山的菁英群,而不直接排斥REI的裝備。

至於要相信哪一派,終究是個人的選擇。對我來說,攀登風雪覆蓋的高山,高科技的裝備維繫攀登者生命的安全,REI 的貢獻不容忽視。但一般山裡的腳行,原住民矯健的身手、華倫‧杜耶的防水布與九紀山人提到的自製酒精爐,更能吸引著我。在銘謙的書中,我自己動手為這樣深具創意的酒精爐描繪插畫(見本書p.32),為的是對這些無名的發明者,表達自己由衷的敬意。

 

三、

   銘謙在書中(見本書p.239)談到:阿帕拉契山徑的發起人班頓‧麥凱(Benton MacKaye)在1921年提出規劃的藍圖時,並不主張阿帕拉契山徑周邊成為無人的荒野。

相反的,他描繪出一幅勞工脫離工業生產壓力,紛紛重返土地的圖景;(他指出)山徑的設計並非要滿足挑戰自我的全程腳行者,而是要讓人們體驗一起在土地上生活與合作的精神。

根據銘謙的描述,麥凱主張在每隔一天腳程的營地,由義工們修建夜宿小屋;圍繞著小屋,還進一步規劃與山徑共生的聚落。這些聚落的居民在經濟上也能自給自足,因為他們可以用一些與山徑共生的方式,賺取生活所需。例如,一方面提供腳行者的用品補給與食宿,另一方面提供附近農場的勞動力,必要時還可以取代大型的林木業公司,直接與林務署簽約,取得沿山徑伐木的許可。

這些聚落的組織有幾分是公社(commune)的型態,尋求以互助合作的方式,一起在土地上生活與工作,並藉以紓緩工業社會的緊張壓力。把公社的理想與自然生態結合,套句今天的術語,就是把「紅」和「綠」結合在一起。我不知道班頓‧麥凱有沒有直接受到十九世紀初聖西蒙(Sanit-Simon, 1760-1825)公社思想的影響。但自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以來,不斷有人主張對抗工商業非人性的壓迫,反對階級剝削,倡導成立互助合作、自給自足的公社。公社思想可以說是早期素樸的社會主義。繼聖西蒙之後,較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法國的傅立葉(Charles Fourier, 1771-1837)與英國的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8)。公社其實是人類構築新社會的理想,但實行起來卻跌跌撞撞。從十九世紀以來,無數公社成立又覆亡,前仆後繼,難以數計。

歐文於1824年去美國,捲起歐文公社旋風,繼之美國各地便有十多個歐文式的公社,紛紛成立。同時,傅立葉式的公社在《紐約論壇報》(The New York Tribune)專欄作家Albert Brisbane的鼓吹之下,到1840年代也高達四十多個。Morris Hillquit 在《美國社會主義史》的書中,估計美國在這兩世紀中成立的公社至少一百七十八個。到二十世紀六零年代,公社運動再度掀起一陣旋風。九零年代,新澤西州還有早期的傅立葉公社在拆除。(公社運動的歷史,參見 Edmund Wilson:《The Finland Station (到芬蘭車站)》中譯本劉森堯譯,麥田出版)。

 

   傳奇數學家A. Grothendieck 就在 1970年當他的成就如日中天之時,忽然放棄數學,去組織公社。Grothendieck 被譽為二十世紀數學界的莫札特,他是代數幾何學的泰斗。但他宣稱人類存在的問題,比做數學急迫。公社失敗之後,他的足跡消失在庇里牛斯山中。

公社運動是人們批判工商社會扭曲人性,想找桃花源,打造新社會的嘗試。傅立葉構想中的公社,仍肯定私有財產制與階級差別,只要求工商利潤所得,必須重予分配。歐文則要實現更進一步的平等主義。為了凝聚內部的向心力,各式各樣的公社,各自標榜自己不同的信念。例如,許多公社都與某一宗教的教派緊密聯繫,作為公社的精神支柱,也有主張無神論或自然神論的公社。其他有些追求「自由的愛」,有些則施行全面素食、愛護動物。他們都受盧梭人性觀點的影響,對人性的善良深具信心,也對資本主義抱持強烈的批判。

可是人類社會畢竟存在太多的變因,無法聽從少數高尚心靈善良而主觀的設計。就像自然界的物種千奇百怪、富麗多變的演化一般,世界是發散的,社會結構隨時在演化,甚至突變。它不會一直停留在人的主觀意志所規劃出來的軌道上。唯心主義在現實世界中難有立錐之地。公社運動猶如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國家,至今已所剩無幾,殘存的像以色列的 Kibbutz 與美國喀爾文教派的 Amish,也都搖搖欲墜。

 

   我無意要對公社的理想、對錯或它的命運下任何註腳。在歷史時空中,公社有它可能生存的區位,也許在本世紀或下一個世紀,當同樣的區位出現,會再興起另一波的公社運動。但一般說來,多數的環境(太豐裕或太匱乏)都不利於它的生存。

 

四、

   公社運動在1848年巴黎公社失敗之後,便逐漸轉向,由馬克思、恩格斯為代表,把早期素樸的社會主義,變成科學的社會主義。它的哲學基礎從唯心主義翻轉成唯物論,試圖用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去建立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馬克思把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改頭換面建立了唯物辯證法,拿來剖析不同歷史階段的人類社會,並預言資本主義必然崩潰,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共產社會。

可是反諷的是,歷經一個多世紀人類社會的滔天巨變,由1917年蘇聯革命之後逐一建立的共產主義國家,到了二十世紀末葉已逐一覆亡,反而是資本主義存留下來,並加速發展,通過全球化,達到今日的顛峰狀態。

其癥結在於:以唯物論為其哲學基礎的共產主義,在實行的過程中卻是唯心的,因為計畫經濟與共產社會的理想都是主觀的設計,不隨社會發展而適時調整腳步。反過來,以唯心主義為其哲學基礎的資本主義,在發展的過程中,則為唯物,因它不斷因應社會變遷的需要,而修正自己。結果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年,共產主義崩潰,資本主義成為統治全世界唯一的意識型態。

 

   如果說,共產主義(包括早期公社主義)的剋星,是人的自由與創造,那麼資本主義的敵人則為自然蓄勢待發的大反撲。如果說共產主義的救星,是早期Antonio Gramsci與青年馬克思的人道主義,那麼解救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使免於崩潰的,將會是自然生態主義。

「紅」與「綠」是一對雙生子。紅對抗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階級剝削;綠則對抗資本主義社會外部對自然的剝削。在1980年代,我試圖歸結近代人類社會兩個主要的矛盾:一為人類社會內部個體與集體之間的矛盾,另一為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矛盾。

人因為反對階級壓迫,而興起社會主義。但潛藏在社會主義裡頭的集體主義,卻反過頭來壓迫個人,限制人的自由與創造。可是,創造是人活著的原始動力,是人存在的原始趣向,而「自由則為一切創造活動的根本」(Pablo Casals語,見《白鳥之歌》)。當壓迫稍見鬆懈,尤其當計畫經濟帶來的貧窮與官僚一手遮天的腐敗,日夜嚙蝕著早期社會主義的理想之時,人自由與創造的內在動力,便會匯集成江河,推翻依附於集體主義的共產社會。

人因為維生的需要,而發展資本主義。由於資本主義以經濟自由做為社會發展的核心力量,當經濟水準提高到一定程度,人自由與創造的需求便隨著釋放出來,得到相對的滿足。可是,這次輪到自然受到壓迫,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是,不斷開發、不斷擴張、鼓勵消費,甚至以刺激消費當作經濟成長的命脈。過去節約儉樸的美德,現在被嗤之以鼻。不斷開發的結果,便是壓迫自然、剝削自然。

資本主義到了二十世紀中期,藉由科技與大企業經營的躍進,伸入人類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改變了人日常生活的樣貌,包括行為舉止、甚至思想。另一方面,藉由科技與大企業經營,成本降低,生產力大幅提高。馬克思所強調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因而減輕。社會一旦豐裕,社會內部的階級衝突也因而緩和。但生產力大幅提高,也意味著自然要提供千百倍的資源,餵養人類無盡的奢求。於是原來的矛盾轉嫁到文明與自然之間:無數物種快速滅絕,森林消失、臭氧層破洞、冰山瓦解、全球溫度一寸寸上昇。

 

   這一次,自然在變臉。

當資本主義繼續大肆擴張、破壞自然、挑釁自然之時,人類社會內部有沒有足夠的反省力量,在大自然反撲,人類物種面臨滅絕之前,來得及猛踩煞車?

這股反省力量,便是自然生態主義。

如果自然生態主義不能在短時間內壯大,遏阻資本主義無限膨脹,那麼,自然的大反撲便進入倒數計時,資本主義終將崩潰,而伴隨著它一起崩潰的,卻是人類物種的滅絕。

這一次,覆亡的是人類,以及人類整部珍貴的文明。

 

五、

    班頓‧麥凱繪製阿帕拉契山徑的藍圖成功了一半:綠的那半成功了,紅的那半失敗。

換句話說,山徑的開闢成功了。半個多世紀過去,現今每年有成千上萬的人走入山徑,五百多人走完全程三千五百多公里,一千多名義工志願守護山徑,並維持它順暢運作。

但山徑沿線的公社並沒有建立起來。

理由不難猜測:山徑沿線的公社牽連生活資源的經營、私有財產權與階級制度,以及既有體制塑造出來的人性。這是人類社會最難由外部去撼動的領域。班頓‧麥凱藍圖中的山徑公社,猶如一百多年來曇花一現的其他公社,是資本主義社會體制外的新生事物,在現有體制內不易建立。至於山徑的闢建、串連與守護,則是體制內的東西。

城市中產階級的興起、休閒健身、遁入自然、暫時抒解工商社會生活壓力的需求,這些都是山徑成功運作的基礎。開闢山徑,加以串連與守護,正好因應這些需求,調和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矛盾,加上美國二十世紀市民社會日趨成熟,阿帕拉契山徑便有了今日的面貌,而且往北往南繼續延伸至加拿大與佛羅里達。

不過猜測的理由究竟只是猜測,真實而具體的原因,值得深入研究。

 

   當銘謙進一步談到山徑穿越私有地時,她碰觸到的正是美國這個極致的資本主義社會最牢固的私有財產權觀念。在美國,穿越私有地是違法的,由於地主一般都合法擁有槍枝,穿越者所冒的險不只是移送法辦,有時更會惹來殺身之禍。

銘謙2006年在紐約近郊,站名叫「阿帕拉契山徑」(Appalachian Trail)的車站下車,走入山徑時,她這樣寫道:

接下來就是一條農用產業道路。按照指標,我得攀越一座農場的圍籬…。…爬上圍籬時,(我)一眼瞥見圍籬的鐵絲網上掛著字牌,上面寫著『警告!通電圍籬,危險勿觸』。我縮了一下手,掃視遠方農場的耕耘機,忖度自己此去是否有生命危險。我走入農場,依循路徑與指標,在平坦的農場中繞過大直角的路線…(我)再度翻越圍籬木梯,進入下一個農場地界…。(我再度必須繞個直角的大彎)沿著圍籬往北走到底,再循著農場邊界往西走到底。八月初的太陽很大,我眼見遠方(左拐)的指標,卻不能切斜角走直線穿越農場…。偶而不懷好意的主人會把農機駛到附近,丟過來一種監視我不得『越雷池一步』的眼光。我只能噤聲不語,躡手躡腳快步通過。(見本書p.262)

   銘謙這段敘述,喚起我的記憶。1960年代中期,我初抵美國,便驚覺私有財產權如何突兀的分割這片美麗的新大陸,壯闊的原野、清澈的翠湖經常可望不可即。遠眺山巒起伏的草原牽引著你,吸引著你移步走近,不久你嚮往變成了沮喪, 因為橫梗在你胸前的,是無限兩側伸展又不得穿越的鐵絲網。只有國家或州郡的公園,你可以自由自在的走路,其它地方除了既有道路,處處都是私人土地,都是鐵絲網與書寫「不得穿越」的告示牌。

有時你在地圖上看到北方荒野裡的一座湖,你午后到達那裡,沿著湖岸繞行,想找個缺口切入水邊。你一夜未眠,順著湖邊奮力前行,碰到的不是鐵絲網,就是住家的圍籬,到凌晨你才找到缺口,是一個小不丁點的公園,還不到一分地,幸好靠岸有兩張木桌椅,終於你躺了下來,靜靜聽著水聲,看著星光燦爛的夜空。閤上眼,你想起印地安酋長對白人的控訴:「你不斷佔領土地,但你能擁有天空嗎?」你在無奈與疲憊中終於入夢,但一道強光直直照在你的臉上,你以為是第一道晨曦,卻被一陣喝叱聲驚醒:「這裡不是營地,不准在這公園過夜!」旁邊停著一部警車嗚嗚的叫。

「哪裡是營地?」你睡眼惺忪的問。

「這座湖沒有公共的營地!」警車嗚嗚的叫。

 

   在美國,除了國家或州郡的公園,不只是湖濱,海邊山野處處都是不得穿越的私有土地。除非你人在公園,你能腳行的地方,只有與汽車並行的公路。

 

六、

   銘謙在書中指出:

喜好散步的英國人主張歷史上固有的穿越權,要求地主不得在步道旁設置圍籬或毀損步道。在地主「私有財產權」(private porperty right)與人民「漫步權」(right to roam)兩者之間,英國政府承認人民可以無害的通過農村鄉野的步道…,同時也保障地主生活不受干擾…,這是源自英格蘭古老律法…。(見本書 p.247 )

 

   台灣在1990年之前,比較像英國,政府雖沒有立法處理兩種權利的平衡點,但約定成俗,台灣鄉村與山野的居民素性淳樸大方,陌生人經過他們的私有地,「人來就是客」,總是把陌生人當客人一樣善待,招呼陌生人喝茶休息。就像社大張森田回答銘謙時所說的,許多人的足跡,沿山路或鄉間小徑穿越私有土地,積年累月,終於變成了既有道路。這樣的事從未引起爭議。

因此台灣在1990年代之前,執政者雖無心設置城鎮或國家公園,但人民猶有廣大的土地可以到處遊走。自1960年代中期,工業國家為降低其國內工資的成本,把勞力密集的產業外移。台灣與其他亞洲三小龍,因應這股跨國代工的風潮,大力發展加工業,另一方面也拜越戰之賜,發了戰爭財。歷經1970年代的經濟起飛,到1980左右,新興的中產階級已經成形,自用汽車大量增加。有人開始攜家帶眷開車進入山林海濱遊嬉,把鄉村山野當作消費對象。1980年夏天,我在花蓮天祥山上寫了一篇長文,標題為〈糟蹋〉,對人們糟蹋自然有強烈的感慨與批評。休閒人口搭自用車湧入山野,隨手採摘水果作物,烤肉、丟垃圾、輾草坪,引發鄉民憤慨。鄉民原來的淳厚好客,慢慢轉化為對立。同時城市人口下鄉休閒,其中比較有錢的,便到鄉村置產買別墅。經房地產業炒作,鄉民的私有財產觀念因而強化,到處開始設圍牆搭圍籬,劃地自擁。影響所及,許多公有地也不斷被私人(尤其地方角頭)侵佔。基於政治考量,執政者怕招來民怨,不主動取締,公權力徒具形式。

到1990年代中期,政府開放農地經營休閒農業,圈地圍籬的現象尤變本加厲,無數既有的山路小徑被地主用圍籬阻斷,而公有地被私人侵佔的情況,亦日益嚴重,同時國家土地也開始大量拋售給私人與財團。

1987年解嚴前後,台灣一度萌芽而隱約浮現的社會力,並沒有持續成長,繼而發展出現代民主國家最重要的公眾力量,帶領國家導向公與義的正軌。相反的,政治權力的鬥爭,加上統獨的對立,消耗了台灣社會很大部分的能量。沒有公眾力量監督,土地私權化的現象便無從遏止。

2000年政黨輪替,新執政者往右靠攏,持續大力推動國營事業民營化,其實所謂「民營化」,便是「私營化」;國營事業私營化的理由,是要提高營運的績效,國土拋售則為增加政府財源,大量投入所謂公共建設。

 

   國家的財產(含土地)屬全體人民所共有。當專制政權解體,政治民主化之後,國家的權力與資源不再掌握在少數人或某一特定政黨的手中,國家的財產名符其實,便是人民共有的財產。一旦私營化,人民公眾便無緣享用,尤其土地歸諸某些私人,則人民公眾永遠不得再接近。過去在獨裁統治時期,官方與人民是對立的,國營便是官營,人民無權置喙,「民營」(其實是私營),反而是好的,至少辦事比較開通,人民不會老是受官僚們的氣。但國家民主化之後,國營反意味著民營,在全體人民的共同監督之下營運。將國營事業轉讓給私人財團,其實是私營化,不是民營化,而是「反民營化」。

國土一旦讓售給私人,則世世代代人民公眾將無法接近、無法利用,這是極為嚴重的事。台灣過去幾十年間,極少規劃大片公園作為公眾用途,鄉鎮更為短缺。人們接近自然,經常穿越私人土地,引以為習,如同英國,變成民間的傳統。可是近年私人土地大幅圈地圍籬之時,政府並沒有針對地主片面封閉既有道路,依法加以取締,更沒有像英國那樣,進一步立法保護人民穿越權。加上大量國土又讓售給私人財團,日後公眾能在自己的國土上自由活動的範圍,將嚴重緊縮。

 

   相對於台灣,美國雖一面倒保護私有財產,但它一直保留大片公園。銘謙書上也指出:阿帕拉契山徑周邊許多土地,反由國家撥款從私人手中買回,還給公眾使用。人們雖不能進入私有土地,仍有相當的空間可以活動,可以接近自然。但台灣的情況則因:

1. 原有公園甚少,幅地亦窄。

2. 近年私人土地大幅度架設圍籬,公眾不得穿越。許多傳統的既有山徑因此被阻絕,劃歸私人產權。

3. 國家原有公用土地大量讓售給私人。許多公有地亦在公權力不彰,以及地方勢力藉政商關係巧取豪奪的情況下,不斷被私人吞蝕。.

人們接近自然的空間將急速緊縮,較之美國更為嚴重。這也是2005年千里步道運動興起的背景原因。

 

七、

   如何維護步道沿線的自然與人文景觀,使不致遭到開發者無盡的破壞?這也是愛好自然、一心想接近自然的人最關心的焦點。假若這些景觀因一波波的開發,而逐一被破壞,那麼走上步道,只剩運動健身的價值,像在健身房練腳踏車或跑步機一樣,缺乏自然的洗滌。

   銘謙談美國對步道景觀的維護,她寫道:

英國的步道系統並非單獨存在,而是置於整體鄉野景觀維護的概念底下…。在英國,所謂『步道(footpath)』指的是腳行者的足跡,並不特指既定路線。在英國鄉村法案(countryside law)的文字裡,『步道』指公眾在鄉村通行的權利。英國政府劃設41個『美麗風光保護區』(Area of Outstanding Natural Beauty,簡稱AONB),以及規劃無動力車輛通行的鄉村綠廊(GreenWay),以維護鄉村美麗的景觀。(見本書p.247)

這段話宣示了一種關鍵性的抉擇。今日人類正站在一個岔路口,往右是延續百年來以開發為主,把人類的生活環境工具化、萬物為我所役的擴張主義(expansionism);往左則是放慢腳步,回歸人的存在價值,重新思量人如何融入自身生活的環境,追尋真善美的保留主義(conservationism)。

 

   美麗風光保留區的規劃,在步道的議題上,選擇了往左的道路。這在美國與台灣這樣的國家都是不可思議的事。

2006年4月,一些朋友合力啟動了「千里步道」計畫,企圖從這計畫衍發一場大地倫理的運動。英國AONB的概念,在這運動發起不久,便由東華大學蔡建福教授引介給千里步道籌畫中心,希望當作千里步道的一個目標去推動。

以台灣的現狀,AONB很難被社會接受,因為以開發及私有財產為中心的擴張主義,一直是台灣社會的主流。考量現實的困難,銘謙在千里步道籌畫中心執行長周聖心的邀請下,去年花了半年到雲嘉南,想利用台糖已廢棄不用的舊鐵道,規劃為千里步道西南段,順此保留沿線廣袤的糖廠腹地,作為台灣AONB的一個帶狀地區。

千里步道計畫,在具體層面上,是想闢建一條環島的步道,穿越山邊海岸甚至通過平原城鎮,專供腳行者(含腳踏車騎士)使用,並保留沿線的自然與人文景觀。工作內容繁重複雜,從探勘路線、經營地方與社區、收集各方意見,發展公共論述,並組織步道義工,到最後說服政府與民代支持,與公部門合作闢建步道。每一樣工作都需龐大的人力與熱情。

 

   兩年半過去,千里步道計畫在許多朋友不計報酬的熱情與努力中,慢慢凝聚了一些力量,路線探勘已逐漸成形,地方經營也取得一定成績。由於眾人的投入,原來的構想與前行的腳步不斷在修正,例如原來一條的環島步道,現在變成了「千里步道路網」,大體的形狀是:在西部平原沿山與靠海各一條南北向的步道,其間則由許多東西向的河濱道路連結。台灣河流大體東西走向,所以闢建河濱步道難度不高。東部平原亦如此規劃。

這樣的特點是:千里步道路網含有許多長方形的迴路,可供一至兩天行程使用,提高千里步道的使用率。

兩年半來的地方經營,千里步道籌畫中心及各籌畫站,深度結合很多地方文史、自然觀察、生態保育、古蹟保護、健康休閒、青年旅舍等團體,一起擴展運動的幅員。有朝一日,千里步道路網闢建完成,就像一張大網攤開在台灣大地,網上串連無數文史古蹟與自然生態等景點,這些景點就像鑲嵌在漁網上的珍珠一樣,將變成台灣人珍貴的共同記憶,並以此做為台灣的觀光賣點。

千里步道路網也許慢慢會越織越密,進入村莊、進入城鎮,將現有汽機車處處獨佔的路權,分一部份出來,轉移給腳行者與自行車,從而改變我們生活的面貌。

 

   這又是個大夢,但這個路網的大夢是大家在千里步道運動中,共同築起的夢,起點是宜蘭社區大學藍浩偉規劃宜蘭路網,經由台南社大吳成茂帶年輕人走東西河岸,…,概念一點一滴,由眾人參與,慢慢發展成形的。

 

八、

   拿到銘謙的書稿,答應為她的書寫序時,我正在為步道的義工組織煩惱。千里步道的工作繁重,但人力有限,義工組織應進一步紮根而且擴大規模。銘謙的書適時提供了有趣的參考。她用了很大篇幅談到了阿帕拉契山徑,千百個義工從各方來參加修步道、建木屋、架橋、導覽的工作。

阿帕拉契山徑如果不是有這樣龐大而運作自如的民間力量在守護,不可能有今日這等規模的面貌,也不可能吸引世界各地的人迢迢千里跑去山徑腳行。

當然,銘謙談的不是硬梆梆的組織問題,她談的是生動有趣又感人的個人體驗。她筆下的人物,從華倫‧杜耶、副領隊克莉絲汀、大鬍子泰德、老人A、B、D,到比爾、小約翰,每一個人的樣貌與工作態度都讓人印象深刻。

但這些人物只是阿帕拉契山徑龐大義工體系的一個分支,卻能主動找到自己的區位而踏踏實實的運作。它背後的動力是什麼?在台灣有無可能發展出像這樣的義工體系?千里步道即使到闢建完成之後,若沒有像這樣一群熱愛步道的義工持續在認養、維護,並對外營運,不久便會頹敗或變質。

當然核心人員的主觀條件不能輕忽,但客觀條件呢?

 

   台灣也有某些民間團體擁有同等規模的義工體系,成就令人矚目,例如慈濟功德會、荒野保護協會與社區大學所展現的充沛民間力量,使我對千里步道運動抱持樂觀。可是翻開銘謙的書,拉近距離觀察她筆下的人物、閱讀阿帕拉契山徑的出版資料、思索阿帕拉契的義工組織,我還是看到了重要的文化差異。

 

   去中心化與長期實事求是的訓練,鎔鑄在一起的質素,不時表現在阿帕拉契義工的身上。這種質素來自於西方相對成熟的公民社會。我這裡所說的「去中心化」,指的是人有較強的主體性與懷疑精神。「實事求是」則指:講道理、重視並活用知識與經驗,於現實生活之中。

相對的,在台灣幾個大規模民間團體的義工組織中,這種質素並未充分彰顯。集體主義與唯心主義,在不同團體之間,或多或少都呈現不同的份量。

千里步道運動能否成功,要看眾人自主創造的力量,能否匯集。雖然它的遠景已經成形,但亟待開拓的工作內容,千變萬化,相當比例的義工必須具備開疆拓土的能力;而所開拓的工作,也要朝向那遠景,逐步逼近,很多判斷必須扣緊實際。這些在在都需要人較高的自主性及切入核心問題的能力。

因此,上述去中心化與實事求是的精神,便成為必要的質素。可是潛藏在台灣社會底層的集體意識,使人不善於主動去開拓新的工作;而慣有的唯心主義,又使人一旦從經濟領域抽離,便容易脫離實際,避開困難而空談理想。這種文化慣性既不利於公民社會的形成,也會使千里步道的組織,因不易分眾化而難以擴大,終至整體工作遲滯不前。

 

   限於篇幅,我以這個文化差異衍生的問題,結束這篇序文。某些文化質素,例如上述去中心化與實事求是的精神,對NGO組織的推展與現代公民社會的形成,有不能忽視的影響。無疑的,文化質素與公民社會,是交互作用,而且來回辯證的。

但以台灣與西方的差異來說,到底什麼樣的文化差異,會是關鍵性的差異?哪些文化質素,是形成公民社會關鍵性的因素?兩者交互作用的機制究竟是什麼?

這是一系列值得深究的問題。

 

九、

   當我寫到這段結語,我才有機會讀到銘謙早已寫好,並放在我書桌上的最後一節書稿。我很高興與這位年輕作者,有這樣來回往返的書面對話;更高興看到在整本書稿中,她無拘無束的思緒扣緊勇敢堅毅的生命實踐如翻山越嶺一幅幅不斷變化的風景在你眼底開展。

細讀銘謙的書稿,只因其中兩三幅風景吸引我駐足,便讓我夢囈似的喃喃自語,寫下一萬三千多個字。書稿中還有許多幅風景,風景中留有惹人深思的問題,我無暇停下來思索與回應。

銘謙的書,就是這樣一本令人玩味又讓你手忙腳亂的書。 [全文下載 (pdf)]

 

 

寫在2008年三月 總統大選之後

嗨!不要難過,親愛的朋友:昨夜我接到 Z 的簡訊:寫著「禁不住落淚,台灣的運命何處去?」
讓我記錄一點自己此刻的想法,作為回應。

嗨!不要難過,親愛的朋友:

昨夜我接到 Z 的簡訊:寫著

「禁不住落淚,台灣的運命何處去?」

讓我記錄一點自己此刻的想法,作為回應。

 

世上有兩種東西,一種是Macro-X (大局的事物), 另一種是 Micro-X (細部的事物)。像政權轉移與隨之而來的權力資源的再分配,屬於前者,而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與工作,則屬後者。

Macro-X 發生的時候,Micro-X 經常還在遠處,而且無聲無息。

等這幾天熱潮過後,我們自然回復正常。我們的生活與工作,不會有什麼影響。希望朋友們不要難過,還是要高高興興的過日子。

當然,隨著時日推移,Macro-X的影響會逐漸浮現,變成Micro-X,一點一滴的滲入我們的工作與生活。而一般人不是健忘,就是沒有足夠的分析力,去追溯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確實,當Micro-X浮現的時候,這層因果關係,已經被其他現象覆蓋,也變得不易辨認。

這也是唯心主義盛行,人類很難窺見事物結構,而把種種難解的現象歸之於上蒼,歸之於先天,歸之於文化的緣因。

舉個身邊的例子說明因果回溯的困難,人對敗壞的食物,十分敏感,很容易從經驗中學到教訓,因為吃了立即顯現效應。但對癌症之類的的病變,由於病因與發病,兩者時間差距太久,人很難回溯當初促成病變的真實原因。

政治也是這樣。若說國民黨半個世紀的專制統治,是Macro-X。它點點滴滴滲入我們的思維,影響我們每一個人看待問題的方式,甚至左右今日大家的言行,包括我們的選舉行為。它無限細密的幻化成許許多多Micro-X,變成今日台灣的文化 (想想有多少救國團文化殘留在這一整代人的身上!)。

當我們說,要遺忘過去的時候,我們就無法瞭解今日的自己。

當然,我不是決定論者,正好相反,我相信人的主體性。人的主體性可以相當程度的擺脫Macro-X的影響,重新建立起新的文化。我寫《童年與解放》,寫《學校在窗外》,所寫的無非是圍繞著人的主體性。人的主體性,需建立在人的自覺,與面對問題的誠意、理性與批判的能力。

這是當前台灣社會,所最欠缺的東西。

半個世紀前的Macro-X, 幻化成今日我們文化裡的Micro-X。

這些Micro-X,又凝聚成今日的Macro-X,在塑造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半個世紀之後的Micro-X。

這大概就是Z所感嘆的「台灣的運命」吧。

我既不是決定論者,也無能預言將來。有時我悲觀,有時我樂觀。我處於矛盾之中,尤其此刻。但也因為矛盾,所以不全然是絕望。我總還心存希望,就像我們中的每一個人。

我相信人的主體性,人是活的,不會就此蟄伏於Macro-X籠罩的陰影。

我悲觀的是:

(1) (環境)我擔心在拼經濟的美名之下,台灣會加速開發,環境會加速破壞。從都市到鄉野,到處都會受到很大的衝擊 (想想北縣市年來容積率的開放管制)。消費主義更加抬頭,公共空間更加萎縮。台灣的公共環境會變得更醜。而且這條路走下去,以後更難回頭。

(2) (公共性)人民公共參與的熱情,會被導向往休閒化的方向傾斜。台灣表面上看來會更多元活潑,但距離公民社會卻越行越遠。

(3) (教育)教育會走回頭路,回到教育工具化、單元化的老路;用表象的活潑創意,取代獨立思考能力的培養;讓競爭、謀求較好的個人出路,又變回教育的目的。原來教育現實亟待解決的結構問題,更是無人聞問。

(4) (兩岸問題):雖然台海的緊張會紓緩,但台灣的主體性會被逐日蠶食,開放大量中資進來購買土地,開放大量對岸人民進來工作或居住,對岸在台的發言權將大幅增加。開放學歷認證是早晚的事 (我自己並不特別反對開放,但要有先有配套及相關共識)。如昨夜JB所言,十年之後,留中的學生一批批回台,進入菁英階層,加上兩岸文物交流頻繁,人才相互為用,台灣歸屬中國的意識與文化,將成為絕對主流。

(5) 這裡我無法深談:接下來這些年,從地方到中央,會有多少不當的利益,在無人監督的地帶,大規模的流入如飢似渴的私囊。這些利益是人民的血汗錢,是發展公共利益,建立社會福利的資源。今天砲火密集的媒體,明天可能用同樣的標準檢驗新政府嗎? 唉!

 (6) 我也無法預知,一二十年前,奔走門路找關係的風氣,會不會死灰復燃,這些年,公務機關與學校單位,的確冒出一些肯做事,有擔當的人。但從今天起,台灣會不會又走回「人才反淘汰」的時代?我祈禱不會,但毫無把握。

我樂觀的是:

(1)不管在什麼樣的時代,都會有一批人保持清醒,努力追求較好的社會。這批人通常也是那些 ”有能力洞悉Macro-X 與Micro-X 之間那層層因果關係” 的人,儘管他們是少數。不管在什麼樣的社會,人究竟是活的人的主體性,是人與生俱來的,只是後來慢慢被社會馴化,才導致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對於人,我總是抱持這樣的信心。如果社會向下沈淪,自然會有一批人發聲,甚至站出來批評,也會有更多的人因甦醒而響應,於是一股新的、代表公共利益的公眾力量,便會形成,沛然而莫之能禦。

(2)這次大選,看到新生代,不管是藍或綠的支持者,都有很多人在網路,在各個場域討論問題。大家都希望我們生活在一個較好的社會,只因所接收的資訊不同,每個人的經驗不同,而造成對事物的詮釋不同,以致所支持的對象迥異。大選之後,熱情慢慢冷卻,證諸新的事物一件件發生,也許有機會冷靜下來,重新思省與深入討論,由於這次沒有各擁其主的包袱,因而聽得到不同的聲音,對事情全貌慢慢有了更深入的瞭解。

(3)民進黨又變回在野黨,這次面對的是掌控行政、立法,甚至囊括司法與媒體的執政黨。這回,國民黨對日後施政必須負起完全的責任。這回,民進黨必須在徹底反省之後,重新出發,站在人民整體利益的立場上發聲,日後才會有轉機。這比兩黨共治,兩黨合作直直往右傾斜會好些。台灣需要發展出中間偏左的政黨,左右制衡,政黨政治才具有民主的實質。台灣民主的歷程,在2008年的挫敗,說不定反而是個轉機,也許從此有了空間,發展出一個真正中間偏左,能代表公共利益的新政黨。經營基層民主與發展公共力量,這兩件事是台灣深化民主,今後最重要的課題。

我總還心存希望。

天佑台灣。

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

舉個明顯的例子,藍綠執政都在大量變賣國家或公有土地,售予私人財團,完全不顧公共利益。最近容積率又大幅開放,破壞環境,降低城鄉居住品質,只為討好地主與房地產業者,可是看不到有那個政黨出面反對。這些都是右派立場的特徵。

藍綠所以一律右傾,源自半世紀的思想控制,斷絕左派思潮。沒有左派政黨,中低階級就沒有代言人,公眾利益與自然環境經常被犧牲。

從一九八七年解嚴到今天,台灣的社會有沒有向前走?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慎重評估,不能人云亦云。基本上,人民的自由度提高了,在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方面,都已百無禁忌。過去政府普遍的官僚作風也改善了好多,例如今天警察對人民的態度,客氣多了,不像戒嚴期間,隨時要管束人民,甚至隨時把人民都看成嫌犯或小偷;公家機構對老百姓也親切得多。這是台灣政治的進步。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在民主化的進程中,很多紛擾不斷湧現,台灣經過四十七年戒嚴,累積很多問題,解嚴之後,這些問題勢必會一一浮現。

大家都很擔心,政情時而騷動不安、是非曲直搞不清楚,國家無法穩定而持續的發展。尤其近年來,台灣內部藍綠立場兩極分裂,讓人不安,也讓國力嚴重內耗。

在這樣的情境中,讓我回想十多年前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

 

一、

先談當時的背景。

四十七年的軍事戒嚴,台灣變成一個完全封閉的孤島,長達半個世紀。這帶給台灣社會極其嚴重的停頓與創傷。今天許多後遺症都不斷出現。台灣是一個海洋國家,但是當時海防部隊在很多地方都嚴加戒備,怕人民接近海洋,只有少數的漁村漁民可以出去捕魚,可是也要受到海防部隊嚴密的監視。至於空中的管道,國內外郵件的往來,統治者與特務單位對人民所強加的控制與檢查,更是密不透風。

在戒嚴期間,台灣不止成為文化沙漠;教育、社會、媒體、政治思想各方面都同時出了問題。像今天幾個檯面上的的政黨,雖然在左右光譜的落點不同,但都屬右派政黨。

民進黨在八零年代(指西曆)崛起之初,還帶有一點中間偏左的色彩,但到了九零開始,因急於執政,便開始右靠,爭取中間選民的支持,而非深化民主的訴求,以博取人民的認同;及至2000年上台,更是明顯偏右。國民黨原來是極右,後來迫於情勢,做了小幅調整,變成今日典型的右派政黨。新黨還保留極右的特質。台聯自國民黨分出來,雖高舉本土旗幟,立場依然是右派,最近號稱要轉型,改走社會民主的路線,可是本身的體質絲毫沒變,還是原來的所謂本土右派。

舉個明顯的例子,藍綠執政都在大量變賣國家或公有土地,售予私人財團,完全不顧公共利益。最近容積率又大幅開放,破壞環境,降低城鄉居住品質,只為討好地主與房地產業者,可是看不到有那個政黨出面反對。這些都是右派立場的特徵。

藍綠所以一律右傾,源自半世紀的思想控制,斷絕左派思潮。沒有左派政黨,中低階級就沒有代言人,公眾利益與自然環境經常被犧牲。政黨政治沒有左右之間的競爭,自然會扭曲。政治立場沒有實質的差異,一到競選時,端不出不同的牛肉,以相互區隔,只好流於口水之爭。為了中間選票,連統獨的問題也不敢直接面對,政黨不敢公開向人民說明白自己的政治主張,並分析利弊,尋求人民支持,只能打高空互戴帽子,或把公共的事,轉化成個人的是非來相互攻伐。因此政黨政治變得光怪陸離,解嚴快二十年,政黨也輪替了,但台灣社會還不斷在空轉。大家都覺得無力又無奈。

戒嚴後期,亦即在一九八七年前後,台灣社會各方面被壓抑的問題,像原住民、勞工、農民、環保、教育、文化、經濟、農業各方面的社會問題一一浮現。那段時期很多示威,很多社會運動陸續走上街頭,文化上也不斷抽出新芽,像實驗劇場、地方戲、各面向的紀錄片,一時百花齊放。社會經過這麼長時間的壓制與停頓,一旦壓力減輕,一些內部矛盾自然會冒出頭來。需要把這些矛盾之後隱藏的需求整理出來,想辦法解決。這便是社會運動的價值。

這些社會運動、文化運動所蘊藏的的熱情與力量,原本是社會非常珍貴的生命力,可惜很快就被蹧塌掉了。

台灣這一百年來,有過三個希望的年代,不幸都曇花一現。第一個希望的年代是在日據時代結束,從日本戰敗,到國民黨還沒完全掌控之前的這段期間。當時的台灣社會充滿希望,人民積極尋求合理公義的新秩序。那時候人民普遍明辨是非,無私而守法。上海大公報曾用頭版標題寫著:「台灣本是清淨土」,來形容那個時候的台灣社會。

另一方面,當時的台灣已經跨出現代化的腳步,擁有現代化的基礎建設,而且第一代到第二代的現代化人才也已經養成。

現在很多人聽到日據時代後期,台灣的現代化,便指責是媚日忘本,這是不對的。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不斷反抗,但到了悲慘的礁吧哖及霧社事件之後,只好從武鬦變文鬦。這就像清兵入關,明末遺民經清兵血洗揚州之後,漢人也只好臣服,還順從的學著滿洲人留了辮子。那時滿清就是外族,但滿清時代的建設,後來也被歸成近代中國的建設。台灣在日據時代的建設,當然也算是台灣的建設。

日本統治台灣,對台灣的正面影響是引入西方自由法治的現代思潮。戰前日本內部也有兩股勢力相互對抗,一股是大財團與封建專制勢力結合的軍國主義,另一股則是明治維新之後大量引入的西方自由與法治,甚至重視人道的現代思潮。

台灣在日據後期的現代化人才,基本上是受後者影響,而反抗軍國主義的。

這些人才大多數是小地主階級的子女,日本統治台灣的時間還不夠久,還不能使它的根深入到能把這些人才收編為日本人的統治工具,來欺壓台灣的勞動大眾。反過來這些人才,或明或暗都有反日思想,並崇尚自由平等與法治。他們確實在日本人施行的現代化教育中,受到啟蒙。就是在這套教育中,他們接觸到西方的現代思想與訓練,使他們有了判斷力去建立現代社會的世界觀,分清楚公義與私利,追求法治、自由平等與人道。

戰後日本人撤離台灣,就當時台灣的軟體與硬體的條件來說,那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年代,不幸在二二八事件中,幾萬菁英無辜被捕殺而犧牲,使台灣陷入歷史與文化的斷層。

第二個希望的年代,是一九八七年解嚴前後,那時台灣長年被壓制的社會力開始萌芽,人民關心也想參與新社會的建設,可惜當時的執政者沒有看到這股力量。解嚴之後略過社會重建的階段,沒有讓人民啟動並參與社會重建,便直接進入選舉政治,是今天政治亂象的根源。

一九八七年的李登輝先生雖有心民主化,但他的侷限是,沒有跳脫菁英主義式的意識型態,未能下放權力讓人民參與社會重建,為公民社會奠定基礎,從而消弭保守勢力。相反的,他迷信於運用手上的權力,關起門來進行宮闈鬥爭,要打垮保守勢力。同時當時在野的民進黨,也沒有進入基層,深化民主。歷經十幾年的所謂「寧靜革命」和民主化,都把民眾當觀眾,蹉跎了社會重建的關鍵期。人民只能在臺底下看戲,社會參與感轉趨冷淡。唯在選舉期間,才被動員起來,把無奈的情緒,轉而投射在政治人物的身上。

第三個希望的年代則是2000年的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了,但它崛起的過程中,從未深入基層,執政的國會又只佔少數,無法主導改革的方向,面對強大的保守勢力,本身論述能力薄弱,加上不知未雨綢繆,努力經營公共論述的平台;而領導中心又缺乏遼闊的視野,以指引方向,一味相信政治謀略,用人只有術庫沒有智庫,黨的內部各派系亦短視近利,終至錯過時機,辜負人民的期待。

社大十年重談社區大學的定位

社大的定位在於「引發知識解放」與「催生公民社會」,都是台灣社會從來沒開展過的東西。甚至社區大學本身,便是公民社會的一個樣態,這個樣態既跳脫集體主義,也不自囿於唯心主義,所以它對於台灣社會,也是陌生的。台灣社會到處都可以看到集體主義的影子,也到處都可以聞到唯心主義的氣味。超越集體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成人學校,對台灣社會,自然也是「新生事物」。

因為這個緣故,我說社區大學是新生事物。

社大的定位在於「引發知識解放」與「催生公民社會」,都是台灣社會從來沒開展過的東西。甚至社區大學本身,便是公民社會的一個樣態,這個樣態既跳脫集體主義,也不自囿於唯心主義,所以它對於台灣社會,也是陌生的。台灣社會到處都可以看到集體主義的影子,也到處都可以聞到唯心主義的氣味。超越集體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成人學校,對台灣社會,自然也是「新生事物」。

因為這個緣故,我說社區大學是新生事物。

 

社大十年。

從1998年第一所社區大學在文山成立以來,社大運動走了十年,一路真是跌跌撞撞。

在資源與空間極其有限、社會支持度相對薄弱、穩定度欠缺,而主流價值對社大的認知與社大本身的自我定位又有巨大落差的情況下,社大能從這夾縫裡抽芽、成長,真是台灣社會的奇蹟。

這奇蹟是靠無數對社會的改造抱著無限熱情的朋友們,在各個角落堅守崗位,為理想注入心力,共同開創出來的。尤其第一線的朋友們更是辛勤工作,殫思竭慮,甚至日夜在剝削自己。我只是早期倡議社大運動的一員,沒有資格出面來感謝這些朋友們的默默付出,但台灣社會應該深深感謝他們多年來辛苦的耕耘。

十年社大。今天應該討論的主題是社大的存活、深化與種種現實的問題。可是我從2001年春天就從第一線退下來,對實務已相當陌生。幸好顧忠華教授及其他同仁,在接來幾個場次都會與大家深入討論這些重要而實際的議題。顧教授的引言文〈社大的發展策略〉中提出許多很好的策略,像設立「台灣社區聯合大學系統」、「成人教育進修學院」或「與空大合作」等等,希望大家能認真考慮,形成共識。周聖心談〈學分學位的認證與接軌〉,也很實際可行[1]

另外,我上文特別提到社大的存活,是因有些縣市政府用「最低標」的競標方式,決定縣市內社大的承辦或續辦。這是反淘汰的作法,優質的社大可能因此被劣質的社團或財團法人取代。這是嚴重而且急迫的問題,我們也應該藉由今天「社大十年」的研討會,向社會發聲,要求這些縣市政府改弦更張,用「評鑑」或「最有利標」的方式,來委辦社大。

讓我把社大往後的實務問題,留給以後的場次討論。現在這個場次,我將集中談社大的定位。

1998年文山與青草湖兩所社大相繼成立。同時,台北縣五所社大在當時的縣長蘇貞昌先生支持下,也開始籌備。我在台北縣設置社大的評議委員會上說:

社區大學是台灣社會的新生事物。

蘇縣長當場也認同「新生事物」這個概念。

為什麼說是「新生事物」?新生事物指的是:「從沒有出現過的東西」。任何東西從無到有,當然都是新生事物。一家麵店在某個街角開張,本來這個街角沒這家麵店,現在這家麵店開張了,它便是新生事物。我的意思當然不是這樣。我的意思是:這家店賣的東西是從來沒有人賣過的東西,甚至這家店都與過去的店大相逕庭。

社區大學賣的兩樣東西:「知識解放」與「公民社會」,都是台灣社會從來沒開展過的東西。甚至社區大學本身,便是公民社會的一個樣態,這個樣態既跳脫集體主義,也不自囿於唯心主義,所以它對於台灣社會,也是陌生的。台灣社會到處都可以看到集體主義的影子,也到處都可以聞到唯心主義的氣味。超越集體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成人學校,對台灣社會,自然也是「新生事物」。

因為這個緣故,我說社區大學是新生事物。

社大成立之初,大家有個共識,認為社大的定位在於「引發知識解放」與「催生公民社會」。十年過去,我們要重新檢視這兩個主要目標在社大發展中的位置。

關於「知識解放」,我在1999年寫過的一篇〈經驗知識與套裝知識〉,已大略勾畫出它的意義。並提出以(1)問題中心;(2)經驗穿透;(3)切入根本問題的入手方法,來發展經驗知識。十年過去,知識解放不易開展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條件不夠,例如沒有學位的誘因、修課學員的人數不足,致許多學術課程無法存續。而且修課的學員沒有長期的實踐,便無法累積經驗。

在一些成功開授的學術課程中,許多講師都不斷在嘗試不同的方法,得到很好的成就。但有些核心的工作人員不斷反應掌握社大精神的師資取得不易,而且以目前這種方式開授學術課程,要達到重建個人世界觀的目標,非常困難。雖然,十年來也出現過一些成功的個案。

十年來,社大有許多朋友都為知識解放如何落實而殫思竭慮,提出種種想法,有些甚至進一步在著手發展某些社大的特有課程,例如社大核心課程的設立、成人教育知識論的研究、三類課程的整併、「與世界連結」系列課程的發展。這些現象,讓人看到社大內部充沛的生命力,尤其是不斷反省、不斷修正、不斷創新的活力。

對於這些,我有幾點補充,也許有助於知識解放的實踐:

(1)一般人想到知識解放,便立即想到要把學院的專業知識經驗化,轉譯成淺顯易懂的白話。這當然不容易,要做好它,必須先尋找對本身專業精通又有能力轉譯的人,來教課及編寫教材。如果能找到並集合這些人才來做最好,核心課程也許可以在這樣的基礎之上,結合網路的資源,像 Open University 的教材、MIT 開放課程等等,慢慢規劃出來。

    但這些需要許多條件與時日。事實上,我也看到有一些零星的兼具專業與轉譯能力的講師,正在開授這樣的課程。對我來說,在現有的限制之下,退求其次,並從課程規劃者的立場轉向學習者,重新看待這個問題,事情也還樂觀。

(2)我思考「教育」的問題,通常會不斷回去檢視自己的成長歷程,回去探究周遭親人、朋友們的學習經驗。我相信大部分人最有效而紮實的學習,都不是靠聽教師講課而來,而是先靠「點」的啟發。這裡所說的「點」,是讓你忽然觸電似的概念、衝突、故事、畫、音樂或某種特殊的感悟。例如「基因變異」、「時空的相對性」、「開發主義」、「階級革命」、「邊緣化」….「拿破崙進入莫斯科空城」的故事…。然後藉一本書、一些資料,你開始把一些相關的「點」連繫成「線」,變成有系統的知識,進一步你透過觀察、思考、閱讀、討論、體驗再處類旁通,把「線」拓開成「面」。這樣學來的知識,才會變成你生命的一部份,變成別人拿不走的東西,也才會促發人的知性成熟。

(3)這便是我所說的「知識經驗化」。學習者是個主體,是他自己把知識經驗化,這些知識才會變成他主體經驗的一部份。別人(包括教師)是無法代替他把知識經驗化。如果你同意我所說這種「點—線—面」的學習觀點,那麼社大要作的「知識解放」將變得容易而有效。課堂上所該做而且能做的,便是「點」的啟發,提供共同閱聽與思辨討論的場域,催化人去自己連成線,延伸到面。

(4)這裡我漏掉一個重要的東西:「抽象能力」。人可以靠閱聽從點走向線與面,但最紮實的方法,還是要依靠自己的抽象能力去做系統化的連「線」,進一步去整合經驗、觸類旁通,拓展成「面」。抽象能力是太早失學的成人比較欠缺的能力,因此社大學術課程容許三成的套裝知識課程,催化人的抽象能力,不見得不好。

(5)無論如何,從「點」連成「線」與「面」的能力,難免要看個人的造化,但透過資料與故事,共讀與討論,每一個人還是會學到很多東西。用這樣的學習觀點,重新看待社大知識解放的工作,就不會那麼沈重而遙不可及。每次談到通識教育,談到知性教育或獨立思考,大家就會露出苦瓜臉,會因有學問又通達人世的師資難求,或因精心規劃的好課程不易得,而沮喪。可是從學習者的主體性來說,大師澤被或精心調教,未必是福氣。

(6)自然科學的課程,就自然觀察、生態保育、永續發展這些方面的師資,比較齊備,而且已現存於台灣各地。至於物理、化學、生化方面的專業,人才只集中在少數大學附近,而且他們也不一定擅於轉譯成經驗知識。可以考慮共讀一些科普書籍(輔以網路資源如MIT的開放課程),等社大有了學位之後,再進一步發展。

(7)在人文與社會方面,除了現有一些已經帶得不錯的課程之外,可考慮共讀重要的小說、報導文學與歷史事實的書。諸如讀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妮娜》以及羅曼羅蘭《托爾斯泰評傳》,便有許多「點」的啟發,無數可供連成「線」與「面」的討論資料。

(8)研究成人教育的知識論,當然不錯,只是我擔心沒有那麼多的內容可以探究,除非引入腦神經認知科學,從事尖端研究。最重要是先要有幾個根本問題。為了答覆這些根本問題,去進行研究、建立理論,研究才會有生命力。課程結構化的想法亦然,有些時候,我覺得某些教育理論,不太需要耗費心力去做。社大年輕有創造力的師資,行有餘力應該直接切入台灣社會與文化的研究。讓我引述 1999 年我在〈幾個問題,一個夢〉文章中所寫過的一段話:

「…如果社區大學中年輕又具才華的師資,能把社區大學當作發展另類學術與文化的搖籃,珍視大家交會與激盪的時刻,深入耕耘,深入研究,也許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會有某一個社區大學,變成一流的大學,就像紐約前身為社區學院的 New School 如今已成為社會科學的國際重鎮。最近我讀吳潛誠寫的《航向愛爾蘭》一書,書中談到愛爾蘭文學在喬哀思與葉慈等人的手中,如何從賽爾特(Celtic)古老文化中汲取養分,建立新傳統與新文化。社區大學若人文薈萃,有朝一日或許會從平地建立起台灣的主體文化。勾繪這些願景,就當它是作夢吧,談這些無非是想讓年輕人用另一種心情,認真的來經營社區大學,也經營自己。」

什麼是「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特徵是:公民經由討論、學習及參與,可以影響甚至主導社會的公共政策,可以塑造自己周遭的公共環境,累積起來會展現社會多元活潑的新文化,並形成國家的新面貌。

例如:社區或一村一里的公共建設,像道路的闢建與拓寬,或地方的設廠、土地開發、河川加蓋等,有無機會開放居民參與討論、共同規劃,才作成決策?再例如居民覺察河川污染、林木砍伐、公用土地被侵占,或周遭的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社會有無機制迅速回應,並加以處理?又例如公共資源的分配、知識與技能的學習,有多少管道開放居民集思廣益?

近幾年政府大量在變賣國家土地,轉手讓渡給私人或財團,人民全無置喙餘地,這便反映了台灣雖然已經擁有高度的言論自由,廁身民主國家之列,但這樣的民主,距離公民社會的理想還非常遙遠。舉個例子,以台北首善之地,捷運逐一完成,市容也逐漸改善,公共空間是形成市民新文化最重要的場所,像新店捷運站是新店-淡水線的終點,又在碧潭河畔,為風景勝地。原本捷運站區有一大片廣場,若提供市民發展文化活動,即興表演音樂、舞蹈,或弄跳蚤市場、有機農產品市集,將蔚為一大景觀,可惜捷運局在未告知市民之前,便把廣場變賣給建商蓋大樓。此事只有少數居民起而抗議,但木已成舟,徒呼奈何;多數市民也默默承受,不聞不問。

再舉些例子,都市街道的規劃純為便利汽車,行人與單車在都市裡幾乎無路可走,多數市民出門走路,都備受汽機車的排擠與威脅,可是幾十年來大家都默默承受,發不出聲音。

最近容積率的限制被大幅放寬,一時雖有利於地主及房地產業者,但長遠看來勢必嚴重衝擊城鄉居住品質,而且江河日下,以後很難回轉,大家手中雖然握有選票,但也只能默默承受或冷漠以對。

人民對自己工作與家庭以外的事,在制度上沒有發言權,任由生活周遭的公共環境惡化,而只能默默承受或毫無所覺,這便說明台灣社會的民主,距離公民社會還有很遠的路要走。

幾個罕見的事例,值得提出來鼓舞大家。台北縣平溪鄉曾為國內主要煤礦礦區之一,鄉內柑仔店(雜貨店)林立,除了買賣的經濟功能外,也附帶有居民資訊交流、聯絡情感的重要社會功能。2003年台電公司曾有意將位於平溪鄉內的分處所出租給便利商店經營,但平溪鄉居民經由公眾討論,發現平溪鄉未來的發展尚不符合「便利商店帶來繁榮」的模式。其後便在平溪鄉的社區營造者與當地鄉代的奔走努力下,與台電公司達成共識,而延緩便利商店進入平溪至今。今日,平溪鄉不但是台灣唯一一個沒有便利商店與加油站的鄉鎮,平溪鄉內的柑仔店更保留其原來的面目存活下來,日夜與鄉民有真實親切的互動,成為鄉民生活的一部份。這是公民社會的特徵被成功落實的一個案例。

另一個案例是2007年中埔山開發案。中埔山是台北市南邊的重要山系支脈,台北市的山系中,古來素有「北劍潭、南中埔」之稱。中埔山雖不高,卻是林相豐富原始、連結整個南港山系,甚至可連通到往昔淡蘭古道的中心點山脈。2007年台北市政府有意通過建商的開發案,在中埔山上闢建十數棟樓房及柏油道路,後在中埔山附近居民的強力關切、資料蒐集、研讀,與政策討論、奔走下,最後不但提出以中埔山為中心,結合台北市南部山系與捷運路線的「城南綠廊」旅遊概念,並成功與政府及建商達成「容積移轉」共識,保留了中埔山,達到了「民眾生活環境、政府、建商」三贏結果。這又是一個展現公民社會特色精神的一個案例。顯然,一般大家認為不可能的事情在某些主觀(若在居民積極關心地方事務←平溪鄉受訪的李溫泉先生所言)的條件下,還是可以突破。


[1] 寫稿之時,我只看到這兩篇引言文。

 

(本文完成於2008年1月17日,為社大十年成果研討會而寫。)

 

在藍綠的夾縫中談人民的主體性

政治立場不是藍綠立場。….民間社運團體,在藍綠的夾縫中,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態度,去對待雙方的政治勢力?顯然,我們要實現理想,必然不能自外於國家權力與資源的分配,換句話說,我們不能自外於政治。

政治立場不是藍綠立場。….民間社運團體,在藍綠的夾縫中,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態度,去對待雙方的政治勢力?顯然,我們要實現理想,必然不能自外於國家權力與資源的分配,換句話說,我們不能自外於政治。

 

Dear All,

幾天前麗花來電,同我提起千里步道內部,藍綠不同立場如何彼此包容的問題。

她的擔心也正是我的近日的憂慮。

我希望大家有共同的體認,藍綠立場儘管不一,但絕不要影響大家的情誼。

我們追求的理想,本來是要超越藍綠的,不要反而被藍綠侵蝕。

 

我當然不會天真的以為政治無關緊要。相反的,我覺得任何思想都要有政治哲學。

因為政治便是國家權力與資源的分配。我從年輕時代,就一直密切注意政治,在《學校在窗外》及《童年與解放衍本》兩書中,我都沒有避諱談論自己的政治哲學。

但從事社會運動,我認為我們不應立即被捲入藍綠的對抗中。今天大家會親藍或親綠,並不因為我們真正的政治立場不同,而是因為我們的生長背景不同,所累積的資訊與經驗不一樣。要釐清藍綠問題,必須大家願意好好坐下來閱讀過去,瞭解歷史,穿透彼此不同的經驗,當然相互的牟合也要經過一段時日。

政治立場不是藍綠立場。

我認為我們的政治立場是一樣的,因為我們都贊同公民社會的理想。我們關心環境保護,關心社會民主,希望每個人都可以免於恐懼與飢餓,免於遭受歧視與暴力,希望每個人都可以過得快樂一些,希望每個人的潛能都可以充分發揮,希望台灣會越來越好,希望這塊土地,這個地球能夠永續經營。

我們不是心底都這樣企盼著?我們期待台灣社會整體的權力與資源,能依循這樣的目標進行分配,這不就是我們共同的政治立場嗎?。 

有這樣共同的政治立場,若要談統獨,要談藍綠,所剩的不過是理性思辨的問題,而非有什麼深不見底的,無法跨越的界線。只由於現階段每個人對時勢的評斷,對歷史的瞭解不同,才會產生歧異。

如果必要,有朝一日我們能坐下來,一起慢慢討論,一起閱讀資料,一起查訪事實,一段時日之後,我相信大家的看法便會漸趨一致。即使不一致,我們也應該相互包容。

我們有了上述共同的的政治立場,這點便已十分難得,值得我們珍惜。

 

我這樣說,是很重要的。但還有一個相關的問題,對於我們往後的攜手合作,也同等重要。

作為像千里步道這樣一個要「推展大地倫理」的民間社運團體,在藍綠的夾縫中,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態度,去對待雙方的政治勢力?顯然,我們要實現理想,必然不能自外於國家權力與資源的分配,換句話說,我們不能自外於政治。例如,我們之中,有為數不少的人認為:應該保存阿朗壹古道,應該規劃糖廠舊鐵道作為千里步道的西南段,應該反對蘇花高,應該推動單車生活化,甚至應該抑制汽機車總量,這些無一不涉及政治。何況我們終究要把千里步道的理想付諸實現?

但我們如何對待雙方的政治勢力?這點我倒覺得需要大家一起來深入討論。

對我來說,什麼是人民的主體性?什麼是民間社運團體的主體性?

我們自己先要超越藍綠:哪方認同社運的理想,我們就鼓勵哪方。哪方違背社運的理想,我們就譴責哪方。這樣,人民就可以把政治勢力帶著走,而非反過來被政治勢力吞噬或綁架。

2004年,執政黨主張公民投票的制度。我理所當然的出面領銜連署,就因我認為公投讓人民有權直接選事,不必只靠選人來替自己講話。公投是進步的參與民主,可以用來彌補代議民主的不足。公投制度應該肯定並加以支持。當時有人指責我被執政黨利用,因公投綁大選,有利於綠營。我卻認為那樣的考慮,正好顯示民間失去主體性,在藍綠之間仰人鼻息。凡是對的事情,我們就應該不避諱的支持,錯的,我們就反對。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會畏首畏尾,讓自己淪為政治勢力的工具。當時我寫了一篇〈別讓公投污名化〉,說明了我的這種想法。

2005年,我反過來,與執政黨唱反調,公開呼籲反軍購,主張非戰和平,間接促成非戰家園的和平運動。我認為台海的問題,不在於購買那六千億的軍備。反對軍備競賽,是我幾十年來一貫主張的立場。國民黨時代我就反對軍事擴張,民進黨時代我也一樣反對。台灣的安全,對外要有更靈活更深刻的思考,對內要投入更多資源下放更多權力,使社會生命力蓬勃發展,凝聚社會認同力。為此我也寫了文章闡述相關論點。這一次則有另外一批人,指責我被藍營裡的統派利用。

我無意在此詳細分析公投與反軍購的利弊。重提這兩件事,只為了要闡明什麼是人民的主體性。

最近為了大家在台北市推動單車生活化,我也主張安排一些有聲望有影響力的人士去說服郝市長,在各主幹道上,逐步讓渡出一線汽車車道,規劃為單車與行人的專用道。我曾在千里步道的一封公開信中提到:「如果這件事順利啟動,對郝市長來說,將成為他任內最重要的政績。」截至目前,我個人對郝市長的見識與作為,並沒什麼好評,但如果他能突破格局,做出影響深遠的貢獻,我便會摒棄自己的成見,加以肯定,並予以支持。

這便是我所說的「人民的主體性」。

像森田兄一樣,用電腦寫信,也耗掉我很多力氣。其實這封信是上星期六剛接到麗花的電話,便開始寫的。斷斷續續在鍵盤上敲了好多天才寫好。這段時間又接到森田兄,宜方與麗花的信,看來大家慢慢有了非常正面的共識。真感謝大家的努力,智慧與誠懇。我本來自忖,不要再多嘴。但想想,把那天已經起了頭的信完成也不錯。希望這封信還有助於千里步道內部進一步的凝聚。我相信,經過這次論辨,大家應可以完全釋懷,對藍綠、對政治坦然以對。

彼此的情誼,還是最重要的。我很高興看到,我們這個團體也跟著更成熟了。

當然,大家對我信中所提的觀點,若有異議或補充,仍請來信繼續討論。

安好。

 

(本文寫於 2007 年 12 月 19 日凌晨)

 

淺聊托爾斯泰與人民意志

「人民意志」是永遠的歷史之謎。但代議制度的民主只是間接民主,這種間接民主很容易背離人民大眾的利益。今日台灣的政治亂象正好說明這項事實。

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時,不斷在探討什麼是「人民意志」。對他來說,庫圖佐夫元帥要軍隊放棄莫斯科城,反映的是人民意志。但睿智疲憊的庫圖佐夫,不能代表人民意志。《安娜卡列妮娜》書中關懷農民生活的康斯坦丁‧列文也不能代表人民意志。什麼是人民意志?這一直是困擾著托爾斯泰的問題。

托爾斯泰反對自由黨人的立憲思想,蔑視社會主義,使他看起來像保皇黨人,站到沙皇那一方,連高爾基都說托爾斯泰瘋了。但托氏反對西歐的民主,是因這種制度用一套繁複的議會選舉,造成民主的幻象。他在1905年寫〈世界的末日〉時說,這種制度「使人民在選出議會代表時,便幻想自己參與了政權;而在服從他們選出的代表時,誤以為自己在服從的是自己的意志,因而錯認自己是自由的,這正是一種欺罔!」

我無意要為托爾斯泰反對立憲、反對議會的立場而辯護,但他用來反對的理由卻是一針見血的真理。這個真理穿透百年來人們的迷思,揭露今日代議民主的欺騙與偽善。

「人民意志」是永遠的歷史之謎。但代議制度的民主只是間接民主,這種間接民主很容易背離人民大眾的利益。今日台灣的政治亂象正好說明這項事實。

代議制度的間接民主,必須補以公民投票的直接民主,才能使國家的施政與重大決策接近所謂人民意志,或更進一步符合人民大眾的利益。

但要達到這種民主理想,有些機制必須要創造出來。

台灣從1987年解嚴之後,這些機制並沒有被真正重視。這些機制包含:

社會學習(如社區大學的普設與深化,及其他各種社會進修與讀書會。)

公共思辨(如媒體獨立於政治勢力及商業利益的干預,發展公共論述,進而形成公共力量。)

公共參與(如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規劃與決策,又如國家重大施政付諸公民投票。)

這三者必須同時進行,相互為用。有社會學習及公共思辯,公共參與的決策,如公民投票的結果,才不致偏離人民的公共利益。

但有公共參與的機會,如健全的公民投票管道,社會學習及公共思辯才會內化至人民的生活,人民看待問題才會就事論事。當人民因為自己參與決策、承擔決策的責任,才會提高意願加強學習、打開視野,並進行公共思辨。

有這些機制,不一定立即冒出完整的人民意志,但這些機制會使人民意志與人民福祉的輪廓愈來愈清晰。只有這樣,真正的民主才能進一步彰顯。

公民投票是這些機制中重要的一環。這本「民主到底」的書,是揉合了近二、三十年台灣關心民主政治的意見領袖,注入他們珍貴的心力編寫而成。在今日台灣的民主政治陷入思想困境,一般人民因失望而對政治轉趨冷漠之時,台灣智庫出版了這本書[1],使人耳目一新。我樂意推薦這本書,並期盼它為深化並導正台灣的民主進程,帶來啟示性的影響。

—————-

[1] 台灣智庫於 2007 年  7 月 1 日,出版《民主到底──公投民主在台灣》一書。本書由林佳龍主編,收錄汪平雲、黃玉霖、張國龍、曾建元、徐永明、陳英鈐等多位學者專家的文章。

 

(本文寫於 2007 年)

致「親綠學者聲明」函

過去我們連署一份聲明,只要理念正確,符合民主理想,便可以達成共識,因為發話的對象是獨裁者。只要理念對,便可以支持。但這次,我們面對的是政爭,當然聲明中所堅持的還是民主價值,我們必須用同一標準要求政爭的雙方皆能服從並尊重民主價值。我們不能大意,變成政爭中的棋子。請注意我們自身的局限:我們毫無政治實力,又無法起而行,投身其中去力挽狂瀾。

過去我們連署一份聲明,只要理念正確,符合民主理想,便可以達成共識,因為發話的對象是獨裁者。只要理念對,便可以支持。但這次,我們面對的是政爭,當然聲明中所堅持的還是民主價值,我們必須用同一標準要求政爭的雙方皆能服從並尊重民主價值。我們不能大意,變成政爭中的棋子。請注意我們自身的局限:我們毫無政治實力,又無法起而行,投身其中去力挽狂瀾。

 

敬愛的范雲、丁讚兄、介民、永祥,……諸友:

非常感動發起這項重要的連署聲明,尤其在這關鍵的時刻。

我知道要擬一份大家都能同意的聲明,非常不容易,尤其我們各自都擁有一個精細的頭腦,難免會過分挑剔。我要修正的是我們的立場問題,而非文辭。

(一)我覺得這份聲明(請恕我直言),顯然已直接介入藍綠政治版圖的重劃;更重要的是,對於日後可能引發的進一步混亂,我們卻毫無約束其往正向發展的實力;我們對陳水扁用政治道德的「高標準」要求,他「應該」主動辭職,但對於宋馬,則只做溫和的「建議」,並未要求他們也用「高標準」反省自己;亦即:對於宋馬用來為政治利益而把弊案無限上綱,升級到當前混亂的政局,我們並未在聲明中要求宋馬出面負責,並向人民道歉。

而且我們所做的「建議」也毫無約束的實質力量。屆時,藍軍置之不理,繼續無限上綱,我們的連署將淪為擴大政爭的棋子。

(二)我以為我們的立場應該稍微內斂:

(1)要求民進黨內部迅速達成共識,回歸早期建黨的民主價值,在政治道德層次上,以「高標準」自我要求,從內部要求陳總統主動辭職,或要求彼主動退黨(如丁讚兄在「中時」文章中所言,以重建清廉形象)。

(2)同時要求藍軍應自我節制,把人民利益改置於政治利益之上,在(1)的情況下,與執政黨理性協商,回歸憲政,共謀人民福祉。

過去我們連署一份聲明,只要理念正確,符合民主理想,便可以達成共識,因為發話的對象是獨裁者。只要理念對,便可以支持。

但這次,我們面對的是政爭,當然聲明中所堅持的還是民主價值,我們必須用同一標準要求政爭的雙方皆能服從並尊重民主價值。我們不能大意,變成政爭中的棋子。請注意我們自身的局限:我們毫無政治實力,又無法起而行,投身其中去力挽狂瀾。

匆匆寫完這封信,請諸友參酌。

我目前人在美加旅行,無法多談,仰仗諸友明斷。

如果已經箭在弦上,無法修正,請不必理會我,僅管將我排除在外。我多月來未看報紙,對時事判斷,恐有誤差。

再度表達我衷心敬佩之忱。

 

(本信作者寫於 2006 年 月 27 ,加州旅次。其時,立法院由在野黨發動之總統罷免案剛表決未果。2006年 月 15 ,紀萬生、吳乃德、范雲、張富忠、簡錫堦等 15 位人士發起「親綠學者 715 聲明」(親綠人士倒扁聲明),要求當時的總統陳水扁辭職下台。 2006 年 月,倒扁行動紅衫軍佔領總統府前凱道,台灣再一次陷入藍綠兩極化對立的社會動盪高峰。2006 年 10 月,立法院在野黨第二度發動總統罷免案,表決仍未果。後在社會輿論日益出現反彈、紅衫軍財務帳目不清、嚴重內訌下,倒扁行動草率收場。

 

從千里步道談環保運動

自「千里步道」運動啟動以來,來自環保團體或關心環境生態的朋友之質疑聲音始終不斷。這種疑慮值得重視,尤其可貴的是它源自質疑者對生態環境的熱愛,並以就事論事、直言無忌的態度表達,因此我覺得有義務與大家公開討論。請大家耐心讀完我這封信,仔細想想信中所說有無道理;更歡迎所有關心「千里步道」運動的朋友進一步回應,深化大家討論問題的層次。

自「千里步道」運動啟動以來,來自環保團體或關心環境生態的朋友之質疑聲音始終不斷。這種疑慮值得重視,尤其可貴的是它源自質疑者對生態環境的熱愛,並以就事論事、直言無忌的態度表達,因此我覺得有義務與大家公開討論。請大家耐心讀完我這封信,仔細想想信中所說有無道理;更歡迎所有關心「千里步道」運動的朋友進一步回應,深化大家討論問題的層次。

致所有關心「千里步道」運動朋友的一封公開信

(黃武雄,2006.05)

 

對步道運動的疑慮 信函之一

最近收到很多關於千里步道的信,覺得有些沉重,也相當的擔憂。小小的台灣已因各種污染與破壞,原生物種瀕臨滅絕,千里步道是否正好把全台灣尚殘存的鳳毛麟角的原生物種徹底終結?真令人痛心。我認為應趕快進行的是:萬人護土造林,護生維生,復育各種動植物,並在全台各地由點而面,推廣教育。請各位高抬貴手,饒了台灣最後的寶藏吧!

對步道運動的疑慮 信函之二

幾個民間團體發起,又經一事無成卻急於政績表現的行政院納入政府政策的「千里步道」活動,將於6/11開步走,看來只是一種嘉年華會的型態,看看底下的初步規劃,竟然一條步道「暫估1,000人開步走」,奇怪的是竟然沒有人持異議,只好我來當烏鴉,希望主辦單位再思量此活動之意義與必要性,不要幾個人喝茶聊天、一時興起之議演變成台灣步道浩劫,不要將來歷史上記載此段「罄竹難書」!慎思!慎思!

 

自「千里步道」運動啟動以來,來自環保團體或關心環境生態的朋友之質疑聲音始終不斷。這種疑慮值得重視,尤其可貴的是它源自質疑者對生態環境的熱愛,並以就事論事、直言無忌的態度表達,因此我覺得有義務與大家公開討論。請大家耐心讀完我這封信,仔細想想信中所說有無道理;更歡迎所有關心「千里步道」運動的朋友進一步回應,深化大家討論問題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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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庫沙龍談話

千里步道運動的定位不只是要做一條千里步道,而是要重建環境倫理,回歸內在價值。(黃武雄,2006.05.19)

【一】

從千里步道開始起動、媒體披露、我個人所看到的種種訊息、整個社會的反應,我開始思考運動的定位不只是要做一條千里步道,而是要重建環境倫理,回歸內在價值

最近這十幾年來,環境破壞嚴重,各地的朋友都在救火,這太消耗社會成本。從另外的角度來看,我們弄一個大遊行,共同提出訴求,希望公部門可以改善。民間團體一直處於在守勢,我們應該創造新議題,讓大家集結起來,讓人可以行腳大地,可以感受山與海之間的氣息,千里步道就是一個切入點。而讓它的結合面擴大,這是最早在想這個千里步道的時候,我個人的思考。第二個它是建設性的,不像每一次大家很辛苦的去反對,我想在座朋友有一些是經過戒嚴時期前後種種抗爭度過來的,包括我自己,我都覺得我一生的生命花在這種抗爭這件事情太不值得了,你不斷的抗爭,卻沒有機會去做建設性的工作。就像早期我在台大的時候,我常跟大家講,一流的人才要去做抗爭性的工作,這種自我消耗的工作,而不是創造性的工作。在我們那個時代沒有那樣的條件,包括像今天在座的王拓,他也是被關了好多年,我們不斷地在消耗自己。我們在二十一世紀能不能去開創一個新的局面,讓我們去create一個新的東西出來,我們希望台灣幾年之後也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再來就是有遠景。在這三個條件之下,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結合點。從這個運動啟動之後,一方面大家把不同的觀點注入,另一方面很多人也帶著疑慮。其實最早我寫那篇文章之前,大概半年左右,我就接觸到荒野的朋友跟他們談了這些構想,他們就提醒我說,開了這條千里步道會不會又增加了山林的開發,破壞環境生態,我就說當然我會考慮這件事,這是一種座標,這一點很重要。但是就是我們怎樣重新去思考這個問題,盡量我們不要去開闢一條新的道路,我們盡量想說用另外一個角度切入,除非到很必要的時候我們再去開闢一條新的路。我自己的思考是這樣,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利有弊。譬如說我們能透過這個運動本身,假定我們還是要開闢很多路段的話,可是如果我們能在二十年之內避免再去開三十條四線道六線道的大馬路讓很多汽車在那裡行走的話,那這個本身就有意義。也就是透過這個環境倫理的重建,一方面我們可能要付出一點東西,但是我們可能會回饋更多對環境保護的這樣的好處。整個事情,我一直覺得說從比較辯證的觀點去看去思索,也許我們可以共同走出一條新的路來。

我覺得千里步道從開始到今天,另一方面我的定位是什麼?其實423當天晚上,中國時報王超群他打電話給我,他就說編輯部想要問我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做教育改革、社區大學跟千里步道看起來好像不同領域的東西?我當然自己很自責,說真的我會的還是數學,這麼多年搞這些東西,對我來講是減分不是加分。我的個性又有一些奇怪的地方,使得我一步一步跳進去。他問我說為什麼這三個東西可以聯繫在一起,我說很簡單:「公民社會」。台灣的根本問題就是沒有一個公民社會發展的徵象,我希望透過這樣一個運動本身能夠讓各種民間力量投入,從生態保育、文化、地方文史、運動休閒、身心靈健康、大地行腳還有緩慢作息。緩慢作息是現在目前速食文化資本主義全球化浪潮的一種重要的反擊力量,讓緩慢作息這種東西能不能進來在台灣這個社會形成一股力量。

再來的問題就是如何去整合這些力量?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課題。我個人並沒有積極地一定要去排除跟公部門合作,但是第一個階段民間一定要先整合出一股力量出來。第二階段,因為這東西要實踐當然是要透過公共資源,透過政府資源處理,所以我覺得跟公部門要保持一種善意的,要能夠相互了解的,慢慢一步一步相互了解,相互融入的一個態度去面對。不然的話這個運動可能就停留在最後我們自己想,停留在那邊,最後又變成抗爭,原來這種建設性的目標就可能不能達成。所以在這種思考之下,現在就是怎麼整合這股力量,大家可以看到像今天這種聚會就是要整合這股力量。老實說,我自己沒有堅持什麼,我只是希望大家把力量整合在一起,很多疑慮在這邊慢慢透過討論,透過相互聆聽相互了解,把它整合起來,這是我們在處裡意見的整合很必須的,須要這樣的一種機制。

智庫沙龍我們私下稱之為大腦會議,大家來這邊多談。前前後後我們聽到很多疑慮很多顧慮很多提醒,這都非常好。最早我們在開工作會議的時候,蔡博文教授在談在地的參與,我在這段時間看到在地參與的重要性。那這股力量在慢慢形成的過程中,我看到不同的觀點進來,我們稍微轉化的話,都可以變成一種正面的力量。所以我是希望透過運動本身台灣可以出現一個「參與民主」,過去我們的所謂民主是「代議民主」。我們自己沒有辦法決定自己周邊的事情,我們沒有辦法要求我們的環境變成什麼長相。我們只有去選舉一些政治人物出來,然後仰仗他們來替我們解決一些事情。可是一旦有了政治權力之後,他們的思考面就不一樣了。我希望在我們朝向公民社會的過程裡頭能夠出現參與民主,參與民主是相對於代議民主。我講得更專業術語一點但是可能也會更刺激一點就是所謂的「激進民主」,透過參與民主去建立一個參與民主的平台出來。我不特別主觀上希望這個運動後來變成什麼,包括我們剛剛談這個緩慢作息,也許我們可以慢慢地想,最重要第一步就是整合大家的力量,整合不同的思考。

可是這裡頭有一個盲點,就是我們所碰到的,參與民主最困難的是什麼?就是很多人常常開始用他的原有的經驗去談這些東西,很多開會的時候,幾十個人坐在一起,每個人都是在各說各話聽不到彼此在講什麼。所以第一個階段我們在網站上面不斷地把一些論述發出來,讓大家來之前可以多了解一些狀況,這是第一個我們在平台裡頭能夠有的一個機制。第二個是要累積經驗,像這個大腦會議是要一次一次大家去談,彼此知道自己的觀點比較能夠相互了解,在這個過程裡頭我們要累積,不要再回到最初期的問題去。像今天這個大腦會議之後我們會有完整的記錄然後放到網站上面,諸位朋友能夠每一次來最好,如果偶爾一次不能來至少也可以透過網站知道什麼事情在發生,另外一方面對社會大眾也比較不會產生隔閡,這些東西都是我們需要考慮的。

前幾天有幾個朋友來跟我講一些疑慮,我就跟他們講,其實我沒有那麼笨,說真的。很多問題大家都在思考,都在想怎樣突破這個困境,怎樣整合大家的意見,這是第一個階段要去發展的事情,第一個階段在跟公部門直接合作之前先要整合民意整合大家的力量,種種不同的觀點慢慢你會覺得很有意思。有些時候我聽到一些聲音,一開始我就覺得怎麼又在講這些,可是隔了一個晚上,我常常是晚上在思考,尤其是半夜的時候,我醒來突然看到原來他在講的東西還有一些不錯的,還是有他的點子,我也希望大家用這種態度去想。譬如說我剛提到的蔡博文他說的在地參與,一開始我就想行不通的怎麼可能嘛,在地參與的話一定是地方角頭力量進來,那他們所需要的是產業發展,是帶動經濟,那他希望的這條路一定要有水銀燈要很多攤位要賣這個要賣那個。所以我一開始就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最近在探查的過程裡頭,從惠忠跟祥傳他們的言論裡頭,我看到這些東西, 我們在擔心它會過度走向經濟產業,被經濟產業帶著走之前,我們要想一下這地方我們要配合小民的生計,這可能要一併考慮,那怎樣去規劃是需要細膩去操作。等一下我會稍微說明在規劃的過程中我們遇到什麼事情,我們再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大家一起來談是一件蠻重要的事情。這是我的開場白。

再來就是講我個人對這個運動的期待,我分成兩句話。大家知道什麼叫最低綱領什麼叫最高綱領嗎?這個運動我們有個最起碼要達到什麼樣的目標,這是最低綱領,最高綱領是我們希望最好要達到怎樣的理想。我個人一直這樣想,最低綱領一定要從路權著手,要替交通上的弱勢者腳踏車和步行的人,長期被忽略的這批人,也許你同時是開車有時候你走到路面,這時候你從一個強勢變成弱勢。就是你要替這些「行腳者」,行腳就是行人跟腳踏車,每次要講徒步和自行車有點麻煩,慢慢我就講行腳代替,如果你反對也無所謂,我的意思就是行就是行人,腳就是腳踏車。我們要替這些「行腳者」向汽機車爭取路權,這是最低綱領。第二個最高綱領,是蔡建福先生最早提供的意見,我們能不能透過立法,民意的匯集包括立法院的支持透過立法,去設立AONB(area of outstanding natural beauty)就是特殊的美麗風光保留區,像英國的經驗那樣。我想大家可以在網站上看到蔡建福的幾篇文章。上次他也在我們大腦會議做了些報告,不過因為他用的是PowerPoint,其實很難解釋一些事情,我個人還是老式的,我喜歡用黑板。不管怎麼樣,這是我們的最低綱領,我們希望說台灣能出現這樣的一種概念,透過民意的匯集,包括立法院的支持政府部門的支持來設立一些特殊的美麗風光保留區。除了生態敏感的一些地區需要保護之外,進一步的不只是自然生態的,而且人文的,那些台灣的最後之美的田色風光,這些東西很快在消失,我們能不能保留這些東西下來,然後步道基本上就架設在其中,這是最高綱領。然後現在就看我們怎麼做,我們能不能達到最高綱領或是至少最低綱領,或是大家覺得時機未到,大家體力也不足,意志力也不夠,然後整個事情難度這麼高,那我們就往低一點,去做更低一點的事,這我也不反對,我覺得這個運動是大家的。

我總覺得我在幾次會議裡頭,每次碰到就是”這太難了”,不管是在電話上,在很多地方,從這運動開始到今天,大家都在說你在做大夢,我說不是我在做大夢,是大家還在睡覺。我做的是一個很平常的要求,就是台灣有一天會出現一條腳踏車道,而且會出現步道,可以讓走路的人讓騎腳踏車的人能夠悠遊其中,不要一天到晚受汽機車的威脅,這在一個這樣高的國民所得的國度裡並不過份。那真正的阻力在那裡?也就是在我們自己心裡。我們自己設想一個社會主流,這社會主流是我們沒有辦法對抗的。可是今天我仔細估計台灣的社會力,這東西最後還是在我們心裡,所以我們怎樣去克服,這是在我們凝聚這股力量的時候,我們同時要去反思要去想到底我們在擔心什麼。我把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全部提出來了,大家可以再進一步去討論。

我應該再爭取一點時間,我要談一下最近可能的活動。我再講一遍上次我已經提過了,就是我們這個大腦會議是開放性的,工作隊也是開放性的,我們的大腦會議在這裡雖然不做決議,但是如果我們之間有共識,工作隊基本上會尊重。那我們的大腦會議不想要說來作表決來作決議,主要是這個討論更重要。這段時間我們需要去聽到對方的東西。我個人一生參加太多的會議,每次的會議都急著要做決定,為了要作決定你必須不斷去強調自己的立場,你越強調自己立場越聽不到別人的聲音,到最後作成的決議可能不是最好的決議,所以我想這地方基本上是大腦會議,但是我們談的東西會累積下來,工作隊的朋友都在這裡,如果你覺得不放心,想真正去影響這個決策的話,歡迎你加入工作隊,工作隊也是開放參與的。並不是我們把大腦會議架空,然後讓工作隊為所欲為,基本上這是完全開放的場域,大家要了解目前這些發動者以及邀請者的用心。我講話太嚴肅了,我一直批評自己從來沒有幽默感,每次都把大家帶到很嚴肅的很沉重的狀態,這不是我原來的用意。

【二】

重建環境倫理的方式有的是像荒野保護協會長期在做的教育工作,培訓人認識生態環境動植物,進而保育自然,不只是荒野還有賞鳥協會等等也都是在做這樣的工作,這是從教育的觀點著手。另一方面是從議題著手,千里步道能受到社會矚目是很難得的,這讓我們能夠把議題端出來,議題提出之後就會有爭議。譬如我們要爭取路權,這爭議本身就可以讓社會進入共同思考。一個社會要蛻變就要不斷把議題提出來,讓社會進一步思考。所以初期工作隊要辦一些活動,讓大家知道千里步道的方向要怎麼走,讓社會認識,這過程大家在網站上都會看到,我只講重點。

從台北到宜蘭除了走海濱和縱貫鐵路就是北宜路,再來就是走桶後越嶺到宜蘭縣界的小礁溪。目前車子已經可以走到縣界了,那生態需要保護的是這個地方。海濱牽涉太多暫時不考慮,鐵路部份還沒進行,那北宜路方面我講我的意見。

由於北宜高速公路已經打通,原來的北宜路車輛變很少,有人算過一分鐘大概才十部車通過。道路周邊的店鋪都關門了,路其實很寬,車子都開得很快,很多路段都快二十米。假設是十五米,如果我們能撥出四米讓腳踏車行走,留十一米給汽機車來回都還可以走,大卡車也還可以走,只是速度慢一點。譬如腳踏車走這條到宜蘭,人行還是走桶後越嶺,在小礁溪的山的這一側找一條步道,之後即可和腳踏車合流。我剛講這些店舖關門了,如果我們跟坪林鄉鄉長,石碇鄉鄉長和周邊的里長做一些協調的時候,最後他們可能會支持,因為腳踏車會通過,可能會帶來一些商機,而路本來就已經在那裡了,所以談不上破壞,這樣一來我們會得到更多支持面。另一方面像礁溪有很多旅舍,早期支持打通北宜高的旅舍現在都後悔了,因為旅客一天就往回了並不留宿,所以如果我們和礁溪地方人士去談的話,說不定礁溪會支持。路面如果處裡不太困難的話,也許腳踏車就走這條。那路面要去做區隔,如果四米給腳踏車的話,材質要不一樣,路面要墊高一點,這在規劃上都不困難,主要是腳踏車能行走而不受汽機車威脅。步道的部份,以新店捷運站作為起點,腳踏車往北宜路走,步道就乘渡船進入灣潭來到海會寺,海會寺目前沒有渡船,如果有步道經過的話,以後應該會設立,坐渡船到直譚過思源橋到塗潭。

我記得大概是十年前,尤清還在當縣長的時候,由於烏來觀光的需求,許多汽機車堵在新烏路上,就要找替代道路。於是從廣興沿著新潭路就變成替代道路,但是對當地人沒有好處。如果我們能得到當地人支持,可以爭取把這條替代道路封閉,或是說盡量不當替代道路用,讓當地居民使用,那麼車流量在管制之下可以減少許多。而烏來的觀光需求如何被滿足呢?我覺得應該使用公共運輸。朋友曾經仔細算過告訴我,在新屋路堵車堵得很嚴重的時候,算算只有一百多人在車裡頭,車輛卻可以堵塞綿延四公里。其實只要有很好的接駁車,觀光需求就可以被滿足,也可以減少很大的車流輛。我聽祥傳講直潭地區已經列入都市計劃,地方希望進入都市計劃之後就進一步開發。我們希望透過地方協調看能不能擋住。大家常覺得只要列入都市計劃就能賺錢,這其實是幻象。而如果我們不碰這個議題的話,台灣很多開發都不能避免了。

從廣興到加九寮過去有一個步道現在是無法通過,要不要開闢大家還要思考一下。到烏來就沿著桶後溪到宜蘭縣界。那天有一個在福山國小當主任的原住民朋友,幫我們打聽這地方自行車能不能通過。這段桶後越嶺大概兩個多小時的腳踏車的路,專業的自行車騎士可以過得去。我一直講要感受自然之美一定要付出努力,沒有道理是不努力就可以享受到自然之美,這是不可能的。這個概念我希望透過運動本身去呈現,就真的要流一點汗才會感到看到一些東西,看到東西時也才會有感動。台灣的社會如果成熟到它就是這種程度的通過而不再去作進一步開發,我覺得是可以的。一旦覺得說是千里步道的話,這邊的人會不會覺得這邊也要打通?這是大家要去討論的。

另外有一件事,前一陣子烏來地方人士想要從這邊開一條路到三峽,這樣觀光人潮會大量擁入,避免烏來到新店交通的瓶頸。台大生態保育社和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以及可能還有其他環保團體加入,他們經過了幾年的努力並深入地方經營,最後終於透過環評把案子擋下來。最早你很難想像這個案子可以擋得下來,因為在地方角頭及地方有力人士索求無度的狀態很難擋得下來,但是經過他們深入基層的努力還是擋了下來。台灣社會你說沒有希望也不見得,很多時候大家覺得是地方需求,其實並不是真正地方小民的需求,而是地方角頭的需求,如果透過這個運動本身能夠分離出來,環境倫理才可能重建。我希望下次有機會可以請黃泰華來做一個報告,看他們當初是怎麼經營烏來這個地區,使得這個環評能夠通過,把案子打掉,我覺得這是非常寶貴經驗。

 

(本文係黃武雄教授於千里步道第二次智庫沙龍會議(2005.05)中之談話,其中【一】為開場講演之逐字稿;【二】為黃武雄教授針對千里步道運動當時活動路線講解之摘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