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與台北高等學校(2022.04.11)

月前應《高校通訊》主編，台師大林巾力教授之邀，承諾書寫家父黃集榮的故事，用意是雙重的：除了記錄父親的一些軼事，也想藉由父親的事蹟，以小窺大，為日治時期台灣的知識階級，留下一份近身觀察的樣本。

日治中後期(1912-1945)，即大正元年迄二戰結束，台灣社會出現了三個階級：勞動階級、市民階級以及知識階級。這三個階級合力建構了台灣當時的社會。1945年日本戰敗，國府來台接收，台灣社會陷入空前的混亂與極度恐懼。加上原有的台語及日文，一夕之間被華語及中文取代，造成嚴重的文化斷層。

失語症與失憶症，隨著國府政權的高壓與恐怖政策，籠罩島嶼的天空。一兩代過去，到1980左右，當年台灣社會的樣貌已模糊難辨。

勞動階級與市民階級的面目，多少還有一些蛛絲馬跡。例如日治時期的作家，像張文環、鍾理和、吳濁流、楊逵、呂赫若、龍瑛宗等人留下的作品。另外，一些民間歌謠的傳唱、也有助於揣摩它們大致的輪廓。值得特別提出的：2003年郭珍弟與簡偉斯拍攝的《跳舞時代》，反映了市民階級的喜好與日常。

唯獨知識階級的樣貌，幾乎被台灣社會遺忘，直到近十年才隨著台灣主體意識的萌芽，一點一滴開始被重構。一整代知識階級為何消失？如何消失？這段悲慘歷史的交代，不是這篇文章被邀稿的緣由，也非我一人或一文能勝任的工作。但書寫此文，不只為了描繪父親一個人，更希望用這一面切片，匯入諸多作家與導演的努力，漸漸拼湊出那一代知識階級的圖像。

一丶

父親出生於嘉義朴子，台灣西南近海的小鎮。出生的年代，在日治大正元年(1912)，亦即民國元年。當時台灣還在日本治理之下。朴子亦名樸仔腳，屬台南州東石郡。

父親本名黃集榮，字重憲，別號秋影。中年之後，感嘆人治亂世，國之基本人權，沒有憲法保障，常自稱「重憲」，並以此簽名，製作名片。寫書法，則落款黃秋影。（こうしゅうえい，此號與本名黃集榮之日文讀音相同）。

父親九足歲（即虛歲十歲）才入學，虛歲一般也稱「台灣歲」。當時家道中落。祖父黃柔早先在東石（朴子之西、濱海）經營鹽場致富，購地百甲。但因與兄弟分家而沒落[註1]。祖父排行第二，兄弟三人。分家之後，祖父變得一貧如洗，連讓父親及齢入學都有困難。

父親聰明穎悟，入公學校五年之後，自朴子公學校畢業，即考上台北高等學校「尋常科」，這在當時日治下的南台灣，是一件轟動的大新聞。

日治下的國民學校分「小學校」與「公學校」兩種。「小學校」的學生多半是日本孩童，少數來自台灣仕紳的家庭。一般台灣孩童只進「公學校」。

另外，戰前日本的「高等學校」並非中學，而是五年制中學之後的大學預科，係三年制。高等學校是日本訓練社會菁英的搖籃。畢業的學生，經常進入帝國大學。

但高等學校另設「尋常科」，尋常科更是未來菁英中的菁英，從十二足歲起就開始栽培，為七年制的直升班，入學四年後，直升前述三年制的「高等科」。訓練年限總共7年，比三年制的學生少了一年，即可畢業(一般是中學5年，加上高等學校3年，共需8年)。

父親從南台灣的窮鄉僻壤，一夕之間擠進當時培養社會菁英的核心，對他的一生，有決定性的影響。對我們的家族及後代，則是「大翻身」。

我寧願用這樣庸俗的觀點，不厭其煩的細談這件事，因為我一直關注人類社會的演變，了解社會階級流動對個人的影響，也深刻體會人生境遇中的偶然與必然。在繼續討論父親的經歷之前，譲我先騰出一點篇幅，來談我的觀點。

二丶

人類這個物種，要在嚴酷的自然環境中繁衍，並發展成今日這樣豐裕的文明社會，是歷經無數的苦難與血淚的。多少個世代，人的生活資源一直嚴重匱乏，除少數貴族門閥及幸運者之外，絕大多數的人，生活都非常困苦。

對我來說，人的歷史就是一部開拓資源、分配資源，搶奪資源的血淚史。精神文明只不過是：在資源的夾縫中勉強擠出來的花草，點綴並撫慰人心的痛苦，帶來一點知性或感性的歡樂，溫潤人們受傷的心靈。

今日人類的富足與奢華，就歷史來說，是稍縱即逝，極其短暫的現象，除非人能珍惜文明已擁有的資源，發揮理性與智慧，去調整個體與集體的矛盾，修復人類文明與大自然之間的衝突。

僅僅在上一個世代，在1943年我剛出生的時候，二次世界大戰方酣，幾千萬人像草一樣大批大批的死去。

戰爭是什麼？戰爭就是合法的屠殺，瘋狂的、愚蠢的相互屠殺，發動戰爭當然牽涉少數人巨大的政經利益，歷來的階級壓迫也是重要的因素。但背後主要的動力還是「資源」的搶奪。

發動戰爭另一個可怕的動力，則是「概念」。人會為了追求扭曲的概念，把它當成理想，而發動屠殺似的戰爭。例如極右翼的種族淨化、追求民族榮光；極左翼的敉平階級壓迫。又例如宗教的不寬容、幾個世紀新舊基督教徒之間的血腥殺戮。

先談資源：為什麼要戰爭、要搶奪資源？因為資源不足。人類社會長期處於資源匱乏的狀態（相對於人口）。才不過一個多世紀之前，像梵谷這樣偉大的藝術天才，生活沒有一日安定；像Bernard Riemann這樣偉大的數學天才，一直貧病交迫。即使在新大陸，還不到一個世紀之前，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多少人長年飢餓，過著毫無尊嚴的日子。讀Steinbeck的小說《憤怒的葡萄》，讀讀杜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你會看到這一切如此真實，只是人類對於過去，善於遺忘。

1945年戰後經濟復甦，科學研究的成果回饋給人類社會，資源大量開拓，資本主義急速發達，人類才史無前例的進入豐裕社會的階段。這一切不過是距今五、六十年的事。

至於「概念」：這是人類永遠的困境，很多人，尤其菁英與統治階級，會把所謂「理想」轉化為不可妥協的信仰鬥爭。即使資源已經足夠豐裕，仍可能因為追求某種概念而發動戰爭，把殺戮當作榮耀。

設若資源不足或分配不均，這些瘋狂的概念，更可能因而蔓延滋長，用殘酷的暴力造成恐怖的浩刧。

到了21世紀，這種陰影，仍然籠罩在世界各地的天空。血腥的戰爭，核戰的威脅，依舊揮之不去。人類正步向未知的深淵。

三、

父親成長的年代，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方興未艾。台灣雖然是個終年常綠、農產還算豐厚的寶島，但經三百年外來政權的搜刮，人民的生活非常困苦。1895年滿清政府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進入了另一個禍福相倚的階段。

1912年父親出生，正值日本進入開明自由的大正時期。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歷經半個世紀之後，到大正年代開始收割其現代化成果。在殖民地的台灣，日本統治者自1895年領台之後的殘酷鎮壓，此時也緩和下來（霧社事件尚未發生）。在派遣來台一些技術菁英用心的經營下，台灣現代化的建設與典章制度逐一建立[註2］。加上日本本土大量引入西方重要的現代思潮，經由台灣第一、二代留日學生的媒介，早期封建愚昧的漢人社會，開始脫胎換骨，走向現代社會之路。

大正以降，台灣一時亦文物鼎盛、人才輩出。文化恊會衆多志士，一方面對抗日本統治者對台灣人的差別待遇，另一方面則著手進行文化啓蒙的工作。

四丶

父親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成長，他自朴子公學校，考上台北高等學校尋常科的消息，被新聞大幅報導，南台灣人因此感到驕傲，並心疼父親家境清苦，紛紛寄物相贈。

很多年後，父親親口向我敘述，當年高雄有無名氏，還主動替他做了一雙好皮鞋寄到朴子贈送給他。換句話說，父親是背負著南台灣人殷切的期待，來到台北高等學校。這是1926年、大正十五年春天的事。

當時台北高等學校的校址，就在今日和平東路的師範大學本部。現今師大幾棟漂亮的紅磚建築是當時建造的。父親選擇理科乙。亦即主修理科與德文。[註3]

就這樣，父親成為台灣南部人晉身菁英階級的一個典範，這在1920迄30年代，階級流動率極低的台灣農業社會是罕見的。

1952年夏天，祖父黃柔心臟病突發，在家鄉朴子故居去世。父親服喪，我們舉家自新竹遷回朴子。

二姐和惠與我，也自新竹國小轉學，回朴子國小。父親兒時就讀的朴子公學校，係朴子國小的前身。二姐與我的兩位老師黃伯勳、吳崇德知道我們的父親是誰，都說「黃集榮」，這個名字他們自小耳熟能詳。又說父親是他們小時父母一再提起，鞭策要他們效法學習的偶像，因此黃、吳兩位老師頻頻鼓勵並鞭策我們，要努力用功，像父親一樣出人頭地。

其實1952年父親回朴子時，為了一家糊口，只當一名東石高中的兼任英語教師，收入微薄。以世俗的觀點，談不上出人頭地。但是他的事蹟流傳了幾十年，成為朴子人晉身的榜樣。

五丶

1972年我回台大任教，隔年夏天，在中央研究院申請研究計畫，進行全省農村抽樣調查(當時還未廢省)。途經朴子附近的村落，很多低矮破舊的農舍，牆壁都張貼大紅字海報，上寫：「祝賀陳某某考上清華大學！」「恭喜黃某某金榜題名，高中台大電機系！」…。經查訪，這些海報是農舍的親友為了道賀主人，請人張貼，把考上大學看成是光耀門楣的大事。五十多年了，這種考試晉身的方式，仍然是朴子人的希望。在嘉南平原常有「朴子出人材」的成語，是否與父親有關，我不得而知。但在朴子這類窮鄉僻壤，透過讀書考試而翻身，應自父親始。

我們在朴子街上的故居，大廳的牆壁常年懸掛曾祖父（即祖父黃柔的父親）身穿官服、頭戴官帽的巨幅畫像。小時我每天盯著看那幅畫，一直認為我們出身清朝官宦之家。1977年左右，我已在台大任教多年，父親自日本來與我小住。有一天我問起曾祖父是當了清朝的什麼官？父親說：「那是阿公找畫匠來，憑空想像出來的畫」，意謂曾祖父的畫像是靠畫匠一枝筆「官袍加身」的。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短短四個字，混雜了人類社會千百層的意義，對於匱乏社會的人們，則飽含無數的期待、空想、失望、挫折、殘酷競爭、驕縱奢華……。

人生有很多必然與偶然，我不憚其煩的敘說父親1926年春天的偶然，就是因為那次的偶然，決定性的影響其後黃氏家族的命運。

六丶

父親在高等學校七年所受的訓練十分紮實。畢業後考上九州帝國大學，專攻德國文學（獨逸志文學）。但踏進社會養家活口的依靠，則是他在高等學校所學的物理化學。

1956年他被聘到菲律賓「馬尼拉造紙廠」當廠長，享有美金高薪。為期雖短，但憑藉的便是，他早年在高等學校理科打下的化學基礎，及其後二十多年的研發經驗。

高等學校雖分文理兩科，但基本上還是通才教育，德國十九世紀浪漫時期的文學與西歐的古典音樂，深深吸引父親。這也是後來進帝大，違抗祖父要他學醫的嚴命，偷偷轉攻德國文學的緣由。他熟悉歌德、席勒的詩，一時興起，便用德文吟誦幾段；對古典音樂也有相當造詣。蕭邦、貝多芬、布拉姆斯、舒伯特等人的音樂，是他終生的精神養分。家中蒐集的黑膠唱片，足足塞滿三個書架。

父親年輕時亦涉獵繪畫。日治時期，台灣藝術家極少有作品入選日本「帝國展」。相對的，台灣美術展覽會，簡稱「台展」，則為台灣重要畫家作品發表的主要場地。1938年台展改為「府展」，由台灣總督府主辦。

父親題為《composition(構圖)》的油畫，曾入選第六回台展，用暗鬱的色調及抽象手法畫小提琴，開台灣立體派之先。另一幅《淡水風景》則入選第四回台展。時年未及弱冠。可惜後來為了謀生，這些天份與素養未能繼續發揮。但他留下的「文化資本」無形中造就了我們後代的文化素質。

父親這兩幅入選台展的油畫，都在台北高等學校完成。展覽時間分別為1930與1932，依序父親為17歲與19歲。[註4]

很早以前我就有這樣的猜想：父親1932年題為《構圖》的油畫，是台灣首度出現的抽象畫。這個猜想後來漸得藝評人士的認同。藝評家蔡潔妮則獨立提出：

「台灣的抽象畫發展甚早，透過水墨線條的靈性…透過形狀和顏色…，之後更將中國繪畫意境的追求和西方對時空意念的探討融為一體，創作出曲線，…早在1932年（昭和7年）第六回台展西洋畫部已經出現了一件，那是本地藝術家黃集榮的作品；莊世和亦投入抽象繪畫的創作，…」「…日本藝術界及陳澄波本人都已注意到從立體主義走向抽象藝術的雛型，比如藤島武二的《耕作到天邊》（1938第二回文部省美術展覽會)。另一方面，日本時代的台灣藝術家—-如黃集榮（1932）、莊世和—-在戰前已經進行了這種前衛藝術的創作。一般所認知的：抽象畫的概念是由戰後遷居台灣的中國藝術家所引進的，這並不正確。」[註S]

可惜父親兩幅入選台展的油畫，早已佚失，不知流落何方？現今看到的是黑白的圖錄，連原來彩色的畫面，都只能在記憶中懷想。

七、

日制高等學校學風自由開明，由於學生係一時菁英，社會皆十分寶貝。警察對高校學生亦十分尊重。林忠勝寫楊肇嘉、陳逸松諸人的傳記，提到學生半夜冶遊遲歸，警察不只不取締，甚至恊助他們翻牆潛回宿舍。

父親深受德國浪漫主義影響，思想尤其自由開明。在教育觀念方面，一反漢人封建的打駡教條，更排斥日本軍國思想的嚴苛。他對待我們小孩，從來不打不駡，尊重小孩。也沒有刻意要教導我們什麼，只是提供自由思辨的環境，看著孩子們自由長大。

相對於我的同儕，我非常幸運。1959年我從台中一中保送台大，選擇走進數學這極端冷門艱苦的領域。父親只說了一句：數學很難。友輩多人為了選擇自己興趣的科系，與他們的父母僵持，或抗爭多年。差距在於自由開明的思想，從來不曾在台灣社會生根。

高等學校另一特徵，就是全人教育，或至少是通才教育。不論主修英文，抑或德文，語文課每週佔了17個小時。目的在於栽培未來的菁英，讓他們有能力透過外國語文，毫無障礙的深入西方世界的文化。

1990年代初期，我規劃通識教育，擔任台大通識教育小組的召集人，赴各學院學系，進行溝通與說服。農化系的資深教授蘇仲卿，係台北高等學校晚期的畢業生。有次他在座中亦證言：日治時代的高等學校，做的就是全人的通才教育。

八、

父親一生除了音樂藝術文學都有涉獵之外，也依靠他在高等學校理科七年，打造下來的理化基礎，發明或開創很多東西，例如：非肥皂的前身原子洗衣粉、大甲草蓆草帽的漂白技術、台灣最早期的道林紙、香蕉果醬。

日治時代後期，父親在豐原翁子社經營興亞造紙廠，兼技術指導。這家造紙廠就是永豐餘的前身，因故轉由「何永集團」接手經營。[註5]

到六〇年代之後，父親更陸續發明紙鍋丶耐壓耐潮的紙箱、早期電腦的打卡紙。並申請到美日兩國專利。

1966年我赴美留學，途經大阪父母家。一日，父親邀我去他的辦公室説：爸爸用紙鍋煮麵給你吃。真的，很神奇，盛湯麺的紙鍋沒被爐火燒壞。我張大眼睛，不敢相信。台灣有一度也有紙鍋上市，但那是1990年代之後的事。前後有30年的時間落差。

1966年9月14日，我登機飛美。臨別前夜，父親找我進他臥房，在床榻邊說：「你明天就要啓程了，爸爸身無恆產，沒什麼可留給你。如果有一天你在美國生活潦倒，這是爸爸在美國申請到的專利。你把它賣了吧，換取一點生活費。」

九、

父親擅長日文、德文、英文。不慣白話華語(當時通稱北京話)，唯諳漢文，亦喜京劇。書法有相當造詣，一生最欣賞的是乾隆時期台灣文人林朝英的字。自身則勤奮練字，運筆如飛，獨樹一幟。

我自幼耳濡目染，也多少接觸書法。父親善用軟筆，軟筆難寫，必須具備數十年功力。我缺少這種功力，只能用硬筆。

父親成長於大正年間，亦感染文化恊會的氣息，親人有參與農民組合者，如黃水金(我四堂伯)、李天生、褚鴻森之父(係父親舅舅，恊助李天生經營大榮鋼鐵廠)。父親本人不介入政治，但對弱勢者與台灣人數百年來坎坷的命運，則一直放在心上。1972年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父親寓居日本大阪，寫下中堂一幅：[註6]

昔傳故國為蓬萊歷來蒼生薄命哀

孤島風雲激動中天佑仙境何日開

(讀此詩宜用台語發音)

詩中憂情，五十年過去，依然是這塊土地未卜的命運。

1986年歲初，父親逝於家兄東照在大阪堺市的住宅。去世前，囑家姐靜惠將林朝英的書法，懸掛於病榻前。雙眼睜大，盯著他喜愛的字，好似點頭讃賞，隨即喘了一口氣，含笑而逝。

家弟德慈將父親骨灰，與母親、四妹的，三人合葬於加州半月灣half moon bay墓園，西向太平洋。我寫下碑文字句：

憶父—

　　功在四野德披八方

　　紅塵落盡猶聆蕭邦

懷母—

　　南方大雁來棲北枝

　　衆鳥哺成黃粱未熟

念四妹—

　　笑如銀鈴無限解人

　　來似天使去且無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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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為何分家會沒落？據父親告訴我，經營鹽場及購地置產，是靠祖父籌措資金，並四方借貸。及至分家，只分財產，不分債務。但當時未還之債務，仍多於三分之一財產。

[註2] 日本在台的現代化建設，應上溯自領台之初。1896年愛知醫學校校長後藤新平來台任衞生顧問，便開始規劃污水下水道系統，整頓環境衛生，控制鼠疫、天花、瘧疾等流行病；1898年後藤任民政局長，大規模培養醫事人員，進行土地測量、人口普查，為其後現代化的建設奠定基礎。這類記載有很多資料佐證。尤其大正年間，八田與一的水利與電力工程，更是耳熟能詳。（關於後藤新平的事蹟，參見鄭雅文編：《拓墾與傳承》2021）

[註3] a.父親高校時期